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美国外交官把吉罗径直带到下榻于达累斯沙达别墅的总统面前。
只见这位老将军僵直地挺坐在沙发上，面带傲气，声势逼人，而且自始至终总是重复一句话：“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坦克、飞机、大炮……其他一概不要！”
在他到达之前，罗斯福刚从墨菲和艾森豪威尔那里得知，吉罗任性而傲慢，一心想当盟军总司令。如今见他那样子，罗斯福心里一沉：“这个外表浮华、行动粗鲁的老军人，肯定对政治一窍不通，没有任何一点灵活性。”
但他还想试探一下：“那么，您从哪里动员军队呢？”
吉罗大马金刀地说：“大量招募殖民地的雇佣军，兵源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们武器就成！”
罗斯福惊讶地问：“您打算借用摩洛哥的军队来解放法国？”
“那有什么关系！”吉罗忍不住大叫起来，“最重要的是实力。我认为和摩洛哥人打交道，总比和人搞联合要好上十倍……给我们武器！几星期之后，我们手中将集中起一支庞大的军队。”
“那么‘自由法国阵线’……”
“戴高乐对军事一窍不通！”吉罗突然做了个恶毒的怪相。“如果我手中拥有武器，我就会轻而易举地跟他达成一项协议。其余问题我一概不感兴趣。”
他的除了神气活现和耀武扬威之外一无所知的粗劣言行，深深刺伤了美国总统。他根本没资格代表美国利益与戴高乐抗衡！当他离开时，总统只能耸耸肩膀来自我解嘲：“他在圣西尔到底学了些什么？要知道，我对法事科学院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
然而，再去物色人选却不是一时能办到的事。加之丘吉尔这段时间天天到罗斯福跟前来游说：主持法国新政府只有戴高乐最合适！思来想去，竟使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罗斯福生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念头：把他们两个强行撮合到一起平分秋色！甚至连他自己也把这种作法戏谑地称为“结婚闹剧”。
于是，美英两国官员为这场“强迫婚姻”密锣紧鼓地忙乎起来。压服吉罗当然容易，但要把戴高乐叫来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接到丘吉尔接连发来的两个电报，戴高乐马上本能地回电拒绝。在回电中他提醒丘吉尔：他曾一直找机会与吉罗会晤，但都未成功。这种关于法国内政的事，最好在法国人之间举行，他不喜欢“盟国高级法庭”的气氛。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吉罗：
“请您记住，我仍旧随时准备与你会谈，但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在法国人当 中进行，地点和时间，完全由你选择。”
到头来，这场奇怪的“婚礼”还是举行了。经过法兰西全国委员会讨论，大家认为即使仅为与罗斯福会晤，戴高乐也应该去一趟，况且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也不容许戴高乐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
为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乘丘吉尔派来的专机飞往卡萨布兰卡，去会见心存偏见的美国总统。会晤之前，他先依次与丘吉尔与墨菲见面。丘吉尔向他和盘端出了商定的“解决方案”：成立法兰西执行委员会，由吉罗与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但吉罗还兼任最高军事长官。
乔治将军担任副主席，委员包括现任北非高级官员的诺盖、佩卢东、布瓦松和贝尔热雷。戴高乐不愿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它是别人强加给法国的，侵犯了法国固有的主权，又无视战斗法国的合法地位。墨菲接下来劝告他见罗斯福时不要提合法地位问题。对此，戴高乐答以淡淡的一笑。
这天晚上，在达累斯沙达别墅，戴高乐与罗斯福举行了两位巨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尽管对戴高乐此前的表现十分恼火，但他一再压制自己的愤怒，以他通常的那种迷人的风度，用法语向戴高乐问候，并很得体地邀请戴高乐将军在自己的身旁就座，然后问长问短，表现了少有的客气。戴高乐当然也客气地一一作答。但当谈话进入实质性的问题时，两人立即针锋相对。
罗斯福表示：法国的主权当然属于法国人民，但由于德国侵占而暂不能行使。要恢复这一主权，只有当人民能重新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时才有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愿承认任何临时政府，不管它是由戴高乐还是其他任何人领导的。他也不可能承认戴高乐的组织，因为戴高乐不是选举出来的。
戴高乐则以悲壮的法国历史事实来反驳罗斯福：
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法兰西依靠某位以前不为人知的领袖死而复生。圣女贞德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她只是个农民，一位没有文化的平民的女儿，但正是她在法国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因而拯救了法兰西！
这样，罗斯福也未能说服戴高乐，最后，只好由吉罗出来直接和戴高乐交锋。但吉罗根本没想到一见到这位昔日麾下的坦克团长，就挨了劈头盖脸一顿申斥：
“喂，怎么回事！我几次向你建议会谈，而你怎么要我在这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来跟你会谈呢！你从国家观念上说，不感到有些难为情吗？”
吉罗被窘得半天说不出话，只好解释自己也是不得已的。接着，两人便就成立执委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吉罗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有炫耀实力：“我刚刚跟罗斯福总统达成一项协议，我能组织多少个师，美国就负责装备多少个师。我准备在半年内建立12个师。至于您，能在同样的时间内组织起一半吗？”
戴高乐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我在军队名额上的竞赛。北非的军队是属于法国的，这些军队不是你的产业！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你很快就可以看到！问题是法兰西帝国及法国本土内的统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适应这种形势的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权力机关和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更要成为法国独立的化身！”
吉罗无言可答，只得横蛮地依仗美国的势力固执己见。美国人一看不行，便又另派几位军政要员来轮番向戴高乐施加压力。戴高乐则以他固有的战斗精神寸步不让。最后，美国外交官麦克米伦只好先与墨菲起草了一个协议文本，把计划降低到仅仅责成两位将军去贯彻一个意图，即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在战争中管理法兰西帝国。然后送交戴高乐审阅。
但戴高乐仍不接受。因为一、它是盟国提出的；二、它将使戴高乐不得不放弃他现有的政权；三、它将给人造成达成了协议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这个文本，即使丘吉尔以“公开谴责”相威胁，戴高乐也不肯答应。
这简直使罗斯福下不了台。罗斯福面临着下半年的总统换届选举，如果在北非事务中连这么个协议都拿不到，他在选民中的信誉将可悲地大为下降！他只好耐着性子“开导”戴高乐：“在人类事务中，应当演剧给公众看。您和吉罗将军在有我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中举行会谈的消息，即使只在理论上获致协议，也会产生令人注目的可贵的效果。”
戴高乐也理解罗斯福的苦衷，于是爽快地回答道：“这事我可以办到。
会有一个公报的，尽管这个公报不可能是你们所需要的。”他还满足了罗斯福另一个急切的要求，与他和丘吉尔、吉罗照了一张握手的相。然后，他草拟了一份与盟国口径完全不同的简短的公报，仅给吉罗看了一下。公报最后的定稿是这样的：
我们会见了，我们会谈了。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从而赢得法国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胜利。
与所有盟国并肩作战的全体法国人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将会达到这个目标。
这份公报以它的本身价值向历史宣告：在与美国总统正面交锋的这个回合里，戴高乐夺得了“未宣告的胜利”。
12. “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卡萨布兰卡回合“未宣告的胜利”使戴高乐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同时也给他自己增添了更多的障碍。美国当局在纽约港、吉罗在阿尔及尔逮捕了许多打算投奔戴高乐的海员，并以戴高乐征召志愿军破坏战争为由，用最强烈的词句向战斗法国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美国当局为了扶植吉罗击败戴高乐，给政治上昏聩无能的吉罗派来了一个神秘人物——专家治国论者让·莫内，担任半官方的政治顾问。
在莫内的“顾问”下，吉罗表演了许多高姿态。3月4日，吉罗颁发了关于战士勋章的新条例；第二天，又宣布法国没有种族歧视。8日，他禁止发行刊载有贝当训令的一期《北非公报》；14日又当众做了一场赞扬戴高乐的部队、呼吁共和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彩演说，接着又撤掉了一批维希派顾问，并让忠于戴高乐的德姆维尔填补了一个新的空缺。
同时，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和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分别来找戴高乐游说：如果接受吉罗的领导，许多好事将会降临战斗法国。丘吉尔则告诉他：
如果再拒绝卡萨布兰卡方案，对他和法国都将产生不愉快的、可怕的后果！
戴高乐对这些软硬兼施的把戏也答之以他日益成熟的外交手腕，但一涉及到独立主权问题，仍然寸步不让。这时，倒是傻乎乎的吉罗客观上帮了戴高乐一个大忙。他写信给戴高乐，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都担任委员，但并无政治权力。他本人的军事指挥权不隶属这个机构，而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
这个不适宜的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委会，撤换所有的维希分子，并要求法军总司令 （即吉罗）置身于执委会领导之下。而且，现 任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当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与此同时，法国本土代表各种不同政治信念派别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也表示：一致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
吉罗弄巧成拙，不得不于5月17日电邀戴高乐去阿尔及尔，以便联合成立法国中央权力机构。但当戴高乐于5月30日中午飞到阿尔及尔时，他又严密封锁消息，企图把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隔离开来，让他在孤立的状况下乖乖就范。
但有关戴高乐的消息是封锁不了的。下午4点钟戴高乐去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敬献洛林十字架时，上万名群众神秘地出现在广场，“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如排山的海浪。紧接着，雪片般的信件向戴高乐飞来。其中最感人的是前法国空军参谋长维勒曼将军的信。他1940年惨败后一直悲愤地隐居在家。他要求戴高乐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指挥一个中队，以便重新为国效力。从这些欢呼和信件中，戴高乐再次从民族感情中获得了力量。
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斗争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将要成立的政府的组阁问题。戴高乐坚持政府应负起全国的一切责任，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同时必须解除维希所任命的殖民地总督们的职务。吉罗一听便恼羞成怒，激动地大叫大嚷。于是，戴高乐“砰”地一声摔门而去，谈判陷入了僵局。
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有的敏感，漂亮地打破了僵局。他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新闻记者，宣布他到北非来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作战。这个机构理所当然地要把那些维希官员排除在外。这个消息由于新闻媒介的大肆宣传，给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争取主动体面下台，佩卢东当晚就写信给戴高乐，声明他愿为促成联合放弃总督职位，希望给他一个在军队中服务的机会。戴高乐立即复信接受他的辞职，并把他的信同时分送吉罗和新闻媒介。第二天，这个消息立刻在世界各地见报。
这一下完全打乱了吉罗的阵脚。吉罗怒气冲天，一边大骂戴高乐“有法西斯倾向”，一边又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接着发生的事实：建立7人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戴派4人：戴高乐、卡特鲁、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吉罗派3人：吉罗、乔治、莫内。这个委员会为法国的中央政权，负责领导法国的抗战和其他一切事宜，行使法国主权，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
至于维希政府的总督们，则一一被解除职务。
这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胜利，但却是与美国的主张相矛盾的。因此恼怒的美国新闻检查局扣留了委员会6月3日宣告诞生的声明；英国方面，便以各种借口延误在伦敦急于去阿尔及尔赴任的委员们的行程。
对付这样的障碍，戴高乐已经驾轻就熟。报刊新闻被扣留，他就通过战斗法国控制的广播设备公开广播。延误委员们的行程，他就直接找丘吉尔说。
但最大的障碍，仍来自法国人内部。6月8日，委员会研究军队统帅问题时，又陷入了僵局。提交讨论的有3个提案，一个是乔治的，提议法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归吉罗统辖，由他当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同时还保留主席职务，但军事问题不受委员会约束。第二个是卡特鲁的，主张由戴高乐兼任国防部长，吉罗为军队总司令。第三个则是戴高乐的。他认为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并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其政府职务。
经过激烈的争论，七人委员会否决了乔治的提案；吉罗和乔治，则坚决拒绝戴高乐和卡特鲁的主张。会议又陷入了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再次运用了他“以退为进”的战术。6月10日，他发表声明：“在委员会目前工作的情况下，我不愿长此以往地参加委员会工作。”随后，他在住处闭门不出。这就引出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混乱局面。
吉罗恼怒地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什么也干不成！他毫无办法，只有向美国人诉苦。罗斯福不能不管，只好命令艾森豪威尔粉墨登场进行调停。
这时，被阻于伦敦的战斗法国人员陆续到达阿尔及尔，戴高乐见时机成熟，适时开门露面，第一桩事就是把委员会从7人扩大到14人，使戴派占了压倒多数。然后他才应邀与艾森豪威尔和吉罗举行三方会谈。
开会那天，他又充分利用了这次登台表演的机会。他故意姗姗来迟，不紧不慢地走进为他敞开的大门，在安乐椅上就座。他的高个子，再加上那把椅子，使他比在座的其他人整整高出两个头！艾森豪威尔一宣布开会，他就敏捷地抢占了主动权：“我是以法国政府主席的资格来这里开会的。因为在作战中，按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应该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如果在有关你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向我有所要求，请放心，我一定使你满意，可是我们先说明，这必须与我负责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这不卑不亢的一席话，一下就把初打交道的艾森豪威尔吸引住了，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戴高乐由衷的敬佩之情，且相比之下，吉罗却显得猥琐无能。但艾森豪威尔也是位忠于职守的将军，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按照罗斯福的旨意，要求戴高乐答应保证吉罗的军事全权。戴高乐则要求他以盟国的名义提出书面要求。
6月21日，由14人组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否决了盟国提出的书面要求。委员会还向吉罗提出两条道路供他选择：要么承认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再担任总司令职务。到了这个地步，吉罗当然只能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了。但他仍不甘心，又提了个砸自己的脚的好意见：他不能与14人讨论军事秘密问题。戴高乐又敏捷地抓住这个机会，力促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包括总司令、参谋长和政府的代表，负责对全法兰西的军队组织、招募和联合，以及把他们调配到各个战场和地区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执行问题上，分设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罗负责北非司令部；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本土抗战运动。昏庸的吉罗自以为得计，非常令人惊讶地欣然接受了这一方案。
至此，戴高乐终于挫败了英美的政治阴谋，站稳脚跟控制了局面，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国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实现了少年时代那种“法国是我的”、不容任何人染指的民族独立意志。当然，这个领袖和统帅的实力还很薄弱，他自己也心明肚亮。在《战争回忆录》中，他激动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信念：“我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但我相信，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然而，吉罗还是政府主席之一。这还是给盟国以利用这种奇怪的双头领导畸形体制来掩盖他们的阴谋提供了某种方便。不久，盟国又干出了一件歧视法国主权政府的事。
那是在包括美、英、苏等国家都正式承认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战时法国的中央政权之后。这期间，法军配合盟军发动了进攻意大利战役，解放了突尼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共歼敌16.7万人，缴获飞机1000多架，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台，意大利的出路只有投降了。8月29日，麦克米伦和墨菲交给法国代表马西格利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法国正如同代表所有盟国一样，有权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签订一项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包括盟国的利益，其中特别包括法国的利益。”
并指出：“联合王国和合众国政府将尽可能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一位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如果它愿意的话。”
法国当然表示愿意，并要求把停战协定草案全文通知他们。但到了9月8日，麦克米伦和墨菲却对马西格利说，意大利投降已成事实，而且半个小时之后，艾森豪威尔就会公布“同意意大利政府停战的要求，停战条件是由英、美、苏三国政府批准的。”并当场把这个声明的全文交给了马西格利。
马西格利当即指出声明中没有法国，而且也不知究竟是何时签的协定，违反了英美自己在8月29日备忘录中做出的保证。麦克米伦和墨菲竟支支吾吾地搪塞说，这一切都早就通知了吉罗。
这当然是盟国在有意排挤法国，事关重大，吉罗再糊涂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戴高乐更加不能容忍。他一边严正指出：“法国将加倍努力来加速敌人的失败，使法国根据自己的地位参与作战的安排和世界的重建。”“法国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在目前开始进行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中应有自己的地位。”一边下决心加紧结束这种双头政治的局面。
10月中旬，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戴高乐的请求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政府只有一个主席。委员会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正式任命戴高乐为该委员会惟一的主席。吉罗退出委员会，保留法军总司令职务，派往意大利半岛执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
1943年11月9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同时宣告新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
13. 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当时，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主要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是国外的抗战运动，另一种是国内的抗战运动。国外的主要是戴高乐派，后者则是那些在敌人占压倒优势、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起向纳粹作斗争的男男女女。
国外抗战运动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到1943年年底，戴高乐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23万人的野战军，拥有15万士兵的殖民地军，拥有5万名海员和32万吨位的舰队，120万吨位的货船和商船队。此外还有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3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在与共同的敌人的生死拼搏中，这支武装力量配合盟军，创下了辉煌的战绩。在意大利战役中，戴高乐派出的三个远征师12万人，由于报仇雪恨精神的鼓舞，简直成了攻无不克的铁军。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二师在陶蒂将军的率领下，爬过海拔2400米的极端险峻的高山，冒着大雨冲入敌后发起猛攻，占领了三十多公里的纵深地带，在克拉克将军的正前方攻下德军的第一道防线，楔入第二道防线，俘虏了1200人。接着远征军先头部队率先打进意大利首都罗马。6月18日，即“六一八”讲话发表四周年纪念日，法军继解放科西嘉岛之后，又一举光复厄尔巴岛，俘敌2300人，缴获各种火炮60门，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并为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法兰西海军在“铁砧”登陆行动待命期间，对盟军的行动给予了有效的支持。1944年3月1日这天，在波拉海面，法国巡洋舰一举击沉敌舰5艘，其中包括1艘鱼雷艇。半个多月后，法国轻型巡洋舰在莫莱里海面又击沉敌舰5艘。这段时间，在英吉利和诺曼底海域或向意大利、科西嘉岛和北非航行的所有盟国辎重舰队，都有法国海军护航。
在空中，法国空军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1943～1944年 6月，有 17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作战， 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有72个大队参加对德国工业基地的远程轰炸。在苏联，也有2个法国空军大队参战；在北非海岸，更多的掩护陆地基地和海上运输的作战任务均由法国空军承担。
法国本土的抗战运动，更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戴高乐坐到麦克风前发表他的“六一八”讲话时，并未设想在国内组织抗德斗争。但他的号召激发了人们不屈的斗志，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自发地分散地和德国人斗争起来。特别是1941年10月31日下午4点那震撼人心的“静默5分钟”，使各种各样的地下战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出。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反抗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为了避开盖世太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不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这些组织名目繁杂，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组织合并了，形成了一些实力较雄厚的联合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合并而成的，一个是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乔治·皮杜尔 （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等基督教 民主党人领导的。“狙击兵”与“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座城市是实际上的南部抗战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蒂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这是位新闻记者，曾当过海军军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最重要的“民族阵线”则是由法国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内部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如律师民族阵线、店员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和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这是惟一一个在法国南北两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组织。科西嘉岛就是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戴高乐立即看到了这些抗战组织在日后的解放战争和政权建设中的潜在的作用。他极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一体化领导之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内地抗战领袖让·穆兰，一位与戴高乐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在法国危亡的关头，正担任埃尔·罗伯尔省省长。德国人侵入他所驻的沙特尔城，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的品质，遭到了法西斯的侮辱，被殴伤后关进了监狱。具有坚强意志的穆兰誓死不低头，敌人不得不把他释放。1941年9月9日，他偷越国境，取道西班牙前往英国，被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看中。英国人花了六个星期时间试图争取他为英国服务，他明确表示要投奔自由法国，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听说他来了，但在里斯本受阻，大发雷霆，立即致信艾登，才终使他于11月底到达伦敦。
12月初，戴高乐与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感觉到，这位勇敢坚定，极具辩才和决断能力的年轻人完全适合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戴高乐试探着问他：
“来到这里，您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将献身于法兰西的自由、独立的伟大事业！”
他回答得很干脆，充满着庄严和自信。
“非常感谢您对自由法国的忠诚！”戴高乐紧握他的双手，直视着他的眼睛，沉声说，“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在听了你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情况的介绍以后，我更加感到必须尽快把这些组织联络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而完成这个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就是您。我决定派您立即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我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惟一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穆兰挺直身躯庄重地答道：“我准备完成您授权的一切事务，将军阁下！对我来说，您就是我们伟大的法兰西的化身！”
18个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实现了他“献身”的誓言。但在这短暂的一年半中，他为法国抵抗运动立下了极为卓著的功勋。
他肩负戴高乐的重托，接受了一个月紧张的训练之后，于 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回法国，就以卓越的才干和惊人的毅力，着力组织秘密军事小组，建立空投接收站，分发经费，建立秘密联络基地。三个月之内，他把法国南部的各个战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发表了承认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宣言。紧接着，他把秘密工作渠道伸进了敌占的北方。战斗到1943年5月，终于由法国发起，成立了以穆兰为主席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确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从此，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便正式纳入了战斗法国运动的轨道，实现了法国内外抗战运动的合流。
穆兰牺牲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选举原“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乔治·皮杜尔担任主席，保持了法国内外战斗的整体性。在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的促动下，被空投装备武装起来的内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有时甚至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1944年初，戴高乐正式组建了法国内地军。从此，法兰西本土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都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这四处燃烧的烈火，燃亮了戴高乐的心。虽然这烈火还不足以成为燎原之势，但若与他四年前在波尔多机场只身跳上英国飞机时的境况相比，却使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短啊！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忧心忡忡。但是，我队的素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
我们越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复兴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越光辉灿烂。
……
1940年的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沦丧，使许多人大为震惊，甚至认为法国无可救药了。长期以来法国人民对自己的估价以及全世界对法国人深表尊重的历史舆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如果法国不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将永远无法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恢复她的尊严。但是，能够帮助法国重新恢复统一和再取得它的旧日威望的，莫过于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了。这就是在刚刚团结起来的法兰西海外领地内，在受着压迫的法国本土内，找到充分的依赖和战斗的勇气，再锻炼一支我认为作战能力很高的军队。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以后，接着贡比涅和都灵的投降，然后是维希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现在，当敌人占领我们全国，200万法国人沦为俘虏而“合法”政府坚持惩罚抗战的法国人的时候，要我们的军队取得重要而光荣的胜利，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实现这个伟大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4. 沿着独立的道路前进
是的，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盟军即将开始在诺曼底海岸开始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军事行动。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戴高乐和他的战斗法国却又面临着一连串更其凶险诡谲的政治挑战！
首先是所谓“达福”事件。据战斗法国情报部门掌握的线索，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冒名顶替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机关，被戴高乐派驻英国的指挥官进行了军法审判，并被关进了伦敦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后来，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向英国法庭控告了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受到了虐待。英国政府声明“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否则，法院一经备案，就必须开庭审判。这样，只要戴高乐一踏上英国国土，就有可能会被逮捕，甚至如果被判有罪，还不得不去坐班房！
戴高乐听到此事，当然十分愤慨，当即通知英国外交部，指出这是一起“寡廉鲜耻”的事件。此事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到了1944年3月，戴高乐再次获知，英国法庭正准备开庭审理这一案件！
戴高乐忍无可忍，便以攻为守地也提出了一项控告。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战斗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在阿克拉英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对法国本土广播，因为是外国人，一到英国就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问。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亡。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此事一直闹到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因为盟国必须请戴高乐来英国共商大计，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以1000英镑为代价买通达福“撤回起诉”，才算宣告平息。
接着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电报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
这件事的背景要复杂得多。起因更早是源于法国人大大咧咧的天性使盟国领导人不敢信任。他们天生地不善于保守秘密。正如一个英国谍报人员在汇报中指出的：他们善于密谋策划，却不能守口如瓶，结果是被捕者中 95%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不能保持沉默。还有位特工在家信中这么描述：
我第一次参加的法国人称之为“空投”的行动既不安静也不保密。货物从飞机上一扔下来，人们就马上欢腾起来，一个叫什么阿伯特的人开始喊叫：“注意，箱子下来啦！”
于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高声叫喊，什么鲍勃啦，阿方索啦，皮埃尔啦等等，总之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来凑热闹，叫着“小心别让上帝的箱子砸着你”。货箱一着陆，抢降落伞的比赛就开始了，看谁收集的降落伞最多。随后就赶来了牛车，赶车的人大声地吆喝着：“来吧，老伙计，往箱子那边拉呀！”然后他们就商量如何装车，谁有资格先开始装。当我动手抬箱子时，听见有人大声叫起来：“别动，我的上尉，让我来吧！”还有人跟着喊：“上尉，你怎么搞的！”于是，这群来帮忙的人就自己动手干起来了。
在场面比较大的行动中如此，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让·穆兰有一次召集全国抵抗运动的负责人在一家公寓里开秘密会议，会上几个地区的司令员发生了争吵，整幢公寓楼闹成一片，德国人则在一旁静静听着。第二次开会时，全国抵抗运动被党卫军保安局一次抓了12个司令员。
1942年10月2日，德军无线电截听站截听到伦敦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员与驻华盛顿外交官之间一次清楚的谈话。这次谈话透露，在一个称之为“火炬”计划的作战行动之后，盟国打算在阿尔及尔建立一个司令部。过不久，一位名叫克拉莫尔冈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在卡迪斯附近坠海身亡，他身上带的文件被西班牙情报当局交给了德国人，也证实了盟国在阿尔及尔的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战斗法国使用的密码也确实保不了密。登陆前夕，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国地下军日后的配合作用，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战斗法国把地下军化整为零。战斗法国为了便于控制指挥，仅把地下军分设为两个司令部。这份电报译成密码交给英国特种行动局审查时没有通过。法国中央情报局又呈交了一份密码电报，并附上译文表示已遵令分散了组织。但英国密码专家马克斯一看就说，两份密码电报内容相同。中央情报局很尴尬，指责马克斯盗用了法国的密码本。马克斯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愿意用这种密码任意起草一份电报，他可以当面破译出来。于是中央情报局又起草了一份电报，马克斯真的就当面破译出来了。
鉴于上述情况和登陆行动的责任重大，英国政府只能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命令禁止用英国、美国或俄国密码以外的密码发电报，设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司令部和它在伦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之间的通讯也不例外。
在军事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对戴高乐的尊严和对一个主权国家民族自尊心的冒犯。而戴高乐则一贯认为，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所以他怒不可遏。他说：“4月21日，盟国通知我们，今后不再转发我们和我们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当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必须保守准备登陆的秘密。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他们一起在反攻战役中占重要的地位，同时战场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开辟的。因此，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国硬要干预我们下达命令和传达报告期间，停止自己的大使维埃诺和军事代表盖尼同他们解决任何事务。”在命令驻英代表停止与英美接触的同时，他自己也拒绝接见英国的大使。
戴高乐自己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正中盟国下怀。英美两国总参谋部正好在没有法国人参与的情况下，加紧完善代号为“尼普顿计划”，又称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因为这次行动要攻入的地方是法国，战场也是法国，而法国人的感情用事则是盟国最头痛的事，所以这个计划的策划从萌发之日起就没让法国人参加。直到登陆日的前夕——1944年6月4日，丘吉尔派专机把戴高乐接到英国，这个计划的概略情况才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当着丘吉尔的面向戴高乐做了通报：盟军准备以287万大军、13000多架飞机和6 000多艘舰艇于 6月上旬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实施登陆，同时利用“坚韧”和“水银”两个子计划的欺骗行动把实力雄厚的德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希望让他们在那里抵抗根本不会发生的大举进攻，另外还有一套特殊的轰炸、欺骗、游击、骚扰和佯攻计划以阻止法国各个角落的德国人集中起来对付进攻。此外，一百多个侦察组将被空投到法国各地，监视德国坦克师的动向。为了阻滞坦克的行动，“绿色计划”集中破坏铁路，“乌龟计划”破坏公路桥梁，“蓝色计划”破坏德军的供电系统，“紫色计划”扰乱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还有其他一些计划破坏机车、铁路车辆、铁路转台和各类油库。进攻时将有1188条铁路、33条公路、32条无线电通讯线路被选作破坏对象，同时还有几百条线路的情况正在侦察。除了破坏之外，法国地下军还应该开展广泛而有计划的游击战以配合进攻，迷惑或拖住敌人。
这就必须强调地下军得服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当时，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最害怕的是戴高乐会大光其火而把事情搞个一团糟，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为了胜利又不得不这样做：战后从党卫军保密局的档案中发现，惟一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准确情报正是来自于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总参谋部的一个上尉，情报的日期则正是6月4日！而据盟军最高司令部所知，到6月4日为止，知道这个行动计划的惟一一个法国人是戴高乐，而戴高乐又是直到6月4日中午才赶到法国的！幸而这份情报被党卫军保密局的情报官员混杂在有关此计划的其他250多件不确切情报中被人遗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情况是如何传到阿尔及尔的，至今都是个悬案。
但这次戴高乐这位“浓雾中的掌舵人”却表现得非常明智，不仅没为此事直到最后才告诉他而光火，反而是热情地赞扬“在这极端危险和复杂的巨大战役中，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 ‘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由于天气恶劣，海面上有6级大风浪，登陆原定是在3日至7日之间进行，现在已经是4日，天气毫无好转迹象，使用平底船、登陆艇和浮桥航行靠岸都毫无把握，但是最迟在明天必须发布进攻或延迟的命令，艾森豪威尔一直为此焦虑不安。他征求戴高乐的看法：“您的意见怎么样？”
戴高乐说：“我只向您说一句，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戴高乐明智的支持，使艾森豪威尔坚定了信心，也博得了这位美国将军日后的尊敬。但戴高乐所支持的只是这次军事行动，而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对法政策是戴高乐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的。罗斯福出于对法国人痛心的失望，内心深处一直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能真正代表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临时政府，甚至包括戴高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也出于战争期间统一指挥的需要，他坚持盟国特别是法国的一切行动，都要置于美国政府以及它的军事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管辖之下。他指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占领了法国的土地之时，就要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建立盟政府，发行战时货币，以便从行政上经济上保证盟军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并要求丘吉尔说服戴高乐顺从。
在这种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上，戴高乐怎么会听丘吉尔的游说？相反，他感到罗斯福与丘吉尔这样关注法国内政，正是法兰西复兴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宣布：
我要沿着我的道路——独立的道路前进！我相信，不仅对于我所负责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对于我所珍视的联盟，这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接着，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几条对策。他向华盛顿和伦敦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确定在法国作战时法国行政机构与盟军协同配合的条件，特别说明：
在作战地区，地方当局将满足盟国的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满足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总司令身份所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取得联络，每支大部队都配备一名法国行政联络军官随军工作，同时派遣一位拥有必要的职权和随行人员的法国将军到艾森豪威尔身边去，以保证在政府返回法国本土以前这个时期，有政府的一个成员以代表资格前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戴高乐任命了柯尼希将军和科歇将军分别担任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的助手，同时任命安德烈·勒特罗克埃为解放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戴高乐还与艾森豪威尔达成了“应当由法队去解放巴黎占领首都”的协议。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法令，正式将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郑重声明盟军必须尊重法国主权，决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存在，坚决抵制美国政府企图在登陆后宣布在法国建立占领区军政府和强制发行货币的决定。
15. “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狂风大作，恶浪滔天，似乎在预示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盟军2 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载着3个伞兵师同时起飞；皇家空军1163架轰炸机，把5 853吨炸弹投到了预先选定的德国人的10个堡垒上；美国第八航空队的1083架轰炸机，对德国人的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天地为之颤栗。
天色大亮，数不清的烟囱、桅杆遮没了波涛汹涌的海面。森林般的舰载火炮向诺曼底海岸倾泄出铺天盖地的火焰。整个海岸线硝烟翻滚、弹片呼啸、血肉横飞。大海为之变色。
复仇的日子到来了。
戴高乐站在伦敦卡尔登花园他的办公室窗前，以他那彻夜不眠而布满血丝的双眼眺望着东方天际，心情万分激动！仅差11天就整整4年了。 4年，1449个日日夜夜，苦难深重的法兰西，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园已毁于钢铁履带？多少血泪才酿就一份尊严？啊，有多少志士前赴后继以身报国才创造了这辉煌灿烂的一天！他怀着无比的热情，以他那早已为人们熟悉的充满鼓动力的声音振奋地说：
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惟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在我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
无线电波把他的讲话迅即传到法国本土。法国各地的地下军成员分别聚集在收音机前，激动地聆听戴高乐的号召。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也被这神圣庄严的时刻所激奋。关掉收音机，他们便分头拿起能找得到的武器，静静地从各自藏身的秘密地点走出来，悄悄然而坚定地袭击德军的桥梁和军火库，切断电话线，拆毁铁路线，使敌人的交通、通讯系统绝大部分瘫痪，变成聋子、瞎子。复仇的烈火终于在法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布列塔尼半岛，地下军承担了阻止14.5万德军向诺曼底增援的任务。
他们无视人手少、装备差的困难，频频出击，造成了盟军将在此登陆的假相，有效地把敌军拖了17天。德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隆美尔元帅的战略是用步兵包围诺曼底盟军的桥头堡，同时重新调配装甲部队，以进行强大的反攻，把盟军赶下海去。然而，他的77步兵师，用了13天时间才走完两天的路程。165步兵师在登陆日的当天就从洛里昂出发了，但直到16日还没有到达前线。275步兵师7日离开瓦恩，14日还在路上。即使是小股部队也寸步难行，有一个营8天才走了60公里。德国的伞兵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狙击，大大延误了战机。号称“帝国”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师，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战斗部队。但它从佩里高到诺曼底的路上，同样遭到了地下军传奇般的骚扰和袭击。
“修车工”游击队的专长是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他们常使法国南部的敌军陷入混乱。“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麦丁刚刚接到命令准备开拔时，他们便将敌人储存的大部分汽油变成了一片火海。
“辣椒”管的是铁道线。这是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他跳伞到利穆赞，组织铁路工人破坏法国南部的铁路运输。总攻开始时，他立即中断了从图卢兹到蒙托邦的所有交通运输，有效地阻止了德国人的军需、弹药和舟桥设备的运输工作，而且使从马赛到里昂的每一列火车都至少发生过一次出轨事故。
“奎宁”是一支仅27人的游击小分队。他们炸毁一座桥梁之后，仅凭一些轻武器与敌人一个重型坦克连激战了6个小时，20人光荣战死。
在地下军游击队的频繁打击之下，德军成了惊弓之鸟，坐卧不安，只好向上司告急。在奥里亚克的德军向上级报告：“形势危急，我军不断遭到袭击。”上比利牛斯的则说：“我方部队不断受到袭击。这些匪帮使我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多尔多涅的德军人报告得更加惊心动魄：“第11装甲师每天都不得不与散布在多尔多涅各地的恐怖分子互相扭打，部队进展甚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克莱蒙—赞朗—利摩日地区完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全区铁路交通完全停顿。部队行动十分困难。”
别提德国人，即使是盟军，也为这支地下军所表现出的锐气所震惊。战斗一打响，许多原来没有统计到的人也从各自的隐蔽地冲出来，戴上抵抗运动的臂章就赤手空拳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当然，他们一碰上占领军就被镇压了，但这更激起了人们的反抗。他们抛弃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地奋勇战斗，几天就耗光了地下军几年间储备的很有限的武器弹药。地下军总指挥只好限制他们的行动，因为这是事先没计划到的。盟军指挥部6月底宣布，战果大大超出期望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法国地下军的贡献等于 15个正规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从天而降的伞兵部队。
同胞们为祖国而战的牺牲精神和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戴高乐，也更增加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因为直到这时，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关于改名、不允许存在其他政府和抵制战时法郎的法令还没有得到盟国的承认。6月8日，英国国务大臣艾登在另一位大臣达夫·库珀的陪同下与戴高乐共进午餐。艾登建议让法国代表马西格利到伦敦来签署一项法英协议，然后他再陪戴高乐到华盛顿去拜会罗斯福，以便确保罗斯福认可法英的协议。
但戴高乐不愿去央求美国佬的恩赐。他让维埃诺回复艾登：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对法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讨论，它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至于戴高乐，他到伦敦不是来谈判的。同时，他再一次聪明地求助于新闻媒介。两天后，他接见了一家新闻社的记者，公开谴责了所谓的“盟政府”，指出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价值，并着重指出盟军与法国地方政权缺乏任何联络机构的局面是荒唐的。
这次谴责立即掀起了一场舆论大战。美国报界对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攻击，一些有名望的新闻界人士立即奋起反击，为他辩护。在英国，则大多数报纸支持戴高乐，批评罗斯福顽固不化，弄得美国人很难堪。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艾森豪威尔派他的参谋长来找戴高乐，请求他最好尽快对罗斯福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刚到伦敦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也来帮着说项。紧接着，费纳尔海军上将又特来转达罗斯福的口信：欢迎他访美，并提出了几个可以进行会晤的日期。在阿尔及尔，美国人也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在竭力催促。
戴高乐沉住了气，什么也没答应，只是加紧做回法国本土视察的准备。
他的打算是，一边争取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支持，一边抢先在已解放的诺曼底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使盟国建立军管政府的企图落空。当然，这个打算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
像往常一样，形势正按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从8日到20日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等国不顾英美当局要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紧急要求 （此中另有其因，下文再述），正式承认了法 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紧接着，法国本土又传来喜讯：盟军已解放了第一座城市——贝叶市。
6月14日，戴高乐带领10名高级助手，乘坐法国海军“战斗”号驱逐舰，终于踏上了阔别了四年之久的法国国土，受到了贝叶市长、市议会成员和武装人员的热烈欢迎。进入贝叶城后，戴高乐心情激动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居民们看到他都十分惊讶。市长高呼道：
“同胞们！荣誉和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一时间，人们欢腾起来，有的大呼小叫，有的泪流如注。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跟在戴高乐身后走。人越来越多，不一会便汇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
孩子们把他团团围起来，妇女和老人则向他哭诉四年来的痛苦生活和德国法西斯匪徒犯下的滔天罪行。
望着纯朴善良的人们，戴高乐既感动又振奋。这是他在法国本土第一次受到的群众洗礼。这时，他真正感到了自己四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的价值，也更感到了肩头所负责任的分量。他按照原定计划，当即任命高级助手库莱为诺曼底地区专员，拉罗克为司法顾问，德谢维涅任军事代表，组成解放区政权的核心。同时从“战斗”号驱逐舰上卸下了大量的战斗法国货币（当时英美两方都没注意到这两件事的重大意义，过了很久，才发现这是戴高乐为所谓“军政府”和“战时货币”预设的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下午，戴高乐在贝叶市市府大楼前的广场上向全体市民发表演讲。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戴高乐对他的人民说：“敌人毕竟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民族革命！”他号召人民积极支援盟军作战，积极支持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作战，狠狠打击敌人，为解放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他说：“我们法国人要永远记住6月6日这一天，这是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反攻；从这一天起，我们要获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要获得解放！”
16. “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法兰西民族解放阵线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后，英美政府曾向波兰、挪威等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发了个“紧急要求”，要他们“静观其变”，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不要忙于给予承认，这是大有原因的。其原因之一，也即它的远因，是罗斯福对执拗得近乎妄自尊大的戴高乐越来越反感，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位军衔最低的将军能代表法国。同时，他对法国的基本态度也多次讲明了，他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任何政党。他确实认为，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才能够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他衷心希望这场战争是“民主国家的一场斗争”，不应该以建立波拿巴或佛朗哥式的军事政权而结束；他希望由幸存的法国文官和议员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因此，他向各军事领导人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例如要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将军避免表示支持戴高乐；对沦陷的或自由的法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只同地方当局打交道”。
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因亲临其境，不无遗憾地看出了罗斯福政策不切合法国实际的偏颇之处。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实际情况向总统汇报。1944年5月，他向罗斯福写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说：“请总统放心，在同法兰西委员会的谈判中，我只涉及军事问题和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民政管理问题。我理解您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做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您，目前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 ‘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些地区，我们就可能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
罗斯福接到这个绝密报告，心里很不是滋味。6月2日，他向马歇尔发了一份“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措辞强烈的秘密备忘录：“我随时准备看到戴高乐成为总统、皇帝、国王或其他随便什么人，只要这是法国人民自由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不同意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的说法。”
这里就道出了事情的真谛：法国当时并不止两大集团！只能说只有这两大集团最大。因为战前法国的议会由三十来个政党组成，敌人来了，这些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如等还在坚持地下斗争外，大部分都跑散了。但随着东西两大战场的开辟，意大利的投降，德国人失败的前景指日可待，这些政党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法国因为组织最严密，抗战功绩也大，实力也雄厚，很希望当然也很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此外更重要的，也即“等待事态发展”的近因，是这时在巴黎又冒出了一个皮埃尔·赖伐尔。
赖伐尔是个诡计多端的野心家。1940年他投降了德国，曾先后担任维希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甘心事敌，干尽了坏事。当德国人成了惊弓之鸟，盟军即将解放巴黎的时候，他又想出了个讨好盟军以篡夺胜利果实的新点子：组建新政府。他的计划是在巴黎重新召集1940年的第三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建立一个所谓的“联合政府”，把它当作合法的政府来欢迎盟军进入首都。这样就可以取代戴高乐，使他的临时政府还没得到法律上和英美等大国的正式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法国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么一个既成事实。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以他惯有的狡猾手法和不顾一切甚至包括“羞耻”二字的勇气去实施他的计划。他打算清洗他身边的极端亲德分子戴阿、达尔南、博纳尔和布里农，并想极力寻找一个在原国会里有代表性、在反对贝当的政策方面很著名、在国外又有相当声望的杰出人物来参加他的新政府，以装门面。最后他选中了曾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的著名政治家赫里欧先生。此人正囚禁于德国集中营。赖伐尔跑到德国人那里兜售他的计划。
而德国人，包括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高级谋士阿伯兹等人也已经看到德国人的失败是既成事实，都认为法国一旦解放，最好的结局是在巴黎出现一个包括维希分子的亲德的政府。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德国人不仅赞成，而且在暗中大力支持。于是赖伐尔就亲自跑到马尔维尔德军集中营把赫里欧先生接了出来，并陪他洗了澡，订制了新衣服 （可惜赫里欧先生只是感谢赖 伐尔提前解脱了他的苦难，对参加新政府一事却根本不肯表态）。
当然，如果筹划中的“联合政府”今后得不到盟军的认可，赖伐尔也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善于钻营的赖伐尔千方百计托关系，终于从一个名叫昂菲埃尔的人那里获得了一项美国人不反对他的计划的保证。于是，赖伐尔更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
当然，赖伐尔的阴谋像四年多来一切针对戴高乐的阴谋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对这个人，戴高乐却是一反常态地宽宏大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论道：
赖伐尔进行了一场赌博，他输了。他有勇气承认自己应对一切后果负责。他为了支撑那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当政期间无疑已使用了一切诡诈手段，力图以此为他的国家效劳。但愿人们会承认这一点。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中，有少数甘愿在耻辱的泥坑中爬行的法国人并没有完全自绝于祖国，这是事实。
但在当时，赖伐尔的阴谋却使已经十分诡杂凶险的局势更其复杂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纷纷劝说戴高乐，劝他采取积极措施使罗斯福改变看法。戴高乐从贝叶返回伦敦的当天下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跑到卡尔登花园拜会戴高乐，力劝他尽早访问美国。美方的代表和一些军队高级将领也轮番向他表示了同样的意愿。6月1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次建议戴高乐访问罗斯福尽力与美国重建作为法国一份宝贵遗产的友好关系。
最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戴高乐应该出访美国。不过要以某种方式表明，此番出访，既不是去乞求，也的确没有去谈判的任何打算。他只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客人出访，代表法国去向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战争作出的贡献并向法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表示个人的敬意；而且任何会谈都只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平等地交换意见。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讨论盟军与法国政府之间的民政和军事关系问题，将请他们在将军离开之后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解决。
戴高乐同意了这些观点。6月24日，他在致驻华盛顿代表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了他的立场：“我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打算特别要求什么，尤其是关于让美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不准备提出这一问题。”同时，他首次正式以法兰西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意大利和梵蒂冈，同教皇庇护十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他才登上罗斯福派来专程迎接的飞机，于7月6日下午到达了华盛顿。
这次访问，把两位巨人的性格都充分显示出来了。一个处处以民族代言人自许，根本不顾忌自己地位和实力的虚弱；一个时时按既定目标前进，丝毫不接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是美国总统的正式邀请，但戴高乐在机场仍被当作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受到鸣礼炮17响的欢迎，没有得到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的礼遇。在欢迎的人群中，除了法国自己的代表和美国新闻记者之外，就只有美军著名将领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金海军上将等，连国务卿赫尔都没到机场来。一出机场，他立即被送往白宫，在那儿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第三天，罗斯福在白宫设午宴款待戴高乐并发表了动听的讲话。在讲话中，两位巨人都老练地避开了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罗斯福首先赞扬法国：“我认为，法国有些东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这就是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都珍贵的文明精神……岁月流逝，我们已看到法兰西的黎明来到了，我们已看到这一文明将获得全部解放，不仅是过去的文明，而且比战争以前更吸引人、更伟大的文明都将获得全部解放。”
接着，他又特别亲切地对将军说：“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1月，我第一次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第二次会晤，我希望还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会晤。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例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谈到涉及全世界的许多事务。我们对世界前途的看法一致，并且同意解除德国武装，使其近五年发生的事情在今后50年内不再重演。”
这次访问，戴高乐与罗斯福曾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主要谈论了法美关系和未来世界的组织问题。但美国官方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只有戴高乐自己的《回忆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两人都情绪激动，但却是友好的。当时，罗斯福正处在权力的顶峰，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在军事、工业和财政方面控制着它的盟国。罗斯福对世界的未来有着全球性的看法，只想对戴高乐阐述并使他理解这种观点；而戴高乐满肚子盘算的，却是在罗斯福所描绘的巨幅图画中无足轻重的、重建满目疮痍的法国的问题。于是，两位巨人各讲各的，谁也不愿认真对待对方的意见。
戴高乐回忆说：
在我们的会谈中，他根本不提棘手的事情，而只让我理解到他自己想从胜利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我看来，他的胃口是不小的，它使欧洲和法国感到不安。按照总统的看法，美国的孤立主义是过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但是罗斯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打算通过国际法来建立一个常设的干涉机构。在他的思想中，他要建立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四大国的领导权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我静心倾听罗斯福给我叙述他的计划，好像这是符合人道的，他用理想掩盖其强权意志。而且总统决不是光谈原则的教授，也不是根据感情和利益来谈事情的政治家，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一笔带过，以致很难公开反驳这位艺术家和幻术家。但是我回答他说，照我的看法，他的计划冒着把西方国家置于绝境的危险。如果把西欧看成是次要的，岂不是要削弱他自己所从事的文明事业吗？
戴高乐向罗斯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西欧应该复兴的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对此后5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戴高乐说：如果它复兴起来，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宁愿以它为榜样。
它削弱下去，蛮横的暴力就要席卷一切。虽然西欧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古老民族的价值、能力和光辉。的确，首先是法国，她是欧洲的大国。只有法兰西，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你们的盟友。我知道你们准备从物质上帮助她，这对她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应该使她恢复自己的实力和信心。因此必须使她能起作用。如果有关世界最重要的决定不让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她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最后决定给她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她怎么能起作用呢？
这是戴高乐近年思想的主题，也是他向罗斯福解释的自己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和为什么到华盛顿来的原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罗斯福对这一点是能够理解的。而且，他对法兰西民族也确实抱有一种真实的崇敬的感情。
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才使他对法国1940年的失败从内心感到失望和生气，并因看到这个惨败并没引起法国人、特别是与他接触过的法国人心中多大的反应而痛心。他对戴高乐吐露了看到战前法国那种政治上无能时的难言之痛：
“我这个美国总统，甚至有时还想不起法国政府的短命总理的名字。在这儿， 现在你看到我国热烈地欢迎了你。但演完这幕悲剧以后，不知道你是否还是政府的领袖？”
罗斯福的见解使戴高乐感到：在国际事务中，理论和感情同强权的现实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人们所掌握的和坚持的事实。法国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只有靠自己。
戴高乐把这种理解向罗斯福挑明，罗斯福笑了：“我们应当努力去做。但是，的确，为法国服务，谁也不能代替法国人民。”
会晤之后，两位巨人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罗斯福的招待会，表明了美国对戴高乐作了点让步，但基本立场仍然没变：
在法国人民选出它的政府之前，他同意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民政当局。但戴高乐将军的委员会不会被看作是法国的临时政府。
艾森豪威尔将军可以自由地同法国其他行政当局进行谈判，由他选择或任命能够维持治安的地方行政当局。
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则活跃得多。由于他这是第一次在那些过去曾多次帮过忙的美国新闻界人士面前露面，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再次表述了自己坚定的目标：“法国在逐渐摆脱暂时的灾难以后，首先和盟军按照自己的地位共同参加作战，一步步走出它暂时的苦难。它打算先与盟国一起参战，进而分享世界的和平生活。”然后，他耐着性子巧妙地回答了一些记者提出的不适宜的甚至荒唐可笑的问题，使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和蔼可亲、高尚和持重的人。他博得了他们极大的好感。于是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戴高乐热”，接着又兴起了一场“支持戴高乐运动”，给罗斯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后白宫被迫再次让步，于10月23日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从个人交往的角度，这次会晤也有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罗斯福总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个怪人！”
而戴高乐，则正式在回忆录中把个人的评价写下来：“罗斯福的伟大，在于他的看法同我很相近。”
最后，两人还互赠了富于象征意义的礼物。戴高乐赠给罗斯福的，是一只比塞大兵工厂工人精制的小潜水艇。罗斯福赠送给戴高乐的，则是一帧他自己的照片，后面罗斯福亲笔写了句话：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但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礼物，这时已经送到了阿尔及尔。这就是关于法国行政管理权的阿尔及尔、华盛顿和伦敦三方协议。这个协议再没提什么“军政府”和“战时货币”，承认只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才有管理法国的权力；只有它才享有与盟国取得联络以及向盟军提供必需的劳务的资格；只有它发行的货币可以兑换解放法国的盟军所持有的美元和英镑。
17. 走向法兰西的目标
7月下旬，即戴高乐从华盛顿回到阿尔及尔的两个星期中，盟军从诺曼底发起攻势，向巴黎挺进。8月1日，肩负着解放首都光荣任务的战斗法国部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装甲第二师按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宣告着解放首都的战斗即将打响。
四年多来，巴黎一直是人们所厌恶的纳粹占领军的统治中心，当年这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痛苦地沦落时，人们也随着她的消沉而沉默。一旦德国人的防线在诺曼底被突破，她马上就恢复了生机，成为了世人瞩目的战略中心和政治中心。军事将领的计划，政府的规划，群众的心情，以及野心家的阴谋，都立刻转向了巴黎。
“如果让巴黎自由抉择的话，她首先必须解决政权问题。谁也不怀疑，戴高乐回到首都时，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会受到人民的欢迎。”戴高乐说。但是，“那些国内外无论站在哪一立场都想阻碍这种情况出现或至少使它不那么美满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利用解放的最后时机，来制造一个使我感到困难的局面。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我搞垮。但是，民族已经有所选择，群众的觉悟将粉碎这些阴谋。”
进行这些阴谋最卖力的当然是臭名昭著的赖伐尔。他的如意算盘是从精神上剥夺戴高乐的荣誉，使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这个阴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战斗法国和内地抵抗运动人士的坚决反对和及时揭露。他们声明：1940年的国民议会没有资格代表法国说话。戴高乐结束访美之行的那天，人们在巴黎市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到处插上了三色国旗，高唱《马赛曲》，并不断高呼“戴高乐万岁！”被囚禁在桑德监狱的政治犯们，冒着受严厉惩罚的危险，在所有窗户上挂起国旗，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维希卖国政府！”“打倒赖伐尔！”紧接着，8月10日铁路工人罢工，15日警察罢工，18日邮政电讯工人罢工。最后，赖伐尔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服从德国人的命令，先贝当元帅一步去了法国东部的贝尔福。维希政府就此宣告完蛋。
而贝当元帅，这位支撑着维希政府苟延残喘达四年之久的原凡尔登英雄，也绝望地感到了大势已去。8月11日，他签署了一个秘密文件，授权他的部下奥方海军上将代表他本人与戴高乐取得联系，以便使“所有善良的法国人”重归于好。面对这位过去的恩人，戴高乐再次面临着在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这次，戴高乐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时候的巴黎形势，是法国领导的抵抗力量占了优势。他们也想抓住机会在戴高乐进城之前就建立自己的政权，因而极力主张尽早发动巴黎起义。这使戴高乐任命的内地军总司令柯尼希将军感到很为难。柯尼希出于爱国心和军事上的理由，当然极想举行起义。如果巴黎人民自己解放了首都，他们就可以不受盟军管辖，也可以确立法国的主权，还可以证明地下抵抗运动的力量并非神话。但这得看时机。柯尼希将军的打算是要等到盟军兵临城下才开始起义，以防事先被德国守军粉碎而失去接管巴黎的机会。
法国人坚持己见，在摩拳擦掌的工人们的支持下，8月18日就正式号召巴黎人民起义，于是与德国人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而正规战场上，突然出现的形势却使人不得不焦虑！8月15日，法国第一集团军首批部队和美国第六军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登陆，分南北两条战线挺进。在南线，德拉特尔将军率领法军三天就顺利打到了土伦，开始进军马赛。而北线，佩顿的第三集团军却兵分两路，一路在塞纳河北岸向洛林进军，另一路向南直指默伦。虽然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解放巴黎将振奋全体法国人的精神，也会激励整个盟队，但在已迫近巴黎之际，他却迟迟不做解放巴黎的部署！
这使戴高乐大为震惊。8月18日，他急匆匆地从阿尔及尔起飞，直抵盟军总部。20日，他去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就盟军改变作战部署问题交换意见。
艾森豪威尔将军指着作战部署图介绍了当前的战局：“巴顿的第三军正带领布莱德雷军团向前追击，并准备分为两个纵队越过塞纳河，一个向巴黎北部进抵芒特，另一个从巴黎南方到达默伦。在巴顿的后面，指挥美国第一军的霍奇将军把部队再度集结起来，这支军队在俄恩地区刚刚肃清了德军。
在布莱德雷左翼，蒙哥马利的军队击退了德国人的抵抗，逐步向卢昂推进。
他的右翼是空的，我打算加以利用来促使巴顿直捣洛林，依照军备供应的可能向最大纵深推进。在德军重新集结之前，战争就会很快地结束。”
戴高乐说：“从战略观点上看，我不了解为什么要从默伦、芒特、卢昂以及其他各处越过塞纳河，为什么单单不从巴黎越过塞纳河？况且巴黎是交通中心，而交通今后对于你们是不可缺少的，尽快予以恢复是有利的。如果是别的地方，而不是法国的首都，关于我的意见，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战争是归您指挥的。但是，巴黎的命运跟法国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不得不进行干预并请您指挥军队直下巴黎。首先要派勒克莱尔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担负这个任务。”
艾森豪威尔仿佛心里有难言之隐，窘得满脸通红。他解释道：“攻打巴黎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居民生命的重大损失，请您能够理解这一点。”
戴高乐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既然抗战运动已经起事，再不进攻就没有道理了。”
艾森豪威尔抱怨道：“抗战运动动手太早了。”
“既然你的军队已经到了塞纳河，怎么能说动手太早呢？”
艾森豪威尔无言可答了，只好向戴高乐保证：虽然还不能提出确切的日期，但不久就会下达向巴黎进军的命令，并且让勒克莱尔的那个师去执行。
艾森豪威尔的窘状，使戴高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罗斯福干预的结果。因为他指望赖伐尔让赫里欧重新召集议会的计划成功。他对任何恢复法国议会权力的建议都是听得进去的。戴高乐深知，自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必须首先成为巴黎的解放者！法国的首都必须由法国人自己来解放。
于是，临别时，戴高乐又最后叮嘱一句：“我认为巴黎的解放对全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假使盟军的命令下得太迟，我准备亲自把法国第二装甲师投向巴黎！”
巴黎的巷战进行到第二天，内地军就占领了警察总部，接着便向警察局、邮电局和政府大楼进攻。紧接着，城外的法国部队也步步进逼，使驻守巴黎的德军指挥官冯·肖尔蒂茨将军内外交困，惶惶不可终日。
肖尔蒂茨将军还算是一个有点人性的德国高级将领。希特勒给他的命令是：如果撤出巴黎，“必须摧毁一切，不能让任何建筑物留下，无论是教堂还是艺术馆都要炸毁。”连供水管道也要切断。希特勒说这样一来“一个毁掉的城市就会受到流行病的侵扰”。
如果执行了这个灭绝人性的命令，巴黎当然会毁为灰烬。肖尔蒂茨将军不愿使自己成为一个毁灭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成果的千古罪人而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因而通过瑞典领事出面，向内地军发出“愿意接受任何体面的解决”办法的呼吁。
但“体面的解决”仅仅是停止交火两天，因为行动委员会决定，抵抗运动不应遵守这种停火。巴黎所有街道到处筑起了街垒，到处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其实这种街垒在装甲车履带下是无济于事的，德国守军的压倒优势使内地军随时有被击溃之虞。艾森豪威尔在接见从巴黎跑出来告急的使者后，也看到了局势的严重。肖尔蒂茨都害怕承担毁灭巴黎的罪名，他艾森豪威尔面对巴黎的被毁也不能无动于衷。在这种种压力之下，他终于下了决心。8月23日上午，他向勒克莱尔发出了进军令：攻占巴黎！
于是，1940年曾出现过的局面现在又倒过来重演了。巴黎外围德国守军在精悍强大的法军第二装甲师的攻击面前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勒克莱尔将军也像当年德国人的“我们没时间来俘虏你们”那样，避开那些乱成一团的德国人，分几个分遣队向巴黎全速前进。
此时，戴高乐的车队也在向巴黎全速前进。当天下午，他赶上了勒克莱尔师。两人在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相会。勒克莱尔向他的领袖详细汇报了解放巴黎的作战计划。戴高乐也是当过装甲师长的，但他当师长时的装备和战斗力怎能和勒克莱尔的同日而语？戴高乐感慨又不无羡慕地倾听这位比他年轻的人讲完他的方案，仅仅指出他应该把指挥部设立在蒙帕拉斯车站，就再没提别的意见，只是用他那巨大的双手抓住勒克莱尔的手紧紧一握，轻声说：
“你真幸运啊！”
8月24日晚上9点22分，一支坦克先头部队开进了巴黎市政府门前广场。第二天一早，又有几个坦克纵队占领了巴黎对面的塞纳河西岸。到了下午，德军司令官肖尔蒂茨将军设在默里斯大厦的总部被包围，肖尔蒂茨向一位法国中尉投了降。此时，勒克莱尔已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警察总局。下午4时，肖尔蒂茨被解押到勒克莱尔面前；经过一段简短而且不客气的谈话后，就签订了德国守军投降书。
这天，戴高乐乘车到奥尔良门，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先去市政厅，而是先驱车到勒克莱尔的指挥部了解战况，再到原陆军部所在地，在他和雷诺1940年6月10日夜间一起撤离的那间办公室设立了他自己的司令部，然后才去市政厅；他用这种姿态表明自己首先关心的是恢复国家的权威。他一走进市政大厅，让·穆兰的继任者乔治·皮杜尔就兴高采烈地高声喊道：“我的将军！您瞧，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都团结在您的周围。
我们请您在这里聚集的民众面前庄严宣告共和国的成立。”戴高乐回答说：
“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她 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为什么我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戴高乐回答的语言尖刻而严厉。这与他坚持只有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才是法兰西国家正统这个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先天晚上，他已经断然拒绝了一个奇怪的代表团的建议。这个代表团是夜间从巴黎跑出来的。他们建议戴高乐一进巴黎就召开“国民”议会，让议会投票承认他的政府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就等于让戴高乐承认那个曾在1940年出卖了祖国的“议会”的最高权威，也等于承认了贝当政府的合法性。现在皮杜尔又提出这个问题。则不仅意味着上述两个问题成立，而且还承认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权力，承认它不是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与之平行的权力机构。这使他敏锐地预感到：虽然敌人还没完全承认失败，法国大部分国土还没解放，政治家们争权夺利的把戏却不但死灰复燃，而且蠢蠢欲动了。在目前时刻，他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允许这种瓦解人民斗志的情况发生。于是，这天晚上，在市政大厅，他以他惯有的风格向各军政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语重心长的讲话：
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在自己家里，在起来解放并且亲手解放了自己的巴黎的时候，把激动着我们每个男女公民的激情掩藏起来呢？决不！我们不能把这种深刻而神圣的激情掩藏起来。这是在我们不幸的一生从未有过的时刻。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她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惟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当然，盘据巴黎的敌人在我们手下投降了，法兰西又回到巴黎来了，她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法兰西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巴黎，但她却是十分果断坚决的。法兰西回到巴黎，无数的教训使她清醒过来，她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看得更明确。
我首先谈一下她的义务。目前，我们把所有的义务总括为战争的义务。敌人虽然动摇了，但它并没有被降伏。它还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借助我们敬爱和令人钦佩的盟军就能把敌人赶出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我们必须以战胜者的姿态直捣他们的国境。所以，法兰西先头部队是以炮击进入巴黎。所以，在意大利的法国大军在南方登陆后，即迅速向罗纳河流域挺进。所以，我们那些英勇可爱的内地军要装备起新式武器来。
这是为了雪耻，为了报仇，为了正义。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一直战斗到全面而彻底的胜利为止。在场的同胞们，还有法兰西听从我们的人都要知道，这个战争的义务要求全国统一。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不容许破坏她的统一。国家很知道，为了胜利，为了复兴，为了使她壮大强盛，必须有她的全国儿女跟她站在一起。国家知道她的儿子，她所有的儿女 （几个可恶的投敌的卖国贼除外，他们知道或将会知道国家法律的尊严）。不错，法兰 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般共同携手，走向法兰西的目标。
法兰西万岁！
为了用实际行动鼓舞人民战斗到底的斗志，在8月26日下午巴黎近20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入城式上，这位身着准将制服的将军，亲手点燃了凯旋门下英雄纪念碑前自德国人进城就熄灭了的灯火，然后，他徒步走上香榭丽舍大街，在凯旋门广场，在圆点广场。在协和广场，在市府大厦前，在圣母院大教堂门前，他走进了无数的法国人中间。
200万法国人用海啸一样的欢呼声，表示了他们愿跟着他们的领袖一起走向法兰西的目标的意愿。
18. “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
那么，法兰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在戴高乐心目中，巴黎解放后，法兰西的近期目标是：政治上站稳脚跟，军事上打败德国人，外交上恢复大国的荣誉和地位，恢复法兰西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为此，他几乎是没顾上喘一口气就又进入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首先得着手的是巩固政权。8月28日，最后一批德国人正在被逐出首都；第一集团军拿下了土伦和马赛，正向里昂挺进。霍奇将军的部队已经到达了格勒诺布尔。东南方面，内地军游击队完全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地区、安省、德龙省、阿尔代什省、康塔尔省和多姆山省。他认为这正是到了趁热打铁的时候。于是，他召集了巴黎内地军游击从20个主要负责人，向他们表示胜利的祝贺以后，便当场宣布把内地军正式编入正规部队，成为他所统率的法国陆军的一部分。
紧接着，他召集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成员，宣布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也就成为历史了，因而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应该解散合并到即将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而扩大这个机构。一切行政管理权必须由政府行使；行动委员会应当撤销；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必要时由正规军协助。任何军民都立即解散。柯尼希将军已奉命担任巴黎军事长官，监督非正规军并入正规军的工作。
9月9日，他大刀阔斧地改组了临时政府，自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广泛吸收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参加内阁，其中本土代表人物约占 1/3，从阿尔及尔回来的约占2/3；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中的两名法国员也加入了内阁。法共参政，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样，戴高乐的政府很快就获得了社会上各阶层的承认和支持。
与此同时，他巧妙地安排时间，视察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与约一千万法国人见了面。他在政治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却也因此而目睹了劫后的法兰西满目疮痍。因为战争，法兰西的财富已有1/3化为乌有，50万座房屋毁于战火，另有150万座被严重破坏。通讯完全中断，交通基本瘫痪，全国12 000台机车只剩2 800台，3 000多座桥梁被炸毁，300多万辆汽车仅有30万辆勉强能跑。100万公顷土地已无法耕种，另有1500万公顷濒于荒芜，到处缺乏种子、肥料和农具，家畜损失了一半以上。总之，因为德国法西斯的占领，法国损失了大部分生产资料，1938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万亿法郎，等于解放后的80万亿法郎。财政方面是国债如山。
经济的崩溃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四年多的奴役，使人们积怨太多太多。郁积于心的愤怒，在德国人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必然要爆发出来。人们要亲手肃奸才感到痛快，不通过法律手续就随意制裁那些曾投敌叛国或迫害过自己的人，男的随意处决，女的剪光头发游街。这里面当然也有趁火打劫的政治阴谋。这就使由普遍穷困而产生的混乱越来越严重了。
面对这种状况，戴高乐决定因势利导，在全国开展清算维希政府和通敌人员的叛国罪行的工作。他指示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军事法庭，严禁私刑。
经过公审，共清算了维希政府官员包括贝当、赖伐尔等108人，判处了779名法奸的死刑，为被害群众申了冤，报了仇，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
但是，要保持稳定，更重要的因素是要使人们有饭吃，要从经济上迅速医治战争创伤。9月12日，戴高乐在沙约宫召开了一个8000人的大会，阐明了自己的施政目标和方针。“设法使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上升而提高，通过征用或保管的方式把某些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活动直接交给国家管理；没收投敌分子所拥有的罪恶财产；在生产和运输还不能满足消费需要的时候，规定物价和监督交换。”“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国家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候，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国民；永远消灭投机赢利联盟。总之，要使法兰西的每个儿女都能安全而又有尊严地生活、劳动和教养子女。”
戴高乐政府又接连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首先是把工人工资平均提高40%，接着又把家庭补助提高50%；11月6日，政府开始发行“解放公债”，包括利息3厘的长期公债和无息公债。到11月19日，发行公债活动结束前30个小时，共发行了1100亿法郎。戴高乐就此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指出已经认购的公债数额是“一项成就”，随后他又补充说：“我所要求的是一次胜利！”结果，在最后一天公债发行数竟达500多亿法郎，占总额的三分之一。这样，市场流通的货币量就从5800亿法郎突降为4440亿法郎，把通货恶性膨胀引起的巨大危险一扫而光；同时，由于国库里有了钱，一些重大项目的修复工程得以启动，国民生产开始恢复起来。
这个时候，盟军已占了绝对优势，战局也就进行得更激烈。因为希特勒铁的纪律越到崩溃期约束他的部下越严，而且，有了一战耻辱的记忆和近五年来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无条件投降的可怕逻辑对他们来说也确实意味着只能血战到底”。
1944年12月16日，德军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德将军奉希特勒严令，突然在比利时境内的阿登山脉发动了强大攻势，企图一举推进到安特卫普，并且很快地把兵力相对薄弱的盟军压到了马斯一线。艾森豪威尔将军担心阿登攻势会使德国人从两翼包围南面阿尔萨斯的美法军队，想把防线拉直，便命令刚刚占领了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德拉特尔将军，立即放弃这座在盟军防线上显得凸出而孤立的城市。
这道命令，从军事角度分析，是可以接受的。但艾森豪威尔将军没看到它会在政治上给戴高乐带来巨大的耻辱！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是法兰西民族和精神的象征，其意义几乎可比肩于巴黎。因为在一代人的记忆中，法德之间经历了三次大战，阿尔萨斯就三度易手。以至于协和广场上代表法国各省的纪念碑中，阿尔萨斯的纪念碑一直用布蒙着。掀掉这块遮羞布一直是全体法兰西人的目标。现在，斯特拉斯堡刚刚收复，又要不战而弃，将使戴高乐无法向人民交待。12月30日，戴高乐命人给德拉特尔和美军德弗斯将军各送去一封急信，要求他们坚决保卫斯特拉斯堡，同时又急令刚刚编入正规军但只有轻装备的5万部队火速移驻梅斯地区，以捍卫斯特拉斯堡的西北方。第三天，即1945年元旦，戴高乐严令德拉特尔，即使美军撤走，法军孤军奋战，也必须守住这座城市。同时，他又急电向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罗斯福解释做这个决定的理由。丘吉尔首相出于对法国人民族心理的理解和同情，也马上意识到了斯特拉斯堡的重要性。他急匆匆从英国飞来，陪同戴高乐一起到凡尔赛去说服艾森豪威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开头对戴高乐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说他谈的“是政治方面的理由”。戴高乐教训了他一句：“军队就是为国家的政治服务才建立的。”
才使他有所动摇，但并没使他让步。他含蓄地威胁说：要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开始独立行动，那么美国就可能停止汽油与弹药的供应。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劝他权衡一下后果：如果盟国听任敌人击溃孤立无援的法军，法兰西人民在愤怒之中就会拒绝美军使用他们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
这件事虽然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步，但戴高乐却也因此而痛苦地看清了法兰西的真实处境：捍卫法国的利益，只能靠法国人自己。要确立法国战后的世界地位，当务之急是打到德国去，能占领多少土地就占领多少土地，造成既成事实，别人就无法把法国人赶走。否则，那些大国们是不会把法国放在眼里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斯图加特战役中，戴高乐就采取了主动立场。3月29日，他电令德拉特尔将军强渡莱因河，“即使美国人不同意，即使是划船， 也得过去。”过河以后，德拉特尔于仓促之中放过了一支德军，发现后又回兵去予以歼灭。戴高乐急电去提醒：法国政府期望他夺取斯图加特。第二天，美军司令德弗斯将军却警告德拉特尔“不要让第一集团军过早东进”，应回头去肃清残敌。接着他下令自己的军队去占领斯图加特。德拉特尔明白过来之后，迅速集结部队重新东进，于20日占领了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过了四天，他又接到了德弗斯将军要他撤离的命令。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戴高乐，戴高乐回答道：“我命令你在斯图加特留驻一支法国部队，并且立即成立军政府……如果美军提出异议，你就答复他们，本国政府命令你驻守并管理你部防区，直到各有关政府达成协议，划定法国占领区为止。”
不言而喻，这已经不是德弗斯将军能处理的问题了。他只好把矛盾上交给艾森豪威尔。但这次交涉还没理出个眉目来，法军又发动了著名的阿尔卑斯战役，攻入了意大利，结果又引发了与美军的另一次“划界”纠纷。纠纷一发生，艾森豪威尔就头痛地发现，不对戴高乐做出让步是不可能的，但做了让步，戴高乐也不领情，因为那是“法国人应得的”。
这时，欧战日渐接近尾声。 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并将尸首倒悬于科摩街头。两天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杀。5月4日，勒克莱尔的法国第二装甲师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中别墅，使这支铁甲军从乍得湖开始的壮丽的军事远征达到了与之相称的。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希姆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戴高乐发出了一封备忘录，做了德国法西斯毁灭前的最后一次无耻表演：
你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从何处起步的，他们就一定会脱下帽子，深深地向你鞠躬……不过，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投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你当作仆从，使你失去尊严与光荣。你要与苏联人携手合作吗？他们将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除你本人……实际上，能使贵国人民走向光荣与独立的惟一道路，就是与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请你马上宣布吧！请你立刻与那些在德国尚有实权并希望把他们的祖国引到一个新的方向的人们取得联系吧。……他们已准备好了，他们请求你这样做。……
倘若你能克制复仇的思想，倘若你能抓住历史今天给你提供的大好时机，你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
对这样低劣的诱惑，戴高乐嗤之以鼻。五天后，他特别指示法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在柏林代表法国，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法国的三色旗和各盟国的国旗交相辉映，在聚集一堂的军事领袖们、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头顶上飘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内政和军事上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会增加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外交上的分量，这一点，在巴黎解放后更使人感受至深。1944年10月下旬，即戴高乐凯旋巴黎的两个月后，美、英、苏相继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接着，戴高乐首次以一个大国元首的身份正式邀请丘吉尔与艾登访法；11月10日，他在巴黎以东道主应有的热情接待了这两位对法国的今天建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英国人。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向罗斯福和赫尔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但却被他们婉拒了。因为此时，罗斯福正邀了英、苏、中三国代表参加在加利福尼亚敦巴顿的橡树园会议，讨论成立联合国的初步方案。
这对戴高乐是个较重的打击，也是个重大的挑战。因为法国要想重新跻身于大国行列，首先得争取参加战后盟国的对德管制并成为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现在显然又是在受排斥！
正在这尴尬时刻，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张牌：正式邀请戴高乐访苏。这使戴高乐看到了一线联俄与英美抗衡、为恢复大国地位创造条件的希望。他分析到：苏联出于自身利益，愿意看到法国重返国际舞台以便在西欧起到某种平衡作用；同时，在防止德国人东山再起问题上，苏联和法国也存在着共同点。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44年11月24日，戴高乐在皮杜尔、莱安和帕莱夫斯基将军陪同下，由苏联大使鲍戈莫洛夫当向导，取道开罗、德黑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于12月2日抵达莫斯科，当晚便与斯大林元帅举行了首次会谈。在接下来的八天逗留期间，两位抗德领袖又进行了多次会晤，终于签订了20年的法苏互助同盟条约。临别之时，斯大林元帅热情洋溢地对戴高乐说：“您尽管相信我！假使您，假如法国需要我们的话，即使仅剩最后一口汤，我们也要分着喝。”
这个条约当然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戴高乐并没有得到斯大林所承诺的支持。1945年2月3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时，斯大林竟坚决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获得一个席位；罗斯福当然支持他。
这个消息把戴高乐气坏了。2月5日，戴高乐通过广播，公开对他们发出警告：“法国对于自己没有同其他国家以同等权利参加讨论和表示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确信能够实现这些条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围，有上亿人口紧密地团结在法国的旗帜下。”
这个警告的分量，大家都心里有数，因为戴高乐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而英国，不论出于感情还是自身利益，都必须支持法国恢复她大国的地位。美国也出于与苏联抗衡的需要，不得不正视现实。最后，雅尔塔会议终于确定，法国还是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成为管制德国的第四个成员国、联合国大会的五个发起国之一。
光复巴黎仅半年就取得了这一系列重大成就，无疑地更增添了戴高乐的威望，也更使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时，法国政界上层中却出现了一股逆流。令戴高乐哭笑不得的是，尽管他自己每次出席会议，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发表讲演时，掌声会经久不息。但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计划却经常遭到抨击。虽然他本人免于非难，但他的部长们却不能幸免。国务部长莱尔·让纳内、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德芒东、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泰让、司法部长亨利·弗雷内，在咨询议会里都一一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遭到谩骂！戴高乐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情绪源于议员们对失去1940年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仅成为纯粹的咨询角色的不满。他决定对这种不满寸步不让！3月19日，一个由各个政治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戴高乐，要求他今后作出任何决定均不得违背咨询议会所陈述的观点。戴高乐以高傲的神情答复说：“只有人民才拥有最高权力。在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责任去领导他们。”
代表们争辩说，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之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
对此，戴高乐耐心地，然而是义正辞严凛不可犯地答复道：
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但这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伙人内心并不认为，只有他戴高乐才能“对国家负责”了。
19. “我必须告退”
法国一位古代哲人曾说过这么一句格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点。
欧洲一些较为强大一点的民族，都曾以他们的行为证实过这句格言。1945年7月25日，处理战后事宜的波茨坦会议还没结束，英国人突然抛弃了他们的战时首相、著名的反法西斯斗士丘吉尔，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而法国人，也正打算这样做。5月20日，前总理莱昂·勃鲁姆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
这里的“任何人”显然包括戴高乐，而需要“感恩戴德”的，无非是指他艰苦抗战五年挽救了法国。这真是一种比较奇怪的逻辑，按我们东方民族的口语翻译，就是“谁叫你救国的？”而表现在当对法兰西的现实生活中，则是戴高乐率领他的政府在竭尽全力对付光复之初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而那些仗着光复而复活的政党，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们，则肆意利用这些困难谋取自己的私利。
1945年5月欧战结束，6月份，250万战俘归国。要使这250万人得到安置，已经给本来财政就很困难的戴高乐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党却趁机控制了“全国战俘运动”这个组织，利用它来组织抗议游行，发起反对司法部长的谩骂攻势。一些归国战俘举着“绞死弗雷内！”的标语牌，吵吵嚷嚷地到医院和收容站前面游行示威，制造种种骚乱。
对这种骚乱，戴高乐自有他军人的方式来对付。他把“运动”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我坚决要求，这类活动必须停止。我要你们对此负责。”
那些人搪塞道：“战俘们爆发出来的这种愤怒情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力制止这种行动。”
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宣布：“公共秩序必须维持。要是你们管不了自己的人，那么你们就必须立即书面告诉我，并宣布辞职。要是你们真的是他们的头头，那么你们得给我一个确切的保证，今天就停止一切骚乱。在你们离开之前，或者给我辞职书、或者给我保证，否则就把你们拘留在接待室里。限你们3分钟内作出决定。”
结果当然是以“停止骚乱”而告终。但这些现象的迭出不穷，使戴高乐越来越深信恢复战前的“多党政治”，对法国真的是又一场灾难。他认为：
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体，这个政体应不受变化多端的议会多数的摆布。
戴高乐是有意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上的，这种超然的地位使他看到：法兰西民族惟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再由他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因而能不受派别利益制约的，能为整个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
在德国刚投降的那几天，戴高乐确实自信能解决这个问题。5月15日，他在咨询议会会场发表从战争中吸取教训的讲演，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人们还当场唱起雄壮的《马赛曲》，高呼“戴高乐万岁！”许多重要人物纷纷表态支持戴高乐，特别是曾被德国人扣作人质刚刚获释回国的人更是如此。那位六天后就宣布“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的政治家、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一恢复自由就声明说：“法国依靠戴高乐将军复活了。我们能有像戴高乐这样的将军真是幸运。我在监狱里就一直希望我的党会支持他，整个法国都信赖他。他出任国家领导人，是我们国内团结一致的必要保证。”那位曾被赖伐尔看上的爱德华·赫里欧先生被俄国人解放出来以后，在莫斯科电台广播说：“我确信，我国人民已经团结在夏尔·戴高乐的周围，我将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
事实证明，政客比娼妓还靠不住。1945年6月2日，戴高乐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一次向社会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法国未来宪法的设想。他说：
有三种办法可以考虑：第一种办法是重犯昨天的错误，分别选出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两院在凡尔赛宫合成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决定是否修改1875年的宪法。第二种办法是认为1875年的宪法已经失效，应该着手选举立宪议会，由它决定一切。第三种办法也就是最后的办法，是向人民征求意见，来确定（进一步）协商的基本规定，而人民代表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这个设想一公开，戴高乐便走上了一条孤独之路。那些几天前刚刚信誓旦旦地表示衷心拥护、爱戴、支持将军的政党领袖和政客们，纷纷通过决议或发表演说，谴责“全民表决”、“向人民征求意见”的想法。、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主张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一院制，激进党和温和派则主张干脆恢复1875年的宪法，继续实行第三共和国的制度。勃鲁姆、赫里欧和右翼政治家路易·马兰等人，则相继拒绝了戴高乐请他们担任的职务。
当然，这些小小的不快干扰不了戴高乐为国家确立一个强有力政体的决心。7月9日，他把一个选举和全民表决相结合的提案提交部长会议讨论。
由于绝大多数部长都属于不同的政党，而所有这些政党都曾表示反对他的意见，由此戴高乐一开始就宣布：只要有人提出辞职，他将事先接受。结果，谁都不肯拿乌纱帽开玩笑，于是提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这个提案是个独具匠心的计划。全国将于10月选举议会，同时选民将要用直截了当的“是”或“否”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你希望今天选举的议会是一个立宪议会吗？
2.（如果选民对第1个问题回答“是”）那么，你是否赞成在新宪法生效之前，按照这个公报背后的议案条文，组织国家权力机构？
如果多数选民对第一个问题投票回答“否”，就意味着恢复第三共和国，无须回答下一问了。如果对两个问题都回答“是”，那就是说，议会的权力在各方面都将受到限制，而且任期也仅有7个月。如果头一问答“是”后一问答“否”，那么议会就将掌握最高权力并可以随意长期存在下去。
戴高乐坚信，人民会再次相信他，支持他，像1940年6月18日以来的任何一个关键时刻一样，站在他一边。7月21日，戴高乐在广播讲话中把他自己的观点详细阐述给人民，号召人民反对第三共和国制度，限制立宪议会的权力和任期。正像预料的那样，他再次遭到了政客们激烈的反对，几个咨询议会议员竟攻击他是个“波拿巴主义者”，“企图绞死共和国！”他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雄辩地指出，他非但不希望绞死共和国，恰恰相反，正是他拯救了共和国。他还指出：自1875～1940年65年间，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则仅分别更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旧政体内部的一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了！
最后，法兰西人民再次支持了戴高乐。投票结果表明，96%的人不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66%的人同意限制议会的权力。但在接下来成立的立宪议会的席位分配上，却又预示了前景难卜。因为，人民的意见是永远代替不了政客们的意见的。在586个席位中，人占160个，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分别获得142个和152个。也就是说，和社会党人以302个席位在议会中占了压倒多数。戴高乐推测，和社会党都想自己执政，不会让他戴高乐继续担任总理。因此，戴高乐决定卸任，并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声明：
待制宪会议一选出自己的常务机构，我的政府即行辞职。
这份声明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反应。11月6日，制宪会议正式开幕，主持人在演说中先对夏尔·戴高乐表示了敬意，赞扬的话没得到多大反响；接下来他对戴高乐的政策进行了大肆攻击，且得到了左派议员们的热烈赞同。
大会选出了立宪议会的议长之后，接着选举政府总理。这次，戴高乐完全沉默，只是冷静地观察着各个政治集团怎样为争权夺利相互间如何进行困难重重的谈判。这种艰难的谈判进行了一个星期还毫无结果。
这使戴高乐的心情更加沉痛。11月11日，他在凯旋门广场主持了一次烈士追悼会。人们从各主要战场运来 15口棺材，排列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周围。戴高乐触景生情，想起五年间无数仁人志士的浴血奋战，换回的却是政客们为一党之私无尽的争吵，不禁百感交集，忍不住向与会的人作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讲话：
这些为法兰西捐躯但同法兰西一起凯旋的人，在日日夜夜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经历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胜利的烈士，现在回来了！
他们代表着在我国备受屈辱的时候，选择了光荣道路的许多人，他们现在安息在只有上帝才知道姓名、高举神圣的火炬、在30年战争的最初战斗中牺牲的民族精华的周围，受到两千年来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英灵的保护。现在，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了！
但是，面对这些使我们流泪和自豪的死者，我们活着的法国儿女，应该接受他们刚刚留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很久以来就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不得不为那样多的危急付出重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认清，祖国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在严酷的世界和艰难的时局给它所造成的形势下，一切（是的，一切！）都应该服从效忠祖国的义务！
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就是说，不作无谓的争执，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
当这些烈士到安葬他们的圣地去永远守卫首都以前在这里停下来的时候，当在我们旗帜下生活于我们领土的各个角落和海外各处的男女同胞们回忆我们的光荣并为死者默哀的时候，我们要让重新团结起来的伟大人民的视线和胸襟面向未来！
法兰西万岁！
将军深沉的讲话打动了人们的心弦，特别当他讲到“我们应该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时，广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使得那些利令智昏的政客们恢复了一点儿清醒。所以，两天后，制宪会议宣布“夏尔·戴高乐确实有功于祖国”，一致同意推选他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
这个消息曾使已经下野的伟大的丘吉尔兴奋不已，但戴高乐却心明肚亮，这只是对他的过去表示的敬意，决不是对他的未来作出担保的诺言。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的，15日他着手组织政府时，又遇到了各种障碍。各党派之间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长席位争夺战。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讨价还价，终于在21日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得四个部长职务，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和无党派人士各得2个，激进社会党则得了一个。此外，社会党的奥里约、人民共和党的盖伊、温和派人士雅基诺和的多列士等四位国务部长负责全面工作。
新政府在戴高乐的强力领导之下，成立之初就取得了一些成就，法兰西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成立了全国信贷委员会，电力和煤气生产权顺利收归国有，还开办了国立行政学院。但是，接连发生的两起危机，却完全遮盖了这些成就应有的光辉。第一次危机是机关公务员要求立即增加工资，否则就罢工！第二次危机是在 1946年元旦议会对新年度财政预算就要进行表决的时候，别出心裁的社会党人事先不打招呼就提出：要把国防拨款削减 20%！弄得戴高乐啼笑皆非，但又不得不认真花精力去对付这些恶作剧式的难题。
最令戴高乐伤心的，是议会最后竟支持立宪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取消未来共和国总统的全部权力，政府必须服从国民议会！
这是与戴高乐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使戴高乐迅速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与这些人是无法共事了。他站起身，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庄重态度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和政府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将继续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的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最近50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
但历史注定人们要到12年后才能体会到“后悔莫及”的含义。当时，人们都无动于衷，甚至于心不在焉。戴高乐再没多说，选中地中海边的昂提布度了七年多来的第一个一周的假期，然后回到办公室，又用了一周时间签署积压下来的文件。接着他就开始镇定地为五年多奋斗历程画句号。
1946年1月20日，星期日上午，政府的各位部长们齐集布里安大厦盔甲大厅，等待着戴高乐的临时召见。9点正，戴高乐神情严肃地走进大厅，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宣读了出乎任何人意料的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统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读完声明，戴高乐立即以标准的军人步伐，转身大步走出了盔甲大厅，走下了那个不是按他所认定的法兰西民族的最高利益建筑起来的最高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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