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没有能够搞清楚甘地为什么那样热心纺纱，因为他一定事先知道许多人会激烈反对他的这种主张。也许甘地想借此限制国大党的党员，只相信他的建设性和土布计划的人才参加国大党，并把其他的一些人赶出去或强迫他们服从。他们虽然取得多数派的支持，但他的决心动摇了，开始跟别人妥协。在以后的三四个月中间，甘地在这个问题上几次改变主意，这使我很惊奇。他似乎像一个人飘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过去的认识中，他不是这种人，因而我对于他现在的这种行动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把劳动看作选举的条件当然是好办法，但是像甘地那样规定要纺纱，未免有失原意。”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不仅老尼赫鲁，就连年轻尼赫鲁也都不理解甘地的主张。可见，在国大党领袖层，甘地要推行自己的方案是何等艰难。
正如尼赫鲁所说一样，他都感到奇怪，甘地竟然作了让步。甘地同意把纺纱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同时保留党员每月仍旧缴纳四个先令的党费的规定。
但是甘地并没有因此淡化推广土布的感情。同年8月31日，他在孟买的豪华剧院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的建设性工作思想，主张把土纺土织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亲善、解救“贱民”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
从这时起，甘地的主要活动便是到全国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建设性方案，其中包括土布运动的主张。
在以后的五年中，甘地似乎终止了鼓动性的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他的建设性工作宣传，并把这种主张深入到农村中的广大群众，他希望他自己能走遍70万个乡村。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独立的真正基石”，“我所主张的不仅是将印度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我要使印度摆脱一切枷锁”。这段时间，尽管他也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大党的会议，为国大党的内部团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尽力，但是他主要仍是在无声无息地走遍全国。他常常深入“贱民”区，广大的“贱民”以狂热的崇拜心情向一位当代圣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他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贱民”都赤着脚，站在毒辣的太阳下迎接他。有一次他参加一次会议，看到“贱民”被隔离开来，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甘地便走到他们中间讲话，这部分人由此而非常荣耀，“受人尊重”。
一路所见所闻，甘地对他推行的土布运动非常满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国大党在这里首先实现了以缴纱代替交党费，土纺土织在甘地所到之处也蔚然成风。
甘地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给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职业者，甘地总是能让他忙碌。而且就在让你忙碌的时候，他就使你兴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为祖国服务。他精心指导在全国深入开展的土布运动，就是要唤醒民众都自觉参加劳动，并让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感到就是为争取自治斗争在作必要的准备。广大民众就是在他这种高明的宣传中不知不觉地觉悟起来，义无反顾地按照甘地的设计参与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土布运动的发展，甘地组织成立了印度土布协会。1927年间甘地在与一位外国来访朋友交谈时，对土布运动的纲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不把资本看作劳动的敌人。我认为两者之间协调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达巴建立的劳工组织，丝毫没有敌视资本的精神，在认为是必要的程度内，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过土布运动来达到这一点。既然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国人的剥削，所以我预计它能澄清同英国人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布运动可以导向自治。”
很显然，他把土布运动的纲领看成是一个组织劳资协调关系和“澄清英印关系”的行为。
这次旅行，他的夫人与他一直结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讲会上，有人问他与他一起旅行、浑身土布素装的是不是他母亲。甘地没有为此生气，而是幽默地说，“我与她已经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 ‘这位母亲’代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享荣誉，她服 劳役”。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于这段时期旅行宣传，印度作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
“甘地政治生涯中这段似乎悠闲而毫无成果的阶段，其实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内，他撰写了《我体验真理的经历》自传，用古遮拉特语经过三年在《印度青年》上连载。不久便印成英语出版。
自从土布运动的推行，尤其是1924年6月阿赫梅达巴国大党年会上，就甘地关于党员以缴纳纺纱代替交纳党费的议案与国大党两位元老老尼赫鲁和达斯产生分歧，导致老尼赫鲁与达斯愤然离会的尴尬局面后，甘地与这两位国大党元老的关系又如何呢？
他们之间以前也曾出现过争执，但是老尼赫鲁、达斯与甘地很快又相处甚好。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1924年9月甘地为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禁止仇杀而决定绝食21天的第8天，老尼赫鲁便召开了一个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一再强调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大会并向甘地保证，所有与会人员将为这种团结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些原则。之后，老尼赫鲁还专程赶到真理学院看望甘地，并劝他打破绝食，使大家得到甘地的合作，为制止当前正在蔓延的宗教仇杀而共同奋斗。
同年12月，国大党第39届党代会由甘地主持召开。老尼赫鲁与达斯都同意修改党章 ，将党员每月所缴四个先令党费改为2000码纺纱。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和睦，两位元老也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
1925年5月，甘地旅行路经加尔各答，达斯便热情邀请甘地到他居住的大吉岭休息五天，甘地欣然接受。甘地在达斯家小住几天，得到达斯一家的盛情款待。可是，就在甘地离开不久，便接到达斯不幸突然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不已，再次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达斯的葬礼，并发表题为《德命班多万岁》的祭文，高度评价了国大党这位斗士的功绩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年7月16日，甘地在国大党自治派会议上，提议国大党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年底，国大党年会选举奈都夫人为下一年度国大党主席，甘地表示支持，这是国大党第一次由妇女荣任主席。时隔2年，即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大会提交了一系列议案，包括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
甘地出席会议，从内心来说，他认为这些议案偏激，不切实际，但是从大局出发，甘地沉默不语，不作反对。结果尼赫鲁的议案被通过。会后，甘地即返真理学院。
这个时候，他的第三个儿子拉摩达斯结婚，甘地让他们用打扫牛栏和用水洗树代为婚礼。甘地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是一架纺车。甘地鼓励他们一定要发扬土布精神，安贫乐道、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婚礼上，甘地同样号召所有真理学院的学员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祖国为人民谋利益。可是也就在年底，真理学院的乌托邦幻想破灭。真理学院内部发生了使甘地几乎绝望的“丑闻”。“丑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摩干拉尔·甘地挪用公款，私存一万卢比；二是甘地的夫人接纳了别人送的200卢比礼物和四卢比捐款；三是一名寡妇与一名男子发生不被人承认的“关系”。甘地对此不留情面，一方面责令院方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在《斯瓦拉吉》刊物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以示警世和自谴。
也就在这时，就印度自治问题，分别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的尼赫鲁父子的意见发生分歧。在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上，两人互不相让。甘地夹在当中，只得提出折衷办法。但是年轻的尼赫鲁，却一再坚持主张现在就宣布独立，甘地对此很生气，批评道：“独立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不是舞文弄墨就可以做到的。”
会议之后，甘地仍然热衷于他对土布运动的工作。就在加尔各答，他主持了一家土布商店的开张仪式，并在演讲中承诺，如果谁购买二卢比土布，就可得到由甘地亲自签名的票据。圣雄的签字具有意料中的诱惑。这家商店一下子生意红火，购买土布者纷至沓来。甘地望着这一情景，露出了他少有的笑容。
关于甘地与老尼赫鲁的关系问题，尼赫鲁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和甘地的关系，除在1924年短期在政治上疏远之外，以后又重归于好，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尽管他们大不相同，但彼此十分尊重。他们尊重的是什么呢？父亲曾经替一本收集甘地选文的小册子《思潮》写过一篇短序，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父亲的心情。
“他在这篇序言中写了下面的话：
‘我听说过圣人和超人，但是从来没有福气遇到这样的人。我得坦白承认我很怀疑世界上真正有这种人。我相信人，我相信英雄事迹。这本书所讲的思潮起源于人，而且是英雄事迹，他们指出人性的两大特点：信心和力量。’‘谦逊的人物不屈不挠。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和不可征服的力量，继续号召他的同胞为祖国而忍受牺牲和痛苦。这种号召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引起共鸣。’
“很显然，父亲很想强调指出，他不是把甘地当作圣人或超人而对他表示钦佩，他把甘地仍然当作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