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为甘地写传，不能不写由他发起的土布运动。

    如果要为土布运动溯源，那就应该先从甘地早在1908年从伦敦回国的途中撰写的《印度自治》说起。甘地在书中一再强调应该在国内提倡印度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在家纺纱织布。他认为，这是印度摆脱愈来愈严重的贫困的万全之策。如果纺纱织布的事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如果这一事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如果自己的成果又被自己的人民所器重，一方面不仅会在人民之中构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会有效地抵制英国的经济约束，抵制洋货洋布。这是印度走上自治的必由之路。但是甘地的这一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张扬和实施。

    实际上甘地长到那么大，他自己连纺车是个什么样子，始终未能见到，到1915年他返回印度时，仍然与纺车无缘谋面。但是甘地一直把土纺土织放在心上，他下决心要让土纺土织成为一种运动，伴随着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一同将自己的国家送上自治的轨迹。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遮拉特靠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柯契拉甫正式成立。甘地觉得应该把这作为实施土纺土织的机会。他决定先从自己做起，从真理学院做起，然后形成规模，再推向全国。

    这天摩干拉尔·甘地按照甘地的要求买到了几台织布机。真理学院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围着织布机转来转去，他们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架织布机而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布匹。不过，织布机怎么用呢？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这才从欣喜的状态情绪下清醒过来。真理学院的人们一般都是自由职业者、商人或其他手艺人，就是缺乏织布能手。于是这架织布机一下子变得陌生而不可琢磨了。

    但是甘地认为，真理学院首开这样的先例，是要用实际行动织出自己的布料和布匹，以此来告诫人们，自己动手，摆脱贫困，再说，也通过土纺土织，了解千百万纺织工人种种苦难的实情真感。

    甘地决定先举办一个操作培训班。因此，先要请一名纺织专家来教给大家纺织方法。最后终于在浦那请了一名织布技师。然而这名技师却有些技术保留，教一半，留一半。摩干拉尔·甘地异常勤奋，认真参加学习之余，还利用大量时间进行钻研，终于掌握了全部技术，然后又由他来培训大家。

    这一门技术过关之后，另一个困难又要攻克：纺纱。

    几乎是没有办法请到这类技师来这里传授技艺。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欣喜地跑来告诉甘地，说他在附近一个村子发现一名农妇会纺纱，并且她愿意把她所精通的手艺传授给真理学院的人们。甘地马上派了一名接受能力强，并且好学肯钻的女青年去向那名农妇请教。会做不见得会教，学员只得徒手而归。纺纱一般是适合妇女劳作，而当地懂这门手艺的妇女大都散落在穷乡僻壤，大海捞针，无法寻觅。

    其实，关键是没有弄到一台纺纱车。

    1917年，甘地被邀到在古遮拉特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名叫甘嘉朋·马兹蒙的妇女。甘嘉朋受教育不多，豪情奔放，胆识过人，阅历很深，饱经风霜。无论到哪里，她都坚持一个人行走，不需要任何人护送，还会骑马。这类女性，在当时的印度实为难得。甘地向她说起关于真理学院纺纱织布所遇到的麻烦。她很痛快地就答应她可以解决纺车问题。

    她果然把纺车找来了，只可惜这是一架只能当作废品的纺车，松松散散，部件不全。不过，这毕竟是一架纺车。经摩干拉尔·甘地的鼓捣，这架纺车勉强可以使用。接着在甘嘉朋的帮助下，又请来了一些织工指导，总算开始纺纱织布了。他们织出来的布，虽然略显粗糙，但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汗水和智慧相融合而产生的结晶物。

    后来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间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

    为真理学院土纺土织立下汗马之功的甘嘉朋，本身就是一位纺织能手，甘地在他的自传中提起她织布的情景时很是敬佩，他回忆道：“甘嘉朋在织布机旁织布的英姿很是动人。当这位识字不多但是沉着的姐姐坐在织布机旁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至于旁边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甘地从这时起开始着土布装。

    织布成功，甘地借题发挥，以此来教育真理学院的学员们，希望他们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劳动是人类天赋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功。”不久，甘地学会了纺纱织布，并且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广泛宣传土布。

    从1916年参加戈克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演讲开始，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在演讲辞或在他撰写的文章中加进他感到意义非凡的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的内容。他把土布运动当成了一项建设性工作向社会推而广之。他一再强调，“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而且，“我们应大 力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

    他把他的主张带进了国大党。

    记得1919年圣诞期间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年会，大会主席是老尼赫鲁。据老尼赫鲁之子，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后第一位总督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传》称：“阿姆利则大会是甘地领导的第一次大会。提拉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问题时很活跃。然而大多数代表，尤其是会外的群众都指望甘地来领导。 ‘圣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从监狱 出来的阿里兄弟马上参加大会。民族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议虽然出现了甘地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尖锐的意见分歧，虽然未能通过甘地提出的对旁遮普与古遮拉特“暴力”进行谴责的议案，但是大会通过了50多种议案，其中也包括甘地主张的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议案。继1921年7月国大党孟买会议提出中心工作限于9月30日以前加紧提倡土纺土织的土布工作之后，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从当年8月1日起一律不准再穿洋布衣服而改着土纺土织的土布衣装。在这一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甘地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自救。”

    甘地认为，他之所以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土布运动，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极大的破坏了印度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英国人以武力的手段，低价收购印度棉花，经过加工制作成产品，又以高价销向印度，从中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榨取大量财富。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养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英国有产阶级。而这时印度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被践踏。所以开展声势浩大的土布运动，抵制洋布，也就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有效的反抗。他衷心地希望党员能支持他，积极参加这项运动，也希望民众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做出真诚的行动。

    自从国大党发出党员不允许穿戴洋布衣帽之后，甘地宣布他自己将永远只用土布缠腰，上身不着衣装。这种装束一直保持下来，直到老年，虽然上身，但下身的一块土布则变得神圣起来。不管是在什么场所，城里、乡下、国内、国外，他都没有丝毫改变。他说：“我是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产者，我也要穿着简朴，时时告诫自己要终身为印度的劳苦大众谋福利。”

    他不仅积极为真理学院找纺车，而且还每天坚持纺线织布。就连 1922年身处囹圄的他，也要坚持每天用四小时纺纱做棉条，他说，不仅因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举目可见，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印度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走向自治的需要。1924年6月，刚出狱半年的甘地，参加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的年会，又提出了四项议案。

    第一，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月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

    第二，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第三，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第四，谴责恐怖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于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大会在审议这四项议案时，引起很大争议。在讨论第一项议案时，极为不满的国大党元老老尼赫鲁、达斯和一些反对者愤然退出会场。大会表决，这项议案仍然被多数票通过，但是最后又被撤回。甘地自然十分伤心。

    当时身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这件事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