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在阿尔及尔的内务部长和总参谋长宣布，有200名军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职，所有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底，军事法庭开庭，夏尔和泽勒被判15年徒刑，并被剥夺军衔和勋章 ，萨朗、儒奥和5名上校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是以戴高乐获胜为结果的戴高乐与军内反对势力的第一次交锋。这以后，秘密军队组织转入地下，开始搞起消耗战，为所欲为地制造痛苦和流血事件。他们声称，他们的战略目的是：用使国家瘫痪的办法驱逐戴高乐，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避免它的领土沦入苏联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工作方针：杀害“卖国贼”或仅为这个政权工作的人；破坏财产；迫害穆斯林，以便引发迫使军队出面镇压的群众暴动；暗杀戴高乐将军本人。
至少四次暗杀将军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为出了技术故障，中间两次在布置就绪之前败露，最后一次则是出现了奇迹。1961年9月8日，谋杀者把装有90磅可塑炸药的煤气桶，里面还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和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到科龙贝的公路旁的沙滩里。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却不知为何没响。1962年8月22日，在将军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他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又遇上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开枪。谋杀者总共射击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雪铁龙汽车，有两颗子弹击中了轮胎，但没有击穿；另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两英寸的地方掠过，也没有造成伤害。停车后，戴高乐看看周围的人，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他不无幽默地咕哝道：
好，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他心目中的职责之一，就是使法国摆脱殖民包袱，首先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5月20日起开始谈判，谈到第二年3月18日达成了停火以及通过全民表决决定实行自决之后“法阿”之间合作的协议。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表决，91.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99.7%的投票人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表明，戴高乐这位巨人，终于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毅力，圆满地完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了他顺乎历史潮流的一大壮举。
5. “开始实行我的宏大计划”
既然是世纪的巨人，就注定了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因为人的地位的梯级差距，法军的将军、上校们不可能像戴高乐一样能从全球的高度通观国际实力竞争格局，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他被他的时代和地位赋予的“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形象”的社会作用和个人理想。如果他们活到了80年代末，看到了西欧摆脱了“小伙伴”地位而与美国佬、小日本同为“世界三极”之一的社会现实，也许他们就会后悔30年前的所作所为了。当然这是“也许”。
任何社会现实都是一定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空前增强。西欧各国则严重削弱。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共向西方各国提供了134亿美元，其中80%是无偿援助，从而从经济上控制了西欧各国，也就决定了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小伙伴关系。
战前，西欧是世界政治中心。二战使德意志一败涂地，英法削弱；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使这些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削弱。美国则一步步取代英法两大殖民帝国，实现了独霸。美国取得霸主地位、西欧成为小伙伴的标志，是 1949年美国与西欧十国及加拿大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各国置身于美事保护之下。
毫无疑问，西欧各国谁也不会甘心于这种小伙伴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地位，就必须有经济实力做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西欧任何一国都不足与美国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联合抗争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在政治、军事领域，绝大多数人却还不敢有什么设想。有设想的，恐怕就是戴高乐了。
他在出版于1959年的《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里，首次提出了组建“第三势力”的“宏大计划”：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订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在这里，戴高乐的雄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组织西欧国家的联盟，使之能够成为英美与苏联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裁判。但是，国内的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主要的盟国也没有理会他。战后，尽管法国也派代表接受了德国投降，但戴高乐仍被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就像他被拒在雅尔塔会议之外一样。接着是他辞职，从1946～1958年间战后重要的发展年代里，他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等到他重新掌权时，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存在了三年，而受苏联保护的东德则已存在了九年。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世界，法国却不是其中之一。西欧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美国佬在这个组织中掌握着权力，并且发号施令。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由于漫长的战争丢失了印度支那之后，又在阿尔及利亚经受另一场战争的痛苦。英国有了核武器，法国还没有。罗马条约已经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组建之中。
这种于法国大大不利的国际形势，逼迫戴高乐不得不再次以虚弱的自身地位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他的战略计划是：
把美国排除出欧洲事务 （包括防务）之外；把法国建成一个核大国；使西德脱离对 美国的依赖；拒英国（由于它与美国关系特殊）于“欧洲”之外；以法国代替美国，作为与俄国的“对话者”，来解决世界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重新执政之初，他就一边应付阿尔及利亚危机，一边以国际战略家的雄心发动了外交攻势。1958年9月17日，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了一份在历史上著名的备忘录，首先在最能显示美国政治上、军事上控制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权上发难。他要求成立三大国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由美、英、法三大国分享美国独掌的领导权。他预料到这个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人不会答应，英国人也不敢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他所设想的法国的独立性——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中立，逐步建立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预先得知了戴高乐关于“大西洋理事会”的想法，备忘录还是使他们莫知所措。英美两国外交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反复敦促法国人讲清楚戴高乐建议的内容实质，以此来拖延时间。因为英美官方认为，在目前的冷战气氛中，戴高乐沿着真正的中立外交政策方向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根据法国人的天性和惯例，在戴高乐重新执政的紧张的头几个月内，还不能肯定他就能长期执政，能起多大作用。同时，他们还面临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多年来，大家一直哀叹法国缺乏真正强有力的领导；如今如果对这个锋芒毕露的领导过于公开地表示不满，恐怕会遭人怨恨。因此，英美两方都决定采取回避的办法。
1958年10月初，戴高乐得到答复说：他的建议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不能立即回答。这以后，又经过多少次外交往还，直到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亲口说出英美的真正意见：尽管三国在个别问题上举行磋商也许有些用处，但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三国组织则没有可能。
这就使戴高乐可以向盟国证明法国恢复行动自由是有道理的了。于是，在1959年初，他就迈出了标志法国不受北约限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3月6日，法国政府宣布决定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理由是：如果发生战争，法国武装力量首先考虑的是保卫法国的海岸和北非。
为了让法国海军归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跑到巴黎，答应让法国有权否决美国在欧洲大陆部署核武器。但戴高乐不予答复。关于核武器问题，他早在1958年6月29日就向麦克米伦提出过：法国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别人制造的。后来，杜勒斯答应卖原子弹给法国，条件是法国必须参加欧洲安全体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使用原子弹得听美国的。戴高乐答复说：“如果你同意卖原子弹给我们，我们是愿意买的，但必须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受别人的限制。”当时杜勒斯听了未置可否就离开了。现在杜勒斯再来提这事，戴高乐当然也就不置可否了。
半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对这位二战时期为解放法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盟军总司令，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本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并把他看做法美战斗友谊“最光荣的象征”。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那种霸权地位，戴高乐一如既往表示了他的挑战态度。
在原子弹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担心法国自己制造，提出杜勒斯提出过的由美国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条件是美国人要通过盟国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核武器的使用。
戴高乐说：这正是法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说：这不是表明对美国不信任吗？
戴高乐说：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果俄国进攻法国，法国和美国将会结成同盟。俄国和美国有互相威慑的力量，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是法国而不是美国遭到攻击，法国人怎么能肯定美国会冒被彻底毁灭的风险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国就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
“你为什么不相信美国会同欧洲共命运呢？”
戴高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过三年几乎致命的考验之后，美国才来援助法国；在二战期间，则是在法国被打垮后，美国才来援助。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也就是法国虽然忠诚于联盟，但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又反过来提了个问题：即使法国有钱制造这类贵得吓人的武器，它也远远不能达到俄国的水平！
戴高乐镇静地说：“你十分清楚，用几枚百万吨级的炸弹能摧毁任何国家。即使敌人有杀死我们10次的力量，我们只需要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我们的威慑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这样，谁也没有折服谁。接下来，针对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的倡议，他公开断然申明法国不参与任何禁止核弹试验的倡议。他质问联合国，为什么企图指责法国还未开始的核试验，而不同样指责世界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过去已经进行过的200次核试验？！他公开在法事学院宣布：
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法国的威慑力量——核打击力量！
这时，英国人提出了个折中方案：既然不能答应戴高乐所要求的理事会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的形式以安慰戴高乐？串通了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说：有限的三头政治形式应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于是麦克米伦开始扮演戴高乐的辩护人的角色。因为英国极想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法国就利用这种权力一直拒绝让英国加入。麦克米伦想搞点恩惠让戴高乐意识到他在使英国顺利进入共同体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法国终于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有核国家。这使戴高乐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信心更足。他认为变秘密外交为公开外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法国有权代表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说话了。而这时节，美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国务卿杜勒斯病死，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届任期也满，由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接任总统。肯尼迪刚上台，就向戴高乐提了两个要求：2月间，他要求戴高乐支持美国的倡议，把刚果的军事、政治、行政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3月间，他要求戴高乐同意他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计划。戴高乐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
于是，肯尼迪也就把英国人为戴高乐说项的备忘录束之高阁。4月28日，麦克米伦给新上任的肯尼迪寄了一份备忘录，为三大国对非世界的领导进行辩护。他赞同在使用核武器之前，三国首先进行磋商。三国联合安排核武器的使用；英美愿意考虑帮助法国挖掘它的核潜力；检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指挥机构，以保持“各队的最大一致性”，并且重新分配北约的高级职务。这些条款，他甚至说得比戴高乐本人还要清楚，还要好。
后来，肯尼迪表示：他迎合戴高乐的愿望远不如麦克米伦的愿望那样大。
但戴高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继续按既定方针推行他的计划。他开始向世人推销他的“欧洲概念”。像他原来提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样，他又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概念。他认为：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又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英国一味服从美国，意大利又一蹶不振，因此，法国和德国必须友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应向莫斯科建议，应在将来使缓和导致协议。为此，戴高乐提出了又一个著名的方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
“每年召开两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及召开经 常性的国防、教育和青年方面的会议”。
这段时间，法德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年纪已经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我晚回来了10年，太迟了。”这种心态曾大大影响了他的斗志。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恢复了他的信心。1958年9月，他俩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一个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正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这些话使戴高乐摆脱了思想上的阴影。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此后，只要有可能，阿登纳总理就在各方面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认为罗马条约忽略了法国农业的利益，在共同市场形成的第二阶段中，他坚持要把农业包括进去。他的要求遭到德国代表团的抵制。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并亲自向阿登纳总理表示：如果法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就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在阿登纳的帮助下，他的要求及时实现，欧共体通过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建立法国领导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深深地感到，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的了，根本别指望能把这个领导强加于英国。所以，他坚决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阿登纳虽然在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但还是支持了戴高乐的意见。
从他的“欧洲概念”出发，戴高乐也希望与苏联取得谅解。虽然他一贯反对的统治，反对西方国家与莫斯科进行任何交易；但他却又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谅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法国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能使法国站到两大阵营的仲裁人地位。所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他也显示了鲜明的戴高乐特色。
1960年5月，巴黎最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赫鲁晓夫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否则最高级会议就告吹！
接着，他又在有500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破口大骂。这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麦克米伦害怕引起更大的冲突，主张迁就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都倾向于同意，只有戴高乐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后来，赫鲁晓夫气冲冲地跑到爱丽舍宫来进行恐吓：“我知道，法国与美国的挑衅无关。但是，法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驻有军队。如果法国不向我们找麻烦，它是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的！”
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反驳：预言在一次冲突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那没有用处。在我一生中已经两次看到一个发动战争并自信能够取胜的国家被打败了！“我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和平。”
在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外交场合也是如此。在维也纳的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蛮不讲理使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十分惊恐，担心发生严重危机，肯尼迪向戴高乐写信说打算就德国问题与苏联谈判。将军回信告诉他不要怕，只要美、英、法团结，就能防止最坏的后果。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爆发后，肯尼迪派国务卿艾奇逊带着他的私人信件和飞机拍的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装置的照片，赶到巴黎去向戴高乐告急。戴高乐看了信，还没看到照片就告诉艾奇逊：“如果打起仗来，我将站到你们一边。但是，仗是打不起来的。”
意味深长的是，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3月23日，那位取代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带着他的夫人、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笑容满面地到了巴黎，参加了首次公开的欢迎仪式，并漫游了一些法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在两天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说：
西柏林应改为自由城市，西方当局必须撤离西柏林！戴高乐却冷冰冰地告诉赫鲁晓夫：他的威胁对他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对西方军队进行任何干涉从而引起战争的话，那将完全是赫鲁晓夫的过错！最后赫鲁晓夫冷静下来，说那就等待两年再说。
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的地位已经隐然显露。于是，戴高乐又迈出了他的长期计划的新的一步。1963年6月21日，他的政府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使用法国在大西洋的海军部队。
这一着使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大为震惊！他们慌忙寻找对策，答应给戴高乐提供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资料，并提出了一个三国共商大计的正式提案，以便诱使戴高乐归队。但这些行动已经太晚了。戴高乐冷然笑道：法国对在外国援助下成为一个核国家不感兴趣。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24日，戴高乐飞往华盛顿参加美国国葬，并会见了肯尼迪的继任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使约翰逊且惊且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戴高乐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进程。回法国后，他立即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特别敏感的地区——中国。
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试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尔的中国之行，对制度在这个东方大国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汇报，使戴高乐对那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有好处。通过后来的政府之间的交往，戴高乐还对与他同时代的仅比他小三岁的那位东方巨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于死神的破坏，这两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谈心的机会，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年间，除了英国的特殊例外（香港问题），美国和它的盟国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戴高乐以此来说明，法国是一个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世界大国，有权自行其是。同时也是有意做点事来气气华盛顿。在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说明了他的理由——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秉着同样的宗旨，戴高乐又于3月15日访问了美国的后院墨西哥，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的马提尼克岛会见，使得白宫恼火地取消了这次会见。
到了1966年3月9日，戴高乐的新闻部发表了一项公报，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此，法国终于走上了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中立化道路。
6. 共和国决不退却
在国际舞台上，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的：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演员。
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他能否成为众所欢迎的国家领袖，关键还在于他对国内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因为除了国难当头之时是例外，国内事务总比对外事务重要得多。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执政的后期，在对外政策方面着迷似的兴趣，削弱了他在国内的权势。他对法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富强梦寐以求，而对选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法国本身却很少在意。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老百姓都会理解、支持他为民族最高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不会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忽略了不该忽略的最基本的政治真理，从而引发了1968年的政治大风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忽视了法国人民的生活，忽视了社会发展。在他执政期间，法国正在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到2210美元——大大超过了比利时（2050）、西德（2030）、英国（1980）和荷兰（1810）。特别显著的是，从民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出生率已在迅速增长，法国长期停滞的人口数字由1946年的4 050万增长到1968年的5 000多万，到1966年，20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34%，人口结构正在走向年轻化。
当过教官的戴高乐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想教书的人”，非常关心教育工作。1959年3月，他把学生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1963年，作为对大学预科的补充，他指令创办了“中等教育专科学校”，设置了各种因材施教的课程。这些措施使法国人口素质大大提高。1939年，全法国仅 12.2万大学生，到1968年，仅巴黎大学就有15.4万人；1969年，全法国大学生达64.3万名。人们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是根本不把考试当回事。戴高乐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培养起来反对自己的一支生力军。因为在西方自由意识日增的时代，不仅学生人数、学校设备、设置专业、考试标准等均成实际问题，校园里的性自由也成了一桩经常吵嚷的麻烦事。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六八风暴”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也不能责备戴高乐有疏忽。第四共和国的经济包袱和政治遗产一样令人生畏。戴高乐上台的1958年，法国财政赤字达1.2万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必须在一年内偿还。尽管1957年法郎贬值了20%，进口仍比出口多出75%，储备金下降到6.3亿美元，仅够偿付5个星期的进口货款。戴高乐为了对付这场危在眉睫的灾难，于1958年6月13日发行了如13年前同样成功的一次公债，收回货币3240亿法郎，交给银行黄金150吨。同时，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行政机构费用的增加推迟了，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下降了，提高了商业税，并对奢侈品按价格征收了附加税。这样就缓减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减少了国内消费，刺激了出口。到1959年，通货膨胀率减了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上升3%。到1962年，国家黄金和美元的储备猛增到40多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以每年4%的幅度递增。
正像学生的不满不是因为学校增多了一样，人民的不满也不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1965年戴高乐在总统换届选举中得来不易的胜利表明，国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他的统治作风不满。据戴高乐研究专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戴高乐的统治作风，可以说是“专横”。这也许是戴高乐对半年换一届政府的传统“多党政治”的一种“拨乱反正”——至少他摧毁了20个人轮流当政府首脑的机会吧。戴高乐治国，不仅依赖把行政管理权交给现任总理的方式，而且依赖由干练的技术专家班子组成的爱丽舍宫内阁。事实上，爱丽舍宫的总统秘书处是一个无形的政府，一个与有形的政府平行的办事机构。秘书处成员由戴高乐亲自委任，个个大权在握。有人曾提醒戴高乐注意他正在为后来者开创危险的先例，戴高乐不屑地喊道：“得啦，我现在做的事，将来谁也没有胆量做。”
这当然会引起许多政客的不满。社会上大批成年人对现状不满助长了学生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的小组像过去的抵抗运动组织那样建立起来。这些组织虽然很小，但他们高昂的激情和狂热却可以补偿这个缺陷。1968年4月21日，巴黎大学的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之间发生了斗殴，点燃了“六八风暴”的导火索。紧接着，23日在农泰尔、25日在图卢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然后是巴黎各学校骚乱四起，各派组织相互进攻、报复。5月2日，巴黎大学宣布停课。同一天，大学里全国学联的一个办公室被大火烧毁。
这天，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外长要去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而戴高乐，则正在思考一些如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和接待北越人与美国人来巴黎和平谈判之类的国际事务。所以都只对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等人做了些指示就没再太多过问。从5月3日起，骚乱开始升级。警察逮捕了一些学生，革命者开始撬起铺路石筑街垒，越来越多的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到5月6日，十多个外省的省城也开始发生动乱。9日凌晨，事态严重到不得不把戴高乐从睡梦中叫醒。因为几百名防暴警察和几万名示威者冲突之后，法国总工会、民主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名号召在13日举行总罢工！
“五一三”是阿尔及尔军官们造反呼吁戴高乐上台的纪念日，10年后的这一天，巴黎街头出现了几十万罢工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10年太长了！”“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当权者退却了，让我们把他们拉下马！”出言不逊的示威者还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堆！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这一天，外省一些城市也爆发了群众示威。晚上，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
这种混乱的局面，已大大伤害了戴高乐这位78岁老人的心，使他几乎想就此卸下肩上的担子，取消第二天的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等他18日访罗归来后，混乱更愈演愈烈。学生们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给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打电话，对他们进行恐吓或侮辱。大学大楼里遍地脏污；五十多万工人罢工，100个工厂被占领，火车车次减少，许多飞机停飞，邮件也无法定期传递，法国正陷入瘫痪状态。
在22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决定于24日发表广播讲话。从“六一八”起，每逢重大事件，他就借助于这件法宝，而且都很灵，如1960年的街垒，1961年将军们的抗上行动等，都是在最后关头他几句讲演力挽狂澜。但这次不灵了。这次他面对的是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群众。他演讲时，八百多万工人罢工，几千名学生则和防暴警察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将军经历了茫然、愤怒和绝望三个折磨心身的阶段后，现在是精疲力竭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就此认输。他躺下来冷静思考，寻找法国人共同的弱点。他发现，普通法国人都对“妖魔”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心理，当然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心理。这里头只缺少一样东西，例如一次事件或一次行动什么的，来使这种恐惧具体化。于是，戴高乐决定改变策略干脆等待，静待机会到来。根据这次危机的左倾气味，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5月28日，机会来了。这天中午，左翼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失败，他愿意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他颇为谨慎地说，孟戴斯·弗朗斯 （也是左翼） 可能会被合法地委任为临时总理，那么，就应该及早解散国会，进行总统选举；他自己则将是一个候选人。到了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已被驱逐出境的左派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出现在巴黎大学。这些迹象表现出：左翼想接管政权。
这一下，戴高乐知道该怎么办了。29日上午，他让秘书通知把10点举行的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他要回科龙贝去待24小时。独自待着，不想会客。
消息传开，一片轰动。世界报纸多半认为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并且用最黑的粗体字在头版头条宣布他们的看法。各国驻法大使馆也都震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为法国内地担心，生怕掌握了政权。苏联评论员则宣称革命时机还没有到来，为的是使人放心。法国的消息灵通人士则煞有介事地声称美国人和俄国人已达成了一项外交谅解：美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牢固地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则承认法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到了下午2点钟，又发生了第二个更耸人听闻的事件：“将军失踪了！他没有到达科龙贝”。这个晴天霹雳直震到4点钟才算了结。武装部队来电话说，总统已到了西德的巴登—巴登。
这下谣言像发疯似的到处流传起来。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两位左翼政治家中了戴高乐的圈套。他们以为将军的出走就意味着他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并于晚上9点钟公布了一项决议，宣布孟戴斯—弗朗斯愿意代表左翼联盟出任临时总理。这无异于公开承认他们应对这场大动乱负责，也就无异于政治自杀。它标志着法国非左翼的自我毁灭。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已整装待发。突击队守卫着巴黎所有的城门，市政厅驻了一支强大的国家保安队。只要有人敢向市政厅和爱丽舍宫进军，守卫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30日中午12点25分，戴高乐回到爱丽舍宫。下午4点30分，他站在波旁宫的麦克风前，向应召前来的社会各界代表，向全法国的千家万户，发表了一位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卓越无比的领导人强硬的讲话：
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的英勇才智和团结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他接着宣布他要推迟拟议中的公民投票。如果全体法国人民没有被那些为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而早就组成的团体和一个“专搞极权主义的党派”剥夺了言论自由的话，他就要根据宪法规定进行立法选举。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各地公民的行动必须立即组织起来。组织公民行动的目的首先必须是支持政府，其次是支持各地那些将成为或已再次成为共和国委员的省长的工作，其中包括尽可能确保人民的利益，以及随时随地防止任何颠覆活动。
法国确实已受到极权主义的独裁 （这只能是极权主义的独裁）的 威胁……
那么，好！共和国决不退却。
这一次，将军的口才和个人魅力真的发挥了作用，当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发挥了作用。在波旁宫里，代表们自发地唱起了雄壮的马塞曲。
在协和广场，开始聚集了自危机爆发以来人数最多的群众。到下午6点钟人数已超过了百万，至少是最浩大的示威活动的两倍。这是一次戴高乐派显示力量的集会，也是一个过去害怕而现在有了勇气的老百姓的集会。他们中有巴黎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有前法属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有印度支那或朝鲜战场的老战士，有在北非及一战中打过仗的老兵和解放运动的战友，还有不少原来不敢明确表态的学生。此外，还有工人、非洲人，人群有如一股洪流，很快就完全淹没了巴黎的一些主要街道。
事后一些专家对将军的突然出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戴高乐的真正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事件的重演。因为国家和合法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还有最后一招是他代表国家，也代表合法的政权，他到了哪里，合法的政权也到了哪里。如果他不在时爱丽舍宫遭到占领，他就可以以强大的法队作后盾，在东部边境建立政府；否则就回来粉碎革命运动。
结果都一样。他又一次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胜利。
7. 光辉的篇章
“六八风暴”虽然他赢得了最后胜利，但这事件本身却大大伤害了这位老人的自尊心，伤害了他为民族奋斗的感情。尽管他过去也并不认为国家、民族仅仅是人的总和，这次对法国人的失望却使他寒心。24日的讲演失败后，他曾愤怒地骂道：“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真的是一群牲口！”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敢作声。事件过后，他也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国内事务的忽略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而且，接踵而来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关于国际事务的宏大计划，法国在两大阵营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设想，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当时谁也无法预估法国向美国霸权挑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也使他有点心灰意冷。虽然他口里不承认，内心却已感到自己是老了，力不从心了。他已经78岁，他还得留五六年时间写第二次执政时期的回忆录；他不能容忍自己不顾自然规律的制约留恋权势，最后落个贝当元帅一样的下场。因而，他私下决定，再为国家干两件事，然后退休。
第一件事是搞好议会选举。这可以表明他的政府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的。这件事他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80%，戴高乐派得到了46%的选票，比过去增加了170万张，因而取得了压倒多数的优势。其他党派则大受挫折，失去60万张选票，左翼联盟也失去了差不多同等张数。第二轮投票后，在议会的席位分配中，戴高乐派占346席，其他党派加在一起也仅占了117席。这结果表明，他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依照这个宪法产生的政体的地位是空前稳固了。
第二件事，是他正醉心的在法国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构想。他自认为这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个人事业中最后的光辉篇章 。
这就是戴高乐的劳资合作设想。
在戴高乐的内心深处，他始终相信的潮流将席卷全世界。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国度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产生了把法国保持在主流之内的愿望。但是这个必须是戴高乐式的。1961年底，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了句很有征兆性的话：“我本人将给法国带来，为的是避免苏联式的和极权主义。”
七年后，他的说法还是：“我们必须谴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它。我们必须谴责极权主义的。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合作。”他把明确地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列宁主义则是要把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有纪律并有最终革命目标的组织，这就必须严加防范了。经过苦心研究，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
他声称自己找到了回答马克思所提问题的答案和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这就是“劳资结合”。在1968年6月7日接受电视台采访和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他的“劳资结合”解释为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并参与企业管理。
早在1945年，戴高乐就创建了许多有工人参加的“工厂委员会”，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重新执政后，百忙中他并没有忘记这个早年的愿望。1959年1月7日，他制订了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法令，这个法令在文字上准予工人在雇用他们的公司的经营中获得一定的 （经济）利益。后来在8月9日，又公布了一个法令，筹备使原先的决定得以实施的办法。但劳资双方对这个计划都不热心，到1965年，全国二万五千多家有关公司中只有六千来家建立了委员会。
实际上，在戴高乐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戴高乐的头两任总理德勃雷和蓬皮杜对整个计划都不热心。支持戴高乐的主要是左翼人士加比唐和路易·瓦隆。1965年，在与工厂主和工会谈判几个月之后，劳工部长起草了一个加强工厂委员会的温和的议案，尽管遭到企业主们的激烈反对，但经过128处修改之后仍获得了通过。当政府提出一个新议案，建议在税款方面对公司及他们的股东做出让步时，路易·瓦隆提出一项修正案：
责成政府制订一项补充法案，保证工人有分享不断增益的利润的权利。这项修正案也获得了通过。但企业主们惟恐这样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而法国三大主要工会之一的工人民主联合会，则同意老板们的意见——这也构成了引发“六八风暴”的一个因素——其结果是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关闭或开工不足的企业越来越多，整个工业界笼罩着一股恐慌气氛。
这一切更坚定了戴高乐要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大选获胜以后，他撤下了蓬皮杜——此人在任6年半，是四代法国人记忆中任总理职务时间最长的第一个——总理，请另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顾夫·德姆维尔组成了他的10年总统任期内的第三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有两名部长对戴高乐的计划特别感兴趣，一个是新任司法部长加比唐，另一个是国务部长让—马塞尔·让纳内。7月份，戴高乐就委派让纳内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了。
让纳内是个能干的国家公务员，他起草的改革方案不仅牵涉到商业和工业，法国各地区、各机关和大学，而且还牵涉到参议院的改革。在经济计划上，方案决定实行权力下放，并恢复各省由于法国革命而丧失的特殊性。法国各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都应该得到参加制订法律的权利。按戴高乐的意见，目前的法国参议院已不符合时代要求了。由于人口的变动，一些参议员代表3000人，而另一些议员代表的人数却是这个数字的100倍。同时，戴高乐还想让“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代表进入参议院，从而使参议院更具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合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好事多磨。让纳内主张最好在1968年的11月举行全民表决，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5月30日胜利后戴高乐所获得的威望以及戴派在大选中得到的压倒优势仍然记忆犹新，应该趁热打铁。同时，这样的大事也必须采用全民表决的方式，按戴高乐的说法是“法国人民自己必须同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合作得起来”。
戴高乐自己对全民表决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显示人民对他的广泛支持并从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而无须通过讨厌的代表之类的中间人；它还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变成“是”和“否”两个简单的字眼。在他当政的 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次全民表决。第一次是1958年表决通过新宪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第三次是1962年表决阿尔及利亚独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关于总统是否应由普选产生的问题。这四次表决都没让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内心里，戴高乐却又有隐忧。他现在对法国人开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法国人听他的，他就坚持干到1969年79岁的生日，争取把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他留给法国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法国人不听他的，自甘堕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种即写回忆录的方式为祖国效最后一次劳。他把全民表决的时间定在11月初开始辩论，1969年1月中旬最后投票。
但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希望推迟一点，好让他有时间处理紧急的教育和财政问题。11月的金融危机，则又一次打乱了表决的进程。同时，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他们认为，谁也不需要这个“合作”，甚至连工人也不要，因为工联主义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竞争。
这些挫折动摇不了将军的决心。他劲头越来越大，他雄辩滔滔，力图用满腔热忱来感染他周围的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极权主义的，过时了的”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之间，必须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他将指出这条道路是什么。
热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干。他说：“我的将军，别害怕同工业家发生公开的冲突。资本家要同你斗争，越斗越好嘛，他们的反对将使民情沸腾，转而支持你的意见，你要依靠法国的左翼群众，真正的戴高乐主义就要开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长会议决定表决将在4月27日举行。政府将在4月3日国民议会召开春季会议时向总统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将发表改革议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将从4月14日开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广播电台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便利。
在最后时刻，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
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
25日，他就是怀着这种眼看着政治生命到头了的悲壮情怀，依照惯例向全体法国人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激动的呼吁：“法国女同胞们，法国男同胞们，在决定法国今后的命运方面，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系重大！”接着，他把预先写好的辞职公告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顾夫·德姆维尔。他要总理把它放在口袋里装两天，只有在得到将军的许可之后，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时某刻公开发表。
形势急转直下。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费加罗报》民意专家的预言：
1090万票赞成，1200万票反对。百分比是：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8. 最后的愿望
将军拒绝了退休总统应该享受的年金，带着妻子回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科龙贝教堂村。他从国家接受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巴黎布雷特尔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房屋里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挂着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这里被作为他接受和处理来自世界各地信件的地方。
6月19日，即他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发表29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将军开始写他的 《希望回忆录》，这是他必须用尽最后的力量兴建的最后的 文字纪念碑。法国外交部一个由皮埃尔·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部回忆录计划为三卷，第一卷 《复兴》，写1958—1962年间的事，于1970年出版，并立即成为了畅销书。第二卷《努力》，仅完成了没有标题的两章 ，计划中是七章 ，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对法国、欧洲和世界做出评价。第三卷《终点》，将写1966—1969年间的事。
然而，写作并不能排解失意的苦闷与忧伤。因为直到这时，这位老人也没有改变他的我就是法兰西！我代表正统的观念。他沉痛地决定再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再同现任部长们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给别人留下他在幕后操纵政治的印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一些他不同意的行动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用我的名义来干这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样了。这将是他们的事。”
对他的离职，世界上真正满意的惟一一个人是他的爱妻伊冯娜·戴高乐夫人，因为只有这时他丈夫才真正属于她了。但在别人面前，戴高乐也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
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 ‘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 题上来了。”听的人都附和着安慰这位不甘心的老人：“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有时，他也这样辩解：“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惟一方式。”
但后来，他的苦闷心情常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对法国人痛感失望。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是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弱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经常重复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6月份法国举行的总统大选，戴高乐还是给予了关注。为了免使竞选者蓬皮杜为难，他带着妻子离开了法国，去爱尔兰度了一个月假。6月15日，蓬皮杜以58.21%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二天，他就给新总统发出了封电报：“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忆录的撰写比较顺利。埋头写作之余，将军也没忘记去实现在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的禁忌而未能满足的宿愿。过去，他对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将军维持长期统治的艺术一直钦佩不已。1970年6月8日，他终于得以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共进午餐。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访问中国。原来他是极力敦促尼克松去，现在他开始通过外交部门为自己探讨这种可能性。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戴高乐，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我的将军，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交情。
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11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一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可惜这话迟了一步。他可能早先并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 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访问中国，亲眼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看看西安古都，然后再旅游上海、南京、广州。于是，外交部门约定，到1971年6月18日，即他“六一八”讲话31周年纪念日那天，他将在中国。
可惜，死亡再次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1970年11月9日，将军由于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80岁了。他死前并无任何疾病和不适现象，还像往常一样地撰写他的回忆录。
急救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死。
被尼克松认为“在世界第一夫人中排位很靠前”的伊冯娜·戴高乐夫人英勇地面对了这惨变。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她强抑悲痛，立即着手处理那些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她要神父打电话向巴黎宣布将军之死，并通知菲利普·戴高乐。神父对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仅说了半句“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就泣不成声了。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8点半得悉噩耗。中午，他向全法国人民做了如下广播讲话：
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
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月10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的遗嘱。这遗嘱写于1952年1月，16日戴高乐将军把他密封在一个信封里亲手交给了蓬皮杜，规定要在他去世后 才许启封。现在是该启封的时候了。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
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 ，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这个18年前的遗嘱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70年11月12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期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同时，法国4万名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他们的将军做最后的送别。
也有盛大的仪典，但是只在巴黎。11月12日上午，在科龙贝举行葬礼之前，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来自世界各地的63位现任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260英尺长的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向这位世纪的巨人沉痛地表示他们的敬意。几十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默默地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年前他们的救星曾站立过的地方，肃立致哀！
第二天，巴黎市议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这既不是表彰，也不是授勋，只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最接近于所想象得出来的、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办法。它无声地记述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评价：
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
他是一位历史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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