1. 《法兰西和她的军队》
1939年9月1日，被西方政客们骄惯得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悍然按下了战争按钮。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数百架亮着翼灯的德国飞机闪电般地闯入了波兰上空。顷刻之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保持着不祥的沉默的国境地带成了机器轰鸣、火焰纷飞的战场。紧接着，58个战斗师，25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从东普鲁士和德波边境三个方向，向毫无戒备的波兰，也就是向所有对战争灾难视而不见或到最后关头仍抱侥幸心理的西方国家发动了攻击……
戴高乐的预言终于成了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
但直到这个时刻，戴高乐仍被那些政客和军界的上司们看作是个不祥的刺头。因为英、法垄断资本的政府和军队根本无意与德国作战，但因为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有义务救助波兰，不得已于9月3日分别向德国宣战，拥有上百个师的英法联军，也只是在边境上呐喊一阵，放了几枪，便静坐下来，眼看着自己的邻居被强盗毁灭。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前，戴高乐关于加强战备、强化国防的游说也只能被人看作是“政治野心”而处处受人排斥罢了。
有一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戴高乐仍以一个秘书处中校级工作人员的身份发出了扩建装甲部队的呼吁，使与会者厌烦已极。不久，他就被从秘书处赶出来，调往梅斯地区担任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次调动，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流放。陆军部的人在发调令时不无揶揄地说：“你用纸上坦克把我们搞得够乱了，这一回倒要看看你用钢铁坦克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
一心为国的戴高乐没有计较这些。他把这次调动看作是一次实践自己理论的大好机会。他兴致勃勃地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尽一切可能加紧训练部队。1938年7月14日，在庆祝国庆日的军事演习中，他戴着雪白的手套，指挥着他的坦克团，以别开生面的阵式大展神威，使出席观摩的军官们大开眼界。当时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吉罗将军 （此人日后还将在一些充 满戏剧性的场合与戴高乐对抗）首先就部队的训练有素向这位“摩托上校”
表示祝贺，接着就用异常尖刻的语调宣布道：“亲爱的戴高乐，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
果然不久，戴高乐又被调到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
这支部队名为“坦克旅”，实际上仅几十辆轻型坦克。而且更远离巴黎。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根本就无法与上层和其他各方面接触，等于被隔离了。
他只好继续著书立说，向国人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聊以尽一尽一个法兰西军人的义务。
在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1938年年底，《法兰西和她的军队》问世了。在这本书里，戴高乐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资料和精确的内容，阐明了若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又一次大声疾呼加强战备，加强军队的战斗力，让军队恢复她昔日的荣光。但是，这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著作，仍像一粒小石子投入大海，除激起了一点小水星，便没有下文了。
这样，这位精明的史学家和战略家，就只能悲愤地注视着战争在法国和她的军队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虽然他位卑职小，人微言轻，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使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气馁，更没有权力就此沉默。1939年11月，他写信给总参谋部，再次明确指出边境上一条漫长绵直的战线是极难防守的，要求立即整顿机械化部队。当时担任步兵和坦克部队总监的梅菲厄将军竟断然反对道：“从此事的目前状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戴高乐闻讯，痛心疾首。他的倔强脾气，终于促使他毅然只身飞往巴黎。
在他的政界的惟一一位朋友、当时任财政部长的保罗·雷诺的寓所，他遇见了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三个人都心情沉重地交换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之后，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写了一份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的备忘录，分送给80位主要政治家，呼吁他们正视并吸取德国在波兰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他把德国的令人恐惧的打击力量和法国相对的软弱无能进行了一番对比，并把德国的强大归功于它的机械化力量，再次指出法国当时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济于事。他说：“任何守军如果只局限于使用旧式的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此，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是现代防御战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里，戴高乐首次阐述了坦克力量需要空中力量配合的道理，要求政府与英美合作，制定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他预言：战争将蔓延到全世界，陆海空三军将联合作战。他再次呼吁法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但直到这时，法兰西和她的军队还是顽固地不理睬这位赤胆忠心但又几乎赤手空拳的爱国者！
2. 大显身手的时刻
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机。由于西方国家出兵挪威惨遭失败，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和英国的张伯伦政府这两大绥靖主义集团相继倒台。1940年3月21日，戴高乐的朋友、前内阁财政部长保罗·雷诺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勒布伦召见，受命组阁，旋即邀请戴高乐去巴黎，打算请他担任新的军事会议副国务秘书，并请他代为起草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政见声明 （而后此声明一字未 改地被宣读了）。但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法国的“多党政治”制度再一次发挥了它的危害民族、危害国家的巨大作用。任内阁总理，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则把下台总理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雷诺无奈，只得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达拉第一听说雷诺对戴高乐的邀请，便捎话给他：如果他要那么办，他达拉第就将建议让戴高乐接任陆军部长，他自己则辞去内阁职务。雷诺不能让新政府刚成立就垮台，只好万分惋惜地收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
戴高乐乘兴而来，失望而归。在返回驻地的途中，他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司令部。身材比戴高乐矮了一大截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兵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这个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扩大装甲兵建制是戴高乐鼓吹多年的事，听到这个虽然迟到的消息虽然也算欢欣鼓舞，但他仍禁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忧虑。甘默林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时局发展到这步田地，即使甘默林将军看到了根据，对法国来说也已经为时太晚。雷诺总理一上台，立即陷入了与政见不同的助手和内阁同僚们永无休止的辩论、争吵之中，戴高乐在《声明》中所倡导并得到雷诺赞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无法实行。戴高乐真是五内俱焚。5月3日，他又给新任军事会议主席的雷诺总理写了下面这封信：
主席先生：
波兰之战及其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惟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燃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变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趑趄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固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乃国家之事，且属头等大事，惟有政治家才足以膺此重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拉扎尔·卡尔诺，1752～1823，法兰西革命共和队的创建人——作者注）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6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惟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适宜的时候为你效劳。
这封信，再一次雄辩地证实了他的卓越的预见才能和战略眼光，同时也首次向世界表明，他会在“适宜的时候”走上政治舞台。历史，正一步步把这位未来的巨人推向他的预定位置。
正好是一个星期以后的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终于打破了西线的平静。当轻纱般的薄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碧绿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即将开始的时候，德国集中了136个师，其中10个坦克师，7个摩托化师， 2 580辆坦克， 3 824架飞机，分a、b、 c三个集团军群向荷、比、卢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式进攻。a集团军群为左翼，避过比利时和卢森堡，拟在迪南与色当之间强渡马斯河，穿过法国边界防线，直取松姆河口。b 集团军群为右翼，也将绕过马奇诺防线攻入法国。只有c集团军群对法国视作生命线的马奇诺防线发动佯攻，以迷惑法军。
其时，西欧诸国共有142个师，其中法军100个，荷兰10个，比利时22个，英国远征军 10个，坦克2 300辆，总兵力并不弱于德国。但由于战备不足，没有组成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加上比利时和荷兰死到临头还在相信希特勒的保证恪守中立，所以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误而更显严重。英法军政当局一再嘲笑戴高乐的警告，始终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要进攻也会像一战时期那样取道比利时，那么敌人就会被阻挡在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以东；他们直到战争打响，都还不愿意相信德国庞大的坦克部队会像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里所预言的从马奇诺防线的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70年前的普鲁士人就是从这里南下打败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他们做梦也没想过历史竟会如此简单可笑地重复，因而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所以，当枪炮一响，德军三天之内拿下了法国北部的战略要地色当时，万森城堡甘默林将军的总司令部里立刻乱成了一窝蜂！
5月14日，决定法国命运的时刻到了。一支在数量、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装甲机动部队，在希特勒的爱将、六年前问法国记者“我的伟大的同行戴高乐上校在干些什么”的德军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将军 的率领下，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强渡马斯河，以破竹之势突破法军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仅八万人的防线，洪水猛兽般遮天盖地地向法国北部压来，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也延展到了莱茵河后面100英里！
这一下，法国人被吓坏了，西欧人也被吓坏了。荷兰军队的总司令签署了停战投降令，法国总理雷诺竟也于15日清晨7点半钟就打电话告诉上台刚五天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被打败了！”使一直崇敬“伟大的法兰西军队”的丘吉尔一时间目瞪口呆。
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钢与火的灾难，50岁的戴高乐上校终于被破格起用。这天——5月15日清晨，他被装甲兵司令杜芒克将军召到总部面授机宜：为了阻止敌人攻势、保卫巴黎，法军必须在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上设立一道防线。他的任务是指挥第四坦克师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与他分手时，语气低沉地说了这么一句：“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在运用你长期以来所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大显身手！”是的，戴高乐也正盼着这一天。可是，天啊，第四坦克师在哪里？虽然这个师是原定就应该在5月15日成立的，但由于战争，到了这一天，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却连一个坦克轮子都没有见到！
临危受命的戴高乐上校一出司令部，就直奔拉昂，并立即在城东南的布鲁耶设立了他的指挥所。然后驱车巡视了他的防区。他的防区看上去一切都是匆匆拼凑而成的。一群又一群难民拼命地向南涌去，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有许多是刚被敌人解除了武装的法军士兵。当时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飞速前进，突然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德国人高喊：“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
叫他们放下武器，乘车或徒步南行，以免妨碍德国人前进。戴高乐疏通堵塞的交通时听到敌人这样蔑视狼狈不堪的法国保卫者，满腔愁绪化成了冲天怒火！法军有3000辆坦克和800挺机枪，与德军在西线的配备数量相当。但由于法军的坦克分散配属于各步兵团队，无法发挥作用；德军的装甲部队却高度集中，所向披靡。戴高乐悲愤交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
作为一名法兰西军人，戴高乐上校在战场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到5月17日拂晓，好不容易凑集了三个营的坦克，他立即把这三个营投入了战斗。
他们一路上横扫敌人，迅速推进到蒙科尔内。这是一次短暂的然而又振奋人心的胜利。可惜好景不长。部队到达塞尔河边，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
白天上司又拨来了第四轻步兵营；戴高乐立即派这支生力军去消灭进攻时残留在身后的顽抗之敌。这时，集结在塞尔河北岸的德国炮兵开始轰击，法国的大炮却还没有进入阵地。下午，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袭击了法国的坦克和载重汽车，双方力量十分悬殊，但戴高乐带领部队奋勇冲杀，到晚上，他们以不足200人的伤亡，击毙敌人数百名，还俘虏了130多名德军。这一胜利稳定了军心。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不再向南跑了，“戴高乐挡住了德国人！”
然而，整个局势已经无可挽回。法军缺乏作战经验，战前又没有很好地进行动员和训练。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足4个小时；许多军官还是在这一地区的战场上才和他们的士兵第一次见面。军队连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通讯设备都没有，上下左右只能靠传令兵骑摩托联络。尽管如此，戴高乐仍义无反顾地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一周之后，他又奉命去塞纳河一线狙击敌人。给他的命令是如此地前后矛盾，先是要他向北进击，接着又要他去攻打德军在亚眠地区的桥头堡，最后又命令他进攻阿布维尔的敌军。这时已经是5月27日，他被晋升为准将的第三天。他带领残缺不全的第四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三天之内他迫使敌人后退了9英里，俘虏了500多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
到了5月30日，戴高乐仓促组建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四天前，布伦落入了德国人之手，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向德军投降，使大量德军从英法部队的侧翼长驱直入，把25万英军和10万法军包围在加来地区的敦刻尔克。巴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内部，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已在谈论法国的无条件投降！
对此，戴高乐将军只能是满腔愤怒。在枪林弹雨的空隙中，他给一位老朋友写信道：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蔑视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他们的智力和品格是如此低下，他们长期奉行错误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千古罪人！
3. 掌握命运的人
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法国国内外一些不明真相或居心叵测的政客都纷纷指责戴高乐对他以前的上司们孤傲刻薄，不留一点情面，他们对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对法兰西犯下的罪行的了解哪有戴高乐的十年苦谏和浴血拼杀时的体会那么深刻？那些“老爷们”平时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对新生事物和正确意见的压制和打击是那么的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灾难降临，又是他们最先惊慌失措，一心只想投降。为了鼓舞他们昔日的斗志，作为盟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上任后的第六天下午3点曾乘“红鹤”式飞机赶到巴黎，问法国国防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总司令甘默林：“战略后备队在哪里？”当时没一个人回答。他又问一次：“机动部队在哪里？”沮丧的甘默林将军才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作为法国战时内阁的艰难的总理保罗·雷诺也在想方设法使他的助手和同僚们珍惜自己的荣誉，从此团结、振作、奋勇抗敌。5月18日，他下决心改组了最高统帅部和内阁。他让达拉第去主管外交，自己兼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任命新近从近东回国的73岁的老将军魏刚接替甘默林，并请80岁高龄、法国著名的凡尔登胜利的老英雄贝当元帅担任副总理和国家军委副主席。然而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争取抗战胜利；实际上他早就好像无法思考问题了。而魏刚将军在视察了前线之后，竟心灰意冷地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他说：“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意见居然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支持！
雷诺总理感到自己在内阁越来越孤立，越来越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于是，在进入法国战争最后阶段的6月5日再次调整内阁人员的时候，他力排众议，特别是不顾老贝当的再三反对，毅然任命晋升准将才十天的戴高乐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从此，戴高乐为法兰西而战的战斗岗位就从坦克车里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当天晚上，戴高乐匆匆告别了部队，赶到了位于巴黎爱丽舍宫的总理办公室。一见雷诺，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你会后悔的。雷诺无可奈何地搪塞：“把他放在里面比放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戴高乐尖锐地分析道：“形势发展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清静不下来了。而且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但是，如果1940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打赢另外一仗。”
讲到这里，戴高乐思考了片刻，又接着说：“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说到这里，戴高乐挺了挺高大的身躯，恳切地请求，“就由我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吧！”
这是保罗·雷诺总理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明晰而富于责任心和进取精神的对形势和前景的分析，他很激动地对戴高乐说：“咱们想到一起来了，真是太好了！我请你尽快前往伦敦。现在必须使英国政府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如果必要甚至是在海外。你去见丘吉尔先生并告诉他，我的内阁改组和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决心的证明！”后来他写道：“我很高兴让英国人看到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将军。”
6月9日清晨，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副官热奥弗瓦·戴库尔塞尔中尉和总理外交秘书处主任罗兰·德马热里的陪同下飞往伦敦。在唐宁街10号，他拜会了丘吉尔首相。这是英法两个盟国的两位二战中的伟人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日后多次的亲密合作、相互支持和无休止地争吵的开端。
但这首次会面却不可能使双方对对方有太多的了解，因为刚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是以保罗·雷诺的名义讲话的，丘吉尔知道失败主义情绪正在雷诺内阁中蔓延，而雷诺本人也表现得时而坚定、时而动摇；同时，丘吉尔也已对法队取得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虽然他愿意相信戴高乐，并对他显示出的继续战斗的决心表示满意，但仍断然拒绝了增派飞行中队参加法国战役的要求。
这时西欧战场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军已抵达巴黎城下，巴黎受到三面包围的威胁，当天晚上戴高乐从伦敦一回到巴黎，雷诺就把他请到家里，六神无主地问：“现在德军已经兵临城下，大难临头，政府应该怎么办？”
戴高乐胸有成竹地回答：立即迁往非洲，与盟国一起坚持战斗！
然而，雷诺已经无法控制政府。第二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并当即从南部进攻法国；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坚决要求停战投降，并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这虽与以戴高乐为首的主战派保卫巴黎的决心背道而驰，但内阁还是批准了，并决定当晚撤出巴黎。这更助长了魏刚将军的气焰，结果，他竟又自作主张地邀请盟国的丘吉尔首相来布里亚尔举行英法联席会议，准备请求首相同意法国违背同盟协定，单独向德国求和。
因为英法两国是休戚与共的同盟国，一方单独求合不仅意味着撕毁盟约，更会使另一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因而将极严重地影响士气，助长敌人威风。这是丘吉尔极不愿意接受的恶果。为此，丘吉尔又于6月11日和13日两度飞往法国，想尽一切办法对盟友进行鼓励、劝说。然而，他万分痛心地看到，在投降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戴高乐将军的势力越来越微弱，雷诺总理手中残余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但是，首相在失望之余也看到了一点希望的火星：这就是那位不管压力再大，却仍然镇定自若坚忍不拔的戴高乐将军！首相示意同行的斯皮尔斯将军与戴高乐将军接触。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的意见如何？”
“我坚持我原来的计划。”戴高乐的语言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应该战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必然会取得胜利！
这种坚定的态度使老丘吉尔感动得两眼直闪泪花。丘吉尔这位被英国历届政府着意培养起来的战时首相，凭他那几十年政治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敏锐地发现这个身材高大、沉着坚定的准将骨子里蕴藏着极为可贵的领袖素质。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
当我们穿过拥挤的走廊走进院子时，我看到戴高乐将军冷漠地站在大门口，脸上毫无表情。我同他打招呼，低声用法语说：“掌握命运的人。”他仍然不动声色。
可是在当时，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却缺乏掌握命运的利剑。在内阁，贝当、魏刚以及最高军事会议秘书保罗·杜博安等主张的投降主义占上风。
戴高乐恨透了政客的和自私，也恨透了雷诺的软弱无能，他打算辞去内阁职务，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时，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来见他，力劝他打消这念头。“一场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他说，“将来，你将要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但有一个有利之处，你是我们当中惟一一个保全了名声的人。
不要想别的，只去考虑应当为法兰西做些什么，而你目前的地位可能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便利。”这番颇具远见的话使戴高乐冷静下来，没有交出辞呈，而是坚持要雷诺签署了一项让总司令做好向非洲转移的准备工作的命令。但第二天，1940年6月14日上午，德军巨大的“卐”字旗帜已升起在巴黎主要广场并高高飘扬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法国政府不得不迁往波尔多。
到达波尔多后，戴高乐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以利今后在非洲坚持战斗的行政措施。他直截了当地对总理说：“我尽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会屈从停战协定。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事到尽头，雷诺只有按他的意思办了。
“那么我得马上到伦敦去一趟，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就走，将来到什么地方和你会合呢？”
雷诺回答：“到阿尔及尔找我。”
于是，戴高乐匆匆告别，当晚赶到布列塔尼，第二天清晨乘上“米兰号”驱逐舰前往伦敦。但他没想到，雷诺在贝当等人影响下，又给丘吉尔发了封要求同意法国单独媾和的电报，并且暗示如果英国拒绝，他就将辞职。戴高乐到伦敦后，得知了电报内容，内心沉痛莫名。他和英国政府几经协商，想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救急办法：建立英法联盟，让英法两个民族合并为一体，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这样，法国的单独媾和就没有意义了。当天中午，他们草拟了《联盟宣言》，下午交英国战时内阁讨论批准，下午4点半钟，戴高乐打电话把这件大事告诉了正要主持内阁辩论会的雷诺总理。
这对不得不屈从阁僚压力的雷诺，不亚于一支强心剂。电话那端的伦敦事件头头丘吉尔兴奋的声音更是令人振奋：“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你要坚持住！”
可是，当天晚上9点半钟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把合并协议的副本送回波尔多时，却在机场获悉，协议已遭投降派坚决抵制，雷诺总理已愤而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阁！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戴高乐意识到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遵循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留下来跟着投降；一是就此背弃投降政府，舍弃身家性命和高堂老母乘原机返回英国救亡图存。
第一条路是安全的，但那与军人的荣誉和法兰西的利益背道而驰；第二条路凶险万分，却隐现出一丝救国的希望。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天一亮就乘原机返回！他当即又赶去见他那位失败的朋友雷诺最后一面。那位富于才智的朋友，已被最近一连串的事变和怯懦成性的阁僚的背弃压垮，此时由于绝望和失眠，精神相当萎靡。戴高乐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并把自己准备逃亡英国的决定告诉了他。戴高乐慷慨激昂的言词又一次令他振奋，使他毅然动用了他残存的权力，给了不屈不挠的戴高乐最后一次支持：从总理秘密款项中支付给戴高乐10万法郎作秘密经费。
第二天上午，即1940年6月17日10点钟，戴高乐准将，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泰然自若地到机场为斯皮尔斯将军送行。他的副官戴库尔塞尔中尉已事先躲进了飞机里。在发动机发出轰鸣，机轮正要开始滑行的瞬间，从飞机里伸出一双大手，把戴高乐准将迅速地拉入了飞机，旋即关闭了舱门。
监视戴高乐准将的秘密警察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载着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升上了蓝天。
4. “我必须爬上高峰”
初到伦敦，戴高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就像“在极为不幸的沉船海难后被冲上英国的海滩”，孤身一个，两手空空，前途未卜，后退无路，所有的，只是一个不屈的信念和满腔战斗的热血。
他就是那种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必定要走到底的人！40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都是为了“神圣的法兰西”吗？！现在，危难中的“法兰西”正需要他！他已经顾不了别的了。
目前最紧要的，是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其次是取得武器，组建一支救国队伍。
最为幸运的是，东道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斗志也同他一样坚决、一样旺盛。那是一位天然的盟友。他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
他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不多，主要盟国已屈膝投降；但他还是坚定地准备迎击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不过和戴高乐比起来，他的资本要雄厚得多！他毕竟掌握着国家政权，能调动全部的国家机器和力量。
当然，也不能说戴高乐完全一无所有，在这开初最困难的时刻，他几乎立即得到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丘吉尔热情而坚定的慨然承诺。6月17日下午，戴高乐10天之内第五次站到首相面前，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两人商定，只等贝当一向德国人屈膝就立即公开广播！当天晚上，贝当政府正式通过比利时大使向德国法西斯表示了求和的意愿。第二天，即1940年6月18日下午6点钟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b2播音室，坐到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事实上，从这一刻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兰西的战斗旗手，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广播的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言我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
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她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她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对于法兰西，这是她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救亡的战斗檄文。但对于坐在麦克风前宣读的戴高乐，这一刻却是一个十分痛楚的窘境，“随着那覆水难收的言词滔滔涌出，我心中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中的生涯行将结束。我在49岁上开始去冒险，就像一个被命运抛入完全陌生环境的人。”
他面前障碍重重，意志稍为薄弱的人可能早就被压垮了。英国外交部怕得罪贝当元帅而进行干预，使戴高乐6月19日以后好几天不能广播；他为激励波尔多的贝当政府振奋斗志的最后一次努力，换回的却是命令他立即回国的电报。他给魏刚将军去了封信，恳切地要求他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到的却是法国大使馆转交的要他去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的命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竟改为“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好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当局打电报，呼吁他们坚持抗战，邀请他们来伦敦共商抵抗大计，得到的却是一片嘲笑。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惟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就连决心打下去的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
戴高乐毫不气馁。6月19日晚，他又利用英国广播大声疾呼：
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但法国的军政首脑们依然不理睬戴高乐的警告，反而加快了投降的进程。6月21日中午，在巴黎市郊贡比涅森林，一战结束时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投降的德意志帝国宣读34个条款的地方，这些在戴高乐面前高傲得不可一世的老爷们，在希特勒面前，却卑躬屈节地静听德官凯特尔向他们宣读德国提出的条款。这条款共36条，比22年前的加倍苛刻。其中最恶毒的一条，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条款还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最后，希特勒给法国划定一片未占领区，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并指定把首都设在维希市（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手段。它不仅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了法国，还可以让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可以打消躲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
对这样苛刻的条件，法国的军政首脑们没提任何异议。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怵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伟大明星殒落，绝大多数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凄然泪下。
敌人指定的傀儡政府显然已经不能代表法国；6千万法国人民更不能没有祖国！不能再等待，不能再对那些“老爷们”寄予希望！在这严峻的时刻，戴高乐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即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
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但在伦敦，他又 打出了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他也确实再无退路只能前进——为了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他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一面和挪威、荷兰等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联系，取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面加紧招兵买马。他向英国政府借了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和那些逃难到英国各地来的法国人见面，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坚定的手势和清晰、粗犷的声音鼓动他们：“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戴高乐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之后，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了他的旗帜下。6月29日，他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招募了外籍军团第13旅两个营，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 2/3，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以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6月30日，第一个有高级军衔的人投奔到洛林十字旗帜下，这就是后来连续三次“米塞利埃事件”的主角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他的到来对戴高乐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紧接着，一些人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出来，一些人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投奔而来；白城的敦刻尔克伤兵中，有200名决定加入自由法国，一个渔船队甚至把布列塔尼沿岸塞纳岛上所有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运到了科尼什海岸上。而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份来信寄到了伦敦。
更为重要的是，法队中一些不甘屈辱的中高级军官也冲破层层阻挠聚集到了他的身旁。他在德国战俘营的难友卡特鲁上将特从西贡赶来听候当年的“大元帅”的指挥，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和影响都较低的戴高乐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后来成为得力干将的年轻军官也先后赶来报到。戴高乐的圣西尔军校老同学贝图阿尔重返摩洛哥时，一次给他留下了所部外籍军团的半个旅。虽然上述人全加到一起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他们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的信心和斗志。
忙忙碌碌中，法国的国庆节悄悄来临了。为了向世界宣告一支反法西斯的法队存在，戴高乐果断而不乏想象力地决定举行一次独特的阅兵式。
7月14日上午，拥有七千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的心灵深处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首次公开挑战。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
绝望之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了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还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另一张，是一冢被过路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7月16日，这位伟大的母亲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便独自在班明死去了。
5. “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
在对戴高乐的态度上，再次说明了人民和反动统治者之间实在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法国人民说：“现在我们在等待你”；维希政府却攻击戴高乐是“国家的叛徒”、“丘吉尔一手扶植的傀儡”、“走狗”，并荒谬地“缺席 判处”戴高乐“死刑”。
对这样的攻击，戴高乐嗤之以鼻，但他也确实感到，在初步建立了一支战斗队之后，尽快确立自由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便发表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
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座大厦的基石。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是想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终于承认他们有义务“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在草拟确定戴高乐将军本身的权限和如何使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条款时，双方字斟句酌，进行了艰苦的辩论。出于人力物力相差悬殊的现实，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一种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
在协议中，自由法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贷。所有开支将单独立账，以后予以偿还（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全部清偿），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和独立自主。 这一点，使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到法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形象”。
这一协议更加重大和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不仅使戴高乐摆脱了当前的物质困难，同时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从此有了正式的基础，而且还使全世界知道，英法的团结又有了新的开端。其结果是不久就在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如中非和法国的海外侨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紧接着，其他国家也开始效法英国朝同一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这首先发生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之间。它们的力量虽然很小，却保持了它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地位和影响。
在努力使“自由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戴高乐还千方百计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这时，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森教授作为他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的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普列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宾金则与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此外，年轻的德瓦弗兰上尉以“帕西”为化名，白手起家地创建了一张颇有能量的秘密情报网络。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拥有了一批得力的参谋。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辈和冒险家的人，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鼓舞下，不惜赴汤蹈火，一直追随着戴高乐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到了这时候，戴高乐意识到他必须去开拓非洲了。两个月前，他还在枉费心机地苦谏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去领导非洲那辽阔的法属殖民地，开拓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基地。现在，这个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
但是，到非洲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投降达三天之久，但终于屈从于事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也反对投降，但当他被维希政府提升为高级专员时，马上变了态度。乌班吉人虽然赞成抗战，但得看布拉柴维尔方面的眼色行事；加蓬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怀有敌意。只有喀麦隆和乍得两处使人振奋。喀麦隆人对投降非常愤慨，尽管总督布律诺不愿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
乍得黑人总督埃布埃对纳粹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他表示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入手，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8月2日，他派精明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先赴索马里半岛，而后派普利文、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前往赤道非洲。这些能干而忠心为国的年轻人很快就使洛林十字旗帜升起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
下一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这一次，戴高乐派出了一位杰出而才思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到月底，这几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
然而，在另一处战略要地——达喀尔，戴高乐却受到了自由法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
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地区。尽管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兵戎相见是很难的，因为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计划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步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但要使这个计划实现，就必须请英国提供海上支持，否则这支远征小部队很快就会被维希政府的海军消灭。于是，戴高乐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丘吉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8月6日，戴高乐应邀来到丘吉尔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一见面，丘吉尔先生就开门见山地反驳了戴高乐的计划，认为那样将会把一支英国舰队滞留在非洲好几个月。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更富于想象力的方案。他以他那特有的文学家的气质，为戴高乐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这么一幅达喀尔的黎明景象：
人们从忧愁和疑惧中醒来，看到海面上已布满了战舰。上百艘舰艇徐徐驶近，一边前进一边播送着表示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有的则挂着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的国旗。从这支盟军的舰队里驶出一只不带武器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载着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代表开进港内。
他们被带去会见总督，给他施加了点友好然而坚定的压力：是合作，还是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这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飞临城市上空；撒下劝告的传单。总督当然得装装样子放上几炮，但不会再打下去。到了晚上，他，总督先生，就要和戴高乐将军共进晚餐，为最后的胜利干杯啦！
丘吉尔四溢的热情产生了特别效果，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本身也很有道理，挺合乎“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初衷，因而同意了这个意见。8月31日，在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戴高乐的远征部队从利物浦出发了。
戴高乐乘坐着悬挂法国国旗的“韦斯特兰号”军舰，斯皮尔斯将军站在他身旁，兴致勃勃地向丘吉尔先生描绘的美好的图景驶去。
然而，丘吉尔先生所描绘的那幅美好图景已经注定不会出现。首先，是丘吉尔先生应诺的“上百艘舰艇”，到临行时，只剩下二艘旧式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就是载着戴高乐两营海军陆战队的三艘运输舰，统共约二十来艘舰艇。另外，最大的失误就是泄了密。法国人各持己见、自由散漫的天性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机密乃是军事行动的生命。在准备远征的二十来天里，人们公开谈论，一些自由法官在酒店里大叫大嚷“为达喀尔干杯”、“为胜利干杯”，而此刻，轴心国的间谍却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当戴高乐的远征部队还在海上航行时，维希政府已派出一支由三艘巨型巡洋舰和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到了达喀尔，之后还得到了“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同时，还有一艘法国海军引为骄傲的巨型军舰“黎塞留号”此时正泊在达喀尔！
在得到敌情变化的情报后，戴高乐与坎宁安上将商量：决定继续执行这个代号为“威慑”的达喀尔计划。但当他们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又碰上了一桩倒霉透顶的事：一场浓雾！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的威慑效果，就必须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有可能被英法舰队“强大”的阵势吓倒。可是，天公不作美，这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得人们什么也看不见。
戴高乐派出的使者遭到炮击，两人重伤；英国炮舰与海岸炮台交火一阵之后，英国一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受到重创。联合舰队只得改变战术，想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不料又遭到了岸上强烈的抵抗。此时，戴高乐和坎宁安都痛苦地意识到：不得不忍痛放弃“威慑”计划。
这次失败给自由法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严重影响了戴高乐的声誉，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国一方的希望破灭，许多法国人因此而不愿相信、投奔戴高乐，而且使更多的敌视他的事业的人幸灾乐祸。在英国，它使许多人认为自由法兰西人不值得信任，陆军部和海军部许多人都以此为由在日后制订行动计划时将自由法国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坏性的是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行动开始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行动失利却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由此，他心安理得地对戴高乐评价不高，始终把他作为一个经验不足、办事鲁莽的低级将官、英国的傀儡，理所当然而且颇为坚决地把他排斥于盟军行动之外。
这次失利也给了戴高乐本人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坍，瓦块劈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但他那百折不挠的天性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说：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我不能、也没有权力接受失败！输了这一次，我还可以打下一次。
同时，他的盟友和支持者们也纷纷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戴高乐这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将军。德拉米纳上校和勒克莱尔少校则给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总督卡鲁特上将，也即专程赶来和他会面，当众忠诚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巨大热忱。
这一切，使戴高乐万分感动，也使他为国尽忠的信心更加坚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无愧于不屈不挠的法兰西的象征！”
6. “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10月24日，偏安于维希的所谓“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老贝当不顾国民的谴责，跑到蒙都瓦去会见了希特勒，表明他的政府准备积极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了。这使戴高乐无比愤恨。他万分痛心地感到：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法兰西民族利益急需一个坚强的保护人。他本人，戴高乐将军，必须担负起这个保护人的重任，“自由法国”
再不能仅仅是一个运动，而必须在已经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
他立即着手准备。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也是当时抵抗侵略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把这个神圣的职责交给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它。
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国家和帝国！
与此同时，戴高乐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宣布任命卡特鲁上将、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戴高乐为国防委员会主席。
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接着又于11月6日郑重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同时根据1884年的宪法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完全是违法的。
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戴高乐在非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它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已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也使戴高乐终于进入了历史为他安排好了的角色，即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
从此，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必须“以法国的名义”勇敢地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决不能像单纯的军事家那样，时刻顾忌自己实力、地位的虚弱。
这个事业的崇高而悲壮的色彩首先表现在中东危机上。中东的地位在当时异常重要，重要在苏伊士运河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关键。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向德意轴心国敞开了大门，而保住了这个地方，则总有一天能从东方进入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戴高乐十分明白，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士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更其尖锐化。而法国，她在这里的地位已被无可挽回地削弱了 （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块法国过去的殖民地已在名义上独立，国联仅授予法国“委托统治权”）；英国出于战争的目的，自然想取代法国建立起“领导权”；而德国，更看到了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在跃跃欲试。戴高乐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法国示弱，那么今后她就再别指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戴高乐感到必须行动，即使这不可避免地要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4月中旬，戴高乐写信给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正式提出把勒让蒂约姆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往昔兰尼加——埃及战场，协助他作战。
此议还没得到答复，巴黎又传来坏消息：德军即将入侵中东。希特勒以放宽对占领线两侧贸易的控制，为维希政府重新装备6艘驱逐舰和7艘鱼雷艇，把占领费从每天的4亿法郎减到3亿法郎并释放83000名战俘等“优惠条件”，已诱使维希政府答应为入侵中东的德军提供武器并给予登陆权！
三天之后，戴高乐又接到英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的电报，电文说目前似乎不大需要自由法国的军队继续在中东地区作战。又说戴高乐也没有去的必要。
戴高乐无疑被盟友憋了一肚子气，他回电说：“不管怎么说，中东目前事态的发展，将使在非洲特别是在乍得的自由法国部队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他决定“集中手头所有人力和物力保卫这些领地”。接着，他电召原来派驻中东的卡特鲁将军返回布拉柴维尔并把这一决定通知英方，同时任命加斯东为他在近东地区的政治代表、勒让蒂约姆将军为总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英方不得不让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将军，指示他“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部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
第一回合戴高乐胜了。他又以他惯有的洞察力果断地做了个考虑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智的决定，向英方表示愿意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独立和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声明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权利。紧接着，他又就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给卡特鲁将军发出了详尽的指示：“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6月8日，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起打着盟国的旗帜越过了边界，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发。在和维希守军激战了13天之后，联军完成了战斗任务。
为了抵消英国在叙、黎两国独立问题上的影响和她似乎已取得的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仲裁人资格，戴高乐三天后正式委派卡特鲁将军为他在中东地区的首席代表，负责谈判缔结有关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并与法国结盟的条约，同时确保该地区的防务。
然而，中东问题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很快就转化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14日，由于维希法国驻叙利亚军队司令邓茨将军向英方投降，维希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协定，等于“把叙、黎两国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而关于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权利都只字不提。
听到这个消息，戴高乐火冒三丈：“不行，一定要阻止这个协定实施！”
他急匆匆赶到开罗，与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开始了极为严肃的会谈。
戴高乐：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惟有自由法国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交代。
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维希法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和法国增援部队的泉源无法接近的情况。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的结果，却让你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利特尔顿：根据英国和自由法国1940年8月7日的协议，你们应该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戴高乐：我所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伸展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
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争取他们反正过来，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像这样一批打仗上了瘾的军队，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如此不加考虑地把他们遣返，实在太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利特尔顿：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应地位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关于停战协定的问题，由于已经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
戴高乐：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利特尔顿：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戴高乐：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避免含糊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从7月24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依靠这个统帅部了。
同时，我已经命令卡特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战争物资。
最后，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改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利特尔顿先生，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的同盟事业做了一些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之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
戴高乐宁折不弯、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天晚上，利特尔顿再次与戴高乐会晤。他完全否定英国有在中东取代法国的企图，并宣布他愿意用书面形式向戴高乐保证，英国决然不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谋求任何私利。但这个承诺仍不能满足戴高乐，他指出停战协定仍在执行。利特尔顿再次领略了戴高乐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神气和矢志不移的决心。他不得不服输。
7月24日，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对停战协定的“解释性”协议，结果，数千名维希官兵反正，使戴高乐得以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7.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在戴高乐初创政权时期都引起了内政外交上的大地震，也更增添了这位巨人的传奇色彩。
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是首批投奔戴高乐的人中军衔最高的将领，也是一个具有“难以相处”性格的人。他到伦敦时年已花甲，但胡须墨黑，两眼炯炯有神，整天轻松自在，显示出一副大海盗气派。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确实很有才干，所以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然而，这位中将却是个权欲心重且死要面子的妄自尊大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的军衔级别比戴高乐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一直心怀不满，经常干出些超出职权发号施令的事，在自由法国内部很不得人心。
1941年元旦清晨，这位海军中将突然被英国当局逮捕。英国情报局获得了四份文件，其中一份说明米塞利埃把远征达喀尔的计划出卖给了维希当局；另一份则是他企图把“苏尔库夫”号潜艇交给维希政府的计划；第三份是他因破坏了非洲海军部队的招募计划而获得2000英镑偿金的证明。因为当时戴高乐正在乡下与妻儿过元旦，丘吉尔断然决定，立即把米塞利埃和他的几个部下投入监狱。
这件事不论真实与否，都是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行为。戴高乐第二天上午才得到英方通报，当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要求英方立即放人。但丘吉尔盛怒之中，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嚷着“真想立即把他吊死！”三天后，戴高乐又向斯皮尔斯将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那几份证明海军中将有罪的文件是伪造的，英国方面这才着了慌，加紧了调查。到1月8日，戴高乐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将军，否则，自由法国不惜断绝与英国的一切关系！但这时，英方已经查明，这些文件确实是两名与海军中将有私怨的情报官员伪造的！为此，英国方面只好十分尴尬地释放了海军中将，而丘吉尔，则于9日上午亲自登门向戴高乐赔礼道歉，并把两名谍工交由戴高乐处置。戴高乐当时也许原谅了此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英方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作法。不久，他下令把所有为自由法国工作的英国籍人统统解雇，英法两方在外交上费了好大劲才使这位执拗的将军收回成命。
第二起“米塞利埃事件”发生在这年9月。这件事的背景是英方对戴高乐的寸步不让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戴高乐是靠英方的慷慨援助扶持起来的，他应当表现得“听话一点”。丘吉尔想建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来分散戴高乐的权力，以遏制他思想上越来越鲜明的“君主独裁”倾向。而自由法国内部，也有以米塞利埃将军为首的一伙人“认为戴高乐患了妄自尊大的毛病……他感到，要么他们必须换掉他们的领袖，要么，领袖必须改变自己的作风，二者必择其一。”在英国人看来，米塞利埃在政治上属于“轻量级选手”，取代戴高乐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民主化，则无可厚非。
这种看法和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人。9月 19日，密谋活动的关键人物在萨瓦饭店的一间雅座里共进午餐，他们中有米塞利埃、莫莱、夏埃菲和《法国解放报》编辑拉巴特，英方有莫顿少校和莫里斯·德尚。东道主是贝斯伯勒勋爵。据说，他后来对此事的评论是：“我从没想到一次革命需要这么多的白兰地！”
这些人确实是在策划一场革命。米塞利埃踌躇满志地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已经向戴高乐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戴高乐立即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发表任何声明和作出任何有关政策的决定，都必须事先得到执委会的批准。戴高乐将军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他米塞利埃则出任拥有一切实权的副主席，一些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则由他的朋友们负责：拉巴特负责政治指导和宣传工作，莫莱出掌情报机构和海军，他米塞利埃自己还将兼管国防。米塞利埃说，他已经要求戴高乐尽早答复，假如戴高乐拒绝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政府，他和他的舰队已完成战斗部署，随时可以参加战争——但不是作为戴高乐将军指挥的部队！午餐后，这伙密谋分子回到米塞利埃的公寓起草了一个详细阐述该方案的法令，打算交给戴高乐签署和“英王陛下的政府批准”。
这种公开制造分裂的行径却不是丘吉尔所欢迎的，当然更别妄想戴高乐会屈从。其实戴高乐早已成竹在胸。他根本不理睬米塞利埃的“照会”和“法令草案”，而是在卡尔顿花园精心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米塞利埃急不可耐，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约了拉巴特一起去拜会戴高乐。戴高乐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建立一个委员会是毫无问题的，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他本人担任。将军欢迎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加入委员会，但断然拒绝让莫莱取代帕西。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当即声明，他们不能接受由戴高乐继续独掌大权和帕西独掌情报工作的方案……他们拒绝加入委员会。
利令智昏的米塞利埃以为这会迫使戴高乐让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负责政治内阁事务的德尚，问将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德尚回答说，将军事实上正在准备宣布民族委员会的任命名单，其中既不包括米塞利埃，也没有莫莱和拉巴特。米塞利埃勃然大怒道：既然如此，海军“将独立出来继续战斗”！接着他竟通知英国海军部，他准备把“他的”舰队交给他们调遣。
戴高乐得知米塞利埃竟在分裂的邪道上越走越远，不免怒火中烧，但为了事业，为了团结，他还是给米塞利埃发了个义正辞严的最后通牒：
你已通知我你的决定，即你本人及海军与自由法国决裂……你这样做是在滥用授予你的军事指挥权，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考虑，以恢复理智，重尽职守。否则，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你不致造成危害，并将你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也就是说，你将受到人们的唾弃。我还必须通知你……我确信会得到我们的英国盟友的支持……他们承认我为自由法国的领袖。
接着，戴高乐于下午1时拜会了丘吉尔，通报了上述情况。丘吉尔大吃一惊，因为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显然是严重危害英法两国的共同利益的！
当天晚上，英国内阁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尽最大力量调解。最后，米塞利埃不得不屈服，戴高乐则还是把他纳入了新成立的九人委员会，因为“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海军军官，而且仍然能够在他的岗位上为自由法国效力”。
最后一次“米塞利埃事件”是由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对抗引起的。
在北美洲的纽芬兰海岸有两个法属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上的五千多居民对维希政府毫无好感。但维希政府在岛上有一座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敌人用它对美国进行广播宣传，还可以用来向德国潜艇通报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盟国船队的位置。所以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岛，却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和加拿大早就想控制它，却碍于老贝当的情面。自法国投降以来，美国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威尔斯副国务卿一直就不遗余力地和贝当的维希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指望能鼓励那位年迈的元帅能抬头挺胸，别把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并终有一天能说服和领导北非拿起武器向德国人开战。
戴高乐早就想收复这两座岛屿，但这必须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同意。当戴高乐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通报他打算于1941年秋季动手时，艾登向他阐述了上述问题。得到加拿大的许可没费什么周折，但要取得美国的同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自战争爆发以来，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抱有极大的信心。同丘吉尔一样，他确信美国最终会参战，它的介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抗衡英国对法国的影响。为此，他几次派遣使团去华盛顿，再三提出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甚至还提出同意让美军充分使用自由法国在非洲的海军基地。但是，美国竟毫无反应。
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戴高乐却“仅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已”。而法国将军，自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誉和光彩。
至于戴高乐这位特别的法国准将，据深受贝当影响的、美国驻维希法国的代表李海海军上将所提供的报告说，则不仅是“法国的叛徒”，而且还是“英国的傀儡”，甚至还带有法西斯独裁者倾向；另外，达喀尔的败仗也足以说明他成不了气候。所以，罗斯福政府一直在以虽徒劳无功但却又令人钦佩的耐心讨好维希政权，根本不愿意理睬戴高乐。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终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戴高乐马上意识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对一位朋友说：“大局已定。在这场工业战争中，没有谁能与美国的工业实力抗衡。”他还以他一贯的战略眼光预言说：“从现在起，英国人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点头将什么也干不成。”
然而，战争却并没使美国人改变对维希政府的笼络态度。他们坚决不同意戴高乐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打算让“加拿大派出人员管理岛上的无线电台”。这样一来，一项军事计划又演变成了外国干涉法国领土的问题了。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利益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戴高乐于12月初命令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去加拿大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自由法国海军部队。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便断然命令米塞利埃立即攻占那两个岛屿。
罗斯福和丘吉尔起初对此事倒没怎么在意，赫尔国务卿却不然。“虽然这两个岛屿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但它们被自由法国人以武力强行占领却给我们造成巨大麻烦……这可能严重影响我们同贝当元帅的政府的关系。”他发表了一个公报以示愤慨：
我们得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军舰在圣皮埃尔岛登陆是一个武断的行动，它违反了有关各方的协定，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或征求美国的同意。美国政府已询问加拿大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恢复该岛的现状。
但加拿大政府的答复却是：“加拿大人对戴高乐的行动感到欣慰。”美国舆论也非常赞赏这次行动，并对赫尔发表的“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声明表示极大的义愤，不计其数的“所谓的国务卿”、“所谓的国务院”的挖苦和辱骂信件飞到了他办公桌上。赫尔不愿善罢甘休，他极力想说服丘吉尔支持他逼迫戴高乐撤出该岛，但丘吉尔却认为“赫尔先生完全是小题大作”，因为英国外交部已发来电报，指出任何逼迫戴高乐撤离的行动都“势必会引起一场难以置信的动乱，我们将无法向公众解释”。戴高乐也给丘吉尔拍来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国务院目前对自由法国和维希政权采取的不同态度，将极大地损害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对那些应对投降负责的人和犯有通敌罪的人公开表示这种偏爱，将给自由法队和领地以及沦陷区的舆论造成令人遗憾的印象”。因此，丘吉尔不仅不支持赫尔逼迫戴高乐，反而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谴责了投降的维希政权，并为戴高乐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但赫尔国务卿也同样执拗。他先是起草了一份保全面子的声明，丘吉尔拒绝签字后，他又拟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建议所有武装力量都从岛上撤走，两岛由美、英、加三国共管，并向罗斯福威胁说：假如总统在这件事上不给予他更坚决的支持，他就辞职。罗斯福无奈，只得劝丘吉尔去对戴高乐施压，并暗示他不惜使用武力。丘吉尔相当难堪，又不得不去逼迫戴高乐接受赫尔方案，他自己拉不下这个面皮，又只好敦促外交大臣艾登再次充当中间人。
事情既到了这一步，戴高乐当然更是谁的面子都不能买。他认为：一个人可能有朋友，但一个民族却不可能有朋友！而自己，则已经是民族利益的保护人了。所以，他决不能妥协。
艾登暗示道：美国正考虑派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到圣皮埃尔岛，那时您将怎么办？
戴高乐回答说：盟国的军舰将停泊在该岛领海范围之外，而美国海军将领则上岛同米塞利埃共进午餐，他会十分高兴的。
艾登说：但假如美国的巡洋舰驶入法国的领海呢？
戴高乐说：我们的人会按惯例通知他们停止前进。
艾登又追问一句：假如他们还是向前开呢？
戴高乐仍不动声色地说：那就会发生最令人遗憾的事，因为那时我们的人将不得不开炮！
这种毫无妥协余地的态度使艾登大臣的说客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去如实向丘吉尔汇报。丘吉尔更是左右为难。因为从客观上说，美国丰富的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确实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坚和后盾，他实在不能得罪。他再次劝说戴高乐委曲求全，并以自己为例：“你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戴高乐说：“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呢！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太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这是戴高乐的苦衷，也是事实。丘吉尔当然也无法再逼迫戴高乐。于是，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再次施展他那高超的外交天才，多方斡旋，终于使这事拖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激动情绪都逐渐冷却，最后默认了两岛的现实。
不料那位不甘寂寞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又莫名其妙地挑起事端，并迅速把事态扩大成一场英法政治危机。他于2月28日返回英国，戴高乐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来欢迎，并马上请他领导一次新的作战行动，但米塞利埃却反常地当众指责戴高乐在两岛事件期间损害了他同美国人的关系，怒斥戴高乐的“独裁倾向”；过了三天，他竟宣布他辞去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令他所有的 同事目瞪口呆。戴高乐接受了他的辞职时，他却又宣称还要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而且这次除了莫莱、拉巴特等人之外，他还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所有战时内阁成员都附和亚历山大，他们甚至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必须坚决主张米塞利埃海军上将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职务；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同意这一意见，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一意见生效。”
这样，一场自由法国的内部矛盾又变成了一场英法争吵。安东尼·艾登是处理前两次米塞利埃事件的老手，这次又被请出来向戴高乐转达内阁的立场。但戴高乐的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又再次使他碰了钉子。戴高乐说“他不知道国务大臣是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他不能允许他的立场为米塞利埃的阴谋活动所动摇！”最后艾登问他将怎样处置海军上将，戴高乐说他将建议米塞利埃“休息”。艾登劝将军考虑48小时再做答复，这更使戴高乐火上加油，他一回去就召集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命令米塞利埃休假30天，期间不许在海军司令部露面。海军上将恼羞成怒，拒绝服从。于是被处以30天软禁。根据英法《司法协议》，戴高乐还要求英王陛下政府保证处罚得到执行。英国内阁万分尴尬，不予答复，戴高乐便下令停止与英国政府的一切往来，并于3月18日隐退到乡下去了。
这下英国内阁又不得不让步了。因为自从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
讲话，他实际上已成了全体法国抵抗力量的精神领袖，而后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使他在自由法国巩固了谁也取代不了的地位。海军大臣被迫做出了妥协。3月23日，他们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并保证在30天之内不让海军上将与自由法国海军人员有任何接触……
从此，米塞利埃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8. “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经过一年多血与火的考验，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陆海空武装部队，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于1941年9月24日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敌人所不能接受的。卖国的维希政府和德意法西斯立刻群起而攻之。委员会有时被描述成一群贪婪的政客，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而有时，则又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的狂人”。
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在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是戴高乐孤独地发出了最初的战斗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为首的一些不屈的法国人，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向法西斯统治者宣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窗下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一伙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继任的赖伐尔之流的卖国求荣，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法国经济；也正是他们奉行卖国哲学，才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为德国法西斯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维希政府的军队不打敌人反而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们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惜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戴高乐的影响下秘密地发展起来。不屈的沦陷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抗战运动。有的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运输或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还有的则在袭扰敌人，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络。
在民族委员会宣告成立的时候，法国本土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人的事件。第一批死于正义枪口之下的，有一个刚从地铁上来的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波尔多一个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两名士兵。接着，其他地区的暗杀行动也相继开始了。为了报复，德国人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千爱国者关进监狱，然后又押往德国服苦役，同时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被暗杀的城镇的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无视危险单独抗战的沦陷区人民的英勇战绩，他的心情既骄傲又沉重。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注意保存实力，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为此，他于10月23日通过广播，命令沦陷区人民要讲究斗争策略，目前不要去杀德国人，以保存力量等待进攻的命令。
10月24日，德国法西斯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了50名人质。消息传来，戴高乐真是悲愤交加。为了抗议侵略者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戴高乐在 25日的广播中号召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下午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5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
10月31日下午4时，全体法国人都响应了他们的战斗领袖的号召，静默示威了足足5分钟，使维希政府和德意志法西斯知道，法国人不可侮，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
这以后，各式各样抵抗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本土建立起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地下军配合盟军，为打击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伦敦，戴高乐所代表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不列颠岛不仅成了戴高乐与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了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六个月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伯台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火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由鲍端司令领导的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其中有521人在以后的战斗中奉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军官。在英国这块基地上，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培训了数千名海军人员，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海军将士英勇献身。战争开始时，法国商船队所有的270万吨船位中有70万吨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是千方百计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使这支船队达到5000名海军官兵。到1942年春，这些战士已有1/4在海洋上为国捐躯。
自由法国的空军更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1941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叙利亚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戴高乐又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的司令官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光荣牺牲。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指挥官毕若在敌人后方执行任务殉职后，由摩里尼接替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后，就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表现了自由法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在战斗中牺牲的总数，比所保存的实力多出一倍！
在非洲战场，自由法国的战士们创造了许多传奇的战绩。骁勇善战的勒克莱尔上校兵力少，装备差；他只派一支小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远离驻地的库佛腊，而且两地之间几乎没有公路。他征集了大约一百辆大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75毫米的加农炮和几挺不好使的机枪搞长途奔袭，迫使库佛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投降后才懊丧地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北非，盖尼将军领导的第一轻装师于比尔哈亥依木地区被德军骁将隆美尔元帅的集团军重重包围，遭到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当时盖尼将军不仅兵力与敌人相差太悬殊，而且武器弹药粮食都很缺乏，加上水源断绝，处境非常困难。德国人三次命令其投降，盖尼将军每次都以炮火做了回答。经过11天极为艰苦的拼杀，这支5500人的队伍，以1109人的伤亡，击毙敌人3000多名后，竟奇迹般地突破了重围，真正成了“法国的骄傲”。
六天以后，一万多法民在伦敦集会，庆祝“六一八”讲话发表两周年。回顾两年的战斗历程，戴高乐不由百感交集，抗战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力量仍显得太弱小，艰苦的岁月还在后头，仍需团结，激励更多的人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他说：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
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担负起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胜利发展。
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决不罢休。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她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她服务的人，以及在她永久的未来中为她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是的，法兰西，这位古老的、曾为人类现代文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上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的伟大的母亲，现在正用她那苦难的、充满期望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那些为她的解放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
戴高乐和他的战士们。
9. “战斗法国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当时，戴高乐的战斗的艰苦不仅表现在敌人的残暴和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国际关系上。他最忠诚的盟友丘吉尔首相时常为了军事上的利益而侵害自由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同时他又处处得看罗斯福的眼色行事，双方几乎是永无休止地争吵、和解再争吵。而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巨大的兵工厂”，则一如既往地瞧不起戴高乐，在圣皮埃尔岛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更甚。这使自由法国在国际上显得孤独无助。
这种状况，直到苏联对德宣战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善。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入侵苏联。消息传来时，戴高乐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和丘吉尔一样，虽然对毫无好感，但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立刻作出了反应。第二天，他向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指示“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 与德国人作战。”紧接着，他命令卡森和德让去苏联驻英使馆拜会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建立军事关系。
不久，麦斯基大使给戴高乐写了封信，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声明愿意同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的地位。
接着，苏联政府又来了个戏剧性的动作。它任命驻维希大使鲍戈莫洛夫为驻自由法国代表，突出表示出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态度。为了回报，戴高乐派珀蒂将军为他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接着又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机中队支持苏联。到1942年2月，他派原驻曼谷公使罗歇·加罗为自由法国驻莫斯科相当于大使的代表，不久又在伦敦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
这样，戴高乐成功地打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迫使罗斯福不得不稍微改变一点看法。当然，6月初盖尼将军在比尔哈亥依木地区的辉煌战绩也大大提高了自由法国战士的声誉，至少部分地抵消了达喀尔失败的阴影，表明了自由法国战士是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乃至献身的。
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能从实质上对戴高乐给以支持的最终只有美国。而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戴高乐和罗斯福两位领袖的个人关系。然而，他们的个人关系，由于出身、性格和经历的不同，想不疏远都似乎不可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惟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风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或疏通的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罗斯福在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美国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美国的新闻界大多站在戴高乐一边反对自己的总统，也使罗斯福感到很恼火！
为了消除一些外界的误会，说明自由法国的立场，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在演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战斗法国”这个名词来称呼他的“自由法国运动”（三个月后，他就正式宣布“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她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谈到美国政府仍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它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瓜原则。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被她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戴高乐以顶天立地的气派斩钉截铁地宣称：“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她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这次演说对端正国际视听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丘吉尔这位自小就热爱法国的天然盟友也做了大量工作，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经过了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有了改善。5月21日，美国新任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10天后他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出席了。戴高乐满意地发现，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威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他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美驻英大使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衷心地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7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一个公报，给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在发表前曾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意见。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抵抗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表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这是法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攻的压力，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比以前有所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等，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量先满足美英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美国承认了这个条件，声明“尊重太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 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而在行动上，美国人也开始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态度。美英参谋长想加强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的防御，美国国务卿赫尔先打电报请示戴高乐，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3月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 换情报和作战问题。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强和巩固了。
但政治地位的加强并不等于军事地位的加强。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又正是它支撑着政治。戴高乐对此心明肚亮。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
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落下去，本身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她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她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她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且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她的前途就有保障。”
将军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他却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参战心切，在盟军即将开始的“火炬”行动中，他却又一次被卷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
10.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年头开春，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鲜血淋漓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攻势已被遏制，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大大加强；而北部非洲，由于多属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的力量大都东调，盟军也开始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迫切要求美英本年度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东线的压力。英国舆论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丘吉尔未做承诺。在他看来，当年进攻欧洲还不具备条件，可行的方案应当是进攻法属非洲。罗斯福也同意这个方案，因为驻守的维希政府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如果从殖民利益考虑，这个方案的好处更多。对英国而言，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就可以威胁德军元帅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这样，就可以确保直布罗陀海峡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从这些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得到最重要的石油等战略物资。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与日本军队联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急于消除这个隐患，同时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
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触犯戴高乐的战斗法国的主权。因为北非虽为维希控制，但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英美两方都早已承认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政治地位，要从这里动刀兵，当然得事先求得戴高乐的同意。英美心里都各有小算盘，这种小算盘拿到视国家主权如生命的极为敏感又固执的戴高乐面前，根本就别指望能通过！
此外，法国人热烈而易激动的天性也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心存疑惧，进军达喀尔的“威慑”计划由于过早泄密而功败垂成使人记忆犹新。加之轴心国间谍活动比以前更加积极，谁也不敢再冒泄密的风险。
所以，英美两方的总参谋部在制订代号为“火炬计划”的进攻北非的军事行动计划时，不得不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9月20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了“火炬计划”。这个计划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等三处同时登陆。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英美远征军共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配合这次行动，以占领敌方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这次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行动的最后期限不超过11月上旬。
尽管这个计划对戴高乐严密封锁消息，但作为战略家的戴高乐，却从英国飞机和坦克的不断集结与丘吉尔对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等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中猜测到了盟国的军事意图，而且他还精明地认识到，自己被孤立于盟事行动之外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当机立断，一面打电报通知驻伦敦的委员会：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一面派安德烈·菲利普为特使，给美国总统送去一封私人信件。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谈了一些根本问题。戴高乐说，法国承受了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负担，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由于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支持，导致了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的确有必要，他戴高乐本人已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有个人野心、想当独裁者。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惟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 之间的关系”。
这封信虽然及时送到了白宫，却立即被罗斯福束之高阁。因为罗斯福为了插足北非和扶植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政权，以利战后确保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已经物色到两个听命于美国的人选，以取代坚决维护法兰西主权和独立的不听话的戴高乐！
这两个人选，一个名叫亨利·吉罗，即四年前对戴高乐上校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那位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此人是五星级上将，一战中曾失去了一条腿。1940年他63岁，从德国战俘营用绳子逾墙逃了出来，冒着纳粹悬赏10万马克买他首级的危险先跑到瑞士，拒绝了戴高乐“共同抗敌”的诚挚邀请而跑去拜会了贝当。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他断然拒绝，因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但不为人知的是，为了得到德国人答应的自由，他还是签署了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
另一名人选是达尔朗海军上将。此人却是盟国正与之战斗的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维希政府军队的总司令，纳粹的热心合作者，维希反犹法令的主谋。他看出了轴心国前途不妙，想改换门庭，便指使他的儿子找到美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罗伯特·墨菲，向他保证达尔朗愿和盟军合作。
“火炬计划”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此二人的分量进行了反复的掂量：一个声誉较好却无一兵一卒，一个手握重兵却声名狼藉。最后，他决定任命吉罗为法属北非总督，达尔朗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戴高乐则被完全撇到了一边。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争取维希法军归顺，以便“兵不刃血”地占领法属北非。作为盟国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虽然并不情愿，但要违拗美国人的意思却有点力不从心。
11月8日，“火炬计划”正式实施。中午时分，正在伦敦的戴高乐被丘吉尔召见，来到唐宁街十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却不无尴尬地把盟军在北非登陆的行动告诉了他，并解释道，虽然在海面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了英国，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指挥官是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是他们坚持要把战斗法国排斥在外。
同时，丘吉尔把由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法队的安排（丘吉尔此时根本就不敢透露计划中让达尔朗担任总司令的消息！）也告诉了戴高乐。他很为难又很激动地说：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会抛弃与你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就一直答应支持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使丘吉尔喜出望外的是，一贯强硬地反击任何无视战斗法国地位行动的戴高乐将军，这次却以他胸怀全局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度明智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他在明确指出“美国人在北非玩弄利用维希反对戴高乐的把戏”的同时，也对吉罗表示了赞扬和对战役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当天晚上，他还通过广播，向法兰西全体军民，向法属北非的侨民和军政人员发表演说，指出这项行动“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到解放战斗里来了”。号召人们“不要考虑他的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法国”，号召“北非的法国人，把我们从地中海这边送到对岸，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去”。
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有战略家的意料，一个意外的因素是达尔朗的儿子突然得了麻痹症住进了阿尔及尔的医院，达尔朗不得不于11月5日赶到阿尔及尔，打破了美国人的“进攻时达尔朗不在前线，由朱安将军控制局势”的计划。有达尔朗在，朱安将军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达尔朗此时，正对美国人的让吉罗任总督、他当“总司令”的安排不满。他想要的是最高行政首脑职务。所以，尽管墨菲和朱安于凌晨2点钟把盟军立即登陆的行动消息告诉他，并力劝他下令要维希法队放弃抵抗，他还是暴跳如雷地下令立即执行贝当元帅立即抵抗的命令。
于是，一场登陆与反登陆的激战打响了。法国士兵根本不了解内幕，一致把美军登陆视为侵略，北非海岸的每个小岛、每个村镇、每个城市都响彻了愤怒的“我们又被出卖了！”“打倒入侵者！”的呐喊声，人人操起武器，把本应射向德国人的子弹疯狂地向盟军射击。一天多时间，维希法国方损失3 000多名战士，好几艘战舰和135架飞机，盟军方面的损失则更大。
这样惨重而又并非必要的代价，使远在伦敦的戴高乐痛心郁闷。他感到现在已必须由战斗法国出面解决问题。于是，11月9日午后他召见了美国代表斯培克海军上将，宣布了他要派一个使团到阿尔及尔去的意图，“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使团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丘吉尔，要求他协助向北非派遣“考察代表团”，以说服维希法国的军队“与盟国并肩作战”。可是，戴高乐的一片苦心得不到罗斯福的回报，丘吉尔也依然左右不了罗斯福。盟军占领阿尔及尔之后，为了让残敌都放下武器，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许诺“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队”，使激战了五天五夜的枪炮声终于停息，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达尔朗、吉罗、戴高乐三雄并立的更其复杂微妙的局面……
11. 战斗的法国人要团结一致
与达尔朗的这笔肮脏的交易所引起的是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
它使戴高乐义愤填膺。他向舆论界大声疾呼：“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的同时，又与那些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他断然命令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发表公报，声明与盟国在阿尔及尔的安排断绝关系。
接着，他又于11月16日拜会丘吉尔和艾登，告诉他们，与达尔朗作交易的决定并不像他们所辩解的那样在战略上是站得住脚的，“使自己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背道而驰是战略上的错误！”
戴高乐把来自法国各地的谴责电报拿给丘吉尔与艾登看，警告他们“要想一想这种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同时，英国国内舆论界也支持戴高乐，对此事进行了强烈谴责，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因为这笔交易，在北非登陆的胜利，甚至阿拉曼战役的胜利，都已经黯然失色。
然而，戴高乐的这些举措并没收到多大的实效。在华盛顿，被激怒了的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的特使大声叫道：“我当然要和达尔朗打交道，因为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如果赖伐尔明天给我巴黎，我也要和赖伐尔打交道！”
不过，最后他还是做了愿意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的表示。
在莫斯科，斯大林元帅却对戴高乐渴求支持的指望报以惯常的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甚至还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说，他认为将达尔朗拉进盟国抗击希特勒的主流中来，“乃是一大成就”。
这样，戴高乐又陷入了政治上被孤立的危机之中。面对新的挑战，他及时调整了战略，依靠法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全力支持，采取了打击达尔朗，争取吉罗的正确方针。这当然会激起达尔朗的殊死反扑。达尔朗不仅不听劝告，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包括那些同纳粹德国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而且竟公然把在阿尔及尔的战斗法国人逮捕入狱，封禁了他们的《战斗报》。
1942年12月23日，一名年仅20岁的年轻人毅然负起“为法国人民铲除一个声名狼藉的领导人”的责任，于达尔朗的公馆台阶上枪杀了这位倒行逆施的海军上将，为戴高乐除掉了奋斗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也为尴尬不已的美国人解除一个政治上的大包袱。美国人急急忙忙地于26日宣布成立“军政长官部”，让吉罗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权。同时，第二天，正当戴高乐已经收拾行装准备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美国人又突然以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名义，通知取消他的这次旅行。
戴高乐这位政治上的新手，这时已学会了审时度势。他嗅出了这个临时决定的气味不对，马上做出了联合吉罗的决定。从机场一返回，他马上电告吉罗：“达尔朗被刺是一个警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接着，戴高乐提出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建议：“将军，我建议您尽快在法国的领土上和我会谈，无论在阿尔及尔或在乍得都可以。我们要研究一些办法，在一个临时中央政权下把国内外和法国领地的一切可以为解放法国和拯救法国而战斗的法队统一起来。”
第二天，戴高乐再次向吉罗发出呼吁：战斗的法国人要团结一致！
新居高位得意忘形的吉罗根本无意理睬他昔日的部下，只是出于不得已才勉强给了个答复：“鉴于达尔朗被刺所引起的情绪，我认为当前时机不利于我们之间举行会谈。”
自小就认为“法国是我的”的戴高乐当然不会就此让满脑子陈腐观念、有政治野心而无政治头脑的吉罗在这民族危亡之秋窃居国家军政首脑高位。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秉性驱使他在吉罗处碰了壁之后立即改变方针，展开了新的攻势。1943年元旦，他发表广播讲话，转而向全社会公众呼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说：“法属北非和西非内部的混乱局势日益严重。这是由于在维希政权垮台后，法国政权在这里并没有基础。战斗法国组织起来的富有热情和久经考验的强大民族力量，虽然使法兰西帝国大部分领地投入战斗，重新回到共和国的怀抱，但这个力量在法国这块属地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12月25日，我得到民族委员会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同意，向吉罗将军建议从速在法国领土上与我会晤，共商大计，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我认为法国的形势以及战争总形势，都不允许我们再有任何迟延了！”
这个声明以及声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得到的群众的热烈支持，都击中了美国政府的痛处，使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吉罗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困境。1月中旬，罗斯福飞到摩洛哥的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并于17日召见了吉罗。
不料这次召见，却让罗斯福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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