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现在，甘地要集中精力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厂的劳资纠纷了。

    纠纷的起因是由于厂主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争执异常激烈。工厂老板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工人们只有采取罢工的办法进行抗争。

    甘地一接触这里的情况，感到有些微妙。老板曾经与他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曾经资助过真理学院。但是甘地又感到工人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又想采用私下里运用法律形式仲裁的方法解决这起纠纷。但是老板不同意仲裁的原则。

    于是甘地主张工人们继续罢工。不过甘地在表明这个观点之前向工人的领导者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一是绝不用暴力；二是绝不进行破坏；三是绝不依靠施舍；四是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甘地的要求被工人所接受。甘地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要求生存权利的行动。

    参加罢工的工人成千上万，他们几乎天天举着写有“埃克（保证）”“埃克”和“遵守誓言”的旗帜，在阿赫梅达巴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

    甘地本人则每天在沙巴玛河边一棵大树下与工人领导人开会商量罢工事宜。

    情况开始变得严重起来。要求纺织工人不要靠施舍维持生活而降低身价，这个容易办到。但是给几千工人解决工作，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可不容易。头两个星期，工人显示出了巨大勇气的自制，每天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但是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终于表现出了气馁的迹象，他们的热情开始减退，士气逐步低落。开始，甘地经常提醒工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而工人们总是高声回答说：“宁死而不食言。”

    但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罢工工人被饥饿的威胁逼上绝境，脾气也越来越坏。参加集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些到会的人脸上也显然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神色。20天过去了，用甘地的话说，饥饿和厂主的奸细都在制造恶果，魔鬼在偷偷地对人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愿意帮助他们的神，而且，誓言只是弱者的托辞。纺织工人开始出现怨言，说甘地叫我们斗争到死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却必须挨饿。甘地深深感到不安。

    一天早晨，在罢工工人的集会上，甘地大胆地宣布了他的决定：“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最后胜利，或者直到他们全部离开纺织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惊。他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绝食的不应该是你，而是我们。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要重振士气，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甘地坚定地说：“你们不必绝食，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足够了。

    你们明白，我们没有基金，不能救济你们，因此，你们还应该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问题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甘地枯柴般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他的威望和感召力已经全部书写在他那消瘦的面颊上，他的瘦小并且稍稍有点弯曲的身躯这时在工人们眼里也突然显得高大起来。

    在这之前甘地曾与罢工领袖一起到市政府联系为罢工工人寻找活干。但是没有希望。后来根据摩干拉尔·甘地的建议，真理学院正在建一个织布室。

    可以考虑用一批工人前来工作。工人们听说这事，纷纷前来干活，大家从河边杠来一筐筐沙土，帮助学院用于奠基。这是一支壮观的运土队伍。几十年以后，这个感人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甘地的眼前。但是学院经费毕竟有限，不可能容纳众多的工人。

    甘地一宣布绝食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绝食的办法并不是甘地第一次使用，但是运用绝食在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还是首次。在绝食之前，甘地常常去找纺织厂的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们。可是老板们却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不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甘地一绝食，接着又有一些工人也接着宣布绝食。工厂老板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神情恐慌，开始愿意寻找解决办法，后来终于委派仲裁人实行仲裁。甘地绝食三天后，持续21天的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大罢工以胜利而告结束。这一天双方在一片欢笑中参加罢工结束集会。厂主还在会上向工人们散发了糖果以示庆祝。

    这场严峻的考验刚刚结束，孟买省中部的凯达县爆发了土地所有制纠纷，出现了严重饥荒。甘地不得不匆匆赶到那个地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甘地在当地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因庄稼大面积歉收，农民正濒临饥饿的边缘，但是当局仍毫无休止地榨取他们。而这时，农民正在考虑暂停交纳一年的田赋。在甘地尚未提出方案之前，国大党成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在此经过调查提出了报告，而且还亲自与当地的专员进行了讨论和对话。同时还通过一些知名人士在孟买的立法院开展工作，此外还有不止一个团体积极为解决此事正在游说。身为国大党古遮拉特大会主席的甘地，很快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是当地官员不仅不予让步，而且对甘地进行侮辱和恫吓。

    甘地认为，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止那一年的田赋。但是官方一再坚持当年的收成大大超过二分五，而农民普遍反映收成不足二分五。双方各持己见，谁也不承认对方的数字统计。官方甚至认为，农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要求仲裁，这是“大逆不道”

    的行为，因此大为光火。

    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官方根本听不进所有的意见和建议。结死的板块一时难以松散。没有别的办法，甘地只好建议农民实行非暴力抵抗。并劝说所有富裕和贫困的农民立誓不交纳税租，直到那些交不起税租的农民得到政府豁免为止。

    为了争取这次斗争的彻底胜利，非暴力抵抗者签订了誓言。据甘地自己后来回忆，誓言如下：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免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和余下的田赋。

    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自尊心受到损害。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税租，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这个誓言写得非常文明，全篇贯穿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愿望，充满斗争策略的智慧。协助甘地参与这次斗争的人员有伐拉白·巴德尔律师，本来他的律师业务很兴旺，但是为了实践非暴力抵抗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律师工作，还有在阿赫梅达克组织纺织工人罢工的安娜舒耶朋夫人，以及商卡拉尔·班克，班克后来曾撰写过一部《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很受甘地的青睐。

    甘地与助手们走遍各村向农民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则，帮助农民积极参与斗争、消除害怕心理。开始的时候，政府并不打算采取强硬措施。后来看到甘地的活动越来越有力，便打算采用暴力进行镇压。政府在乡村到处张贴了处罚通告，强行卖掉人民的牲口或将农作物作抵押。许多农民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吓得惊慌失措。

    面对这样的情况，甘地采取新的斗争方式。他劝农民们在穆罕拉尔·潘提尔的领导下，把甘地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

    甘地认为，政府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便是有法律为依据，也是缺乏道德的，这无疑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收割洋葱，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而这正合潘提亚先生的心意。他不希望这次运动草草收场、悄悄结束。于是自告奋勇带着几个人便去收割这块被征封之地的洋葱。结果这几个人被捕。法院开庭那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法院只得判他们短时间拘禁。

    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都来为他们送行。

    斗争坚持了五个月，才开始出现了新的希望。这一天，甘地接到了税务部门的通知，声称只要有能力的人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彻底的胜利，但毕竟也是胜利成果，农民们表示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但是甘地却想到了新的问题。贫苦的人可以缓交，那谁是贫苦人呢？这还不是由政府来确定吗？

    甘地后来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是这样评价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的开始，他们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也还是同一年，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遍及全欧洲。印度副王切姆斯福特勋爵因为担心法国会发动进攻，就在德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以谋求印度领导人的支持而进行招兵。甘地应邀出席会议。甘地总是认为，只要英国需要，每个印度人都有责任给予帮助。于是便以“中士招募官”的身份，到处为帝国招募新兵。甘地到处游说，走到哪就在哪里举行集会，鼓励青年应征入伍。人们开始感到很奇怪，怎么一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突然又如此为帝国卖命宣传入伍打仗。有人甚至对他提出了责问。他总是不慌不忙回答说：“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很长一段时间，甘地的工作都不见成效。从1月到4月，整整四个月，费尽了口舌，报名的人才多起来。而这时，甘地自己也把身体累垮了，并且患了痢疾。当时甘地并不在意，回到真理学院在家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同伐拉白先生一起赶往纳提亚。结果病情加重，又被送回真理学院。他试用自己的水疗法治疗，但医生和朋友都劝他喝些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变通办法。但是甘地一边呻吟一边却清清楚楚地回答一个“不”字。医生固执地劝他：“如果吃几个鸡蛋，也许恢复得快一些。”然而执拗的甘地却缄口不语。

    在甘地病重期间，专员捎来口信，要甘地不要再为招兵操心了，因为德国已经被打败了。为了早日参加工作，甘地在商卡拉尔·班克的陪同下，请达拉尔医生进行了诊断。但是这位医生劈头就说：“如果你不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甘地为难地回答道：“你可以打针，但是我发誓不喝牛奶的。”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吧。”嘉斯杜白插嘴说。

    聪明的医生赶紧接过话来：“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想也够了。”

    甘地让了步。早日投入非暴力抵抗斗争的热望使他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喝了羊奶之后，他又接受了医生为他的裂疮动手术。后来他对他这次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解释：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但还是同意喝了羊奶，求生要强于对真理的忠诚。希望继续进行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迫切愿望至少使献身真理的人这一次放弃了他神圣的理想。”

    1918年12月，国大党在德里召开会议。大会没有按照惯例通过“效忠议案”，而是通过自决议案，声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和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治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同意印度像其他自治国家一样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并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为国大党代表。

    就在这之前，甘地曾给英国副王写信表示：“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为此我们愿意作出奉献。”可是刚一进入新的一年，甘地却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罗拉特法案》这份“厚礼”。

    甘地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夫人嘉斯杜白问他要什么，甘地告诉夫人，赶紧把帕泰尔、奈都夫人等叫来，我要开一个紧急会议。当天参加会议的共有20多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

    所谓《罗拉特法案》，实际上是残忍地剥夺了印度人的公民自由，规定政府官员有权不经审讯即可任意逮捕监禁他们。

    甘地来到了德里，参加了立法议会辩论会。他倾听着印度领导人情绪激昂的发言，要求政府取消法案。当时总督也在屏息谛听，目不转睛，但总是不发一语。甘地以为他被说动了心。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甘地曾就此感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睡着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

    印度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正是《罗拉特法案》将甘地卷进了如火如荼的印度政治风暴之中。从1919年到1948年他去世时为止，他一直站在印度斗争舞台的中心，是一位以他的国家独立而告终的伟大历史戏剧中心的主角。他彻底改变了印度政治舞台的整个性质。”

    甘地趁法院尚未公布其为法律，抓紧时间一连给总督写了几封信，呼吁他撤销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下文。1919年3月18日，法案公布，从而成为法律，甘地当即又给总督去信，表示政府的行为除了使他采取非暴力抵抗外，别无选择。

    这次游说甘地选择了南方。拉贾戈帕拉查里与他结伴而行。他与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

    第二天一起床，甘地兴奋地告诉拉贾戈帕拉查里，他昨晚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总罢市。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同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到那时，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在同一天进行总罢市，该是多么惊人和壮观的一幕”。甘地不无激动地说，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已经看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拉贾戈帕拉查里接受了甘地意见。于是甘地很快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子开始定于3月30日进行，后又改为4月6日。这一改动使甘地希望出现的壮观场面露出了缺陷。德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接到改动时间的通知迟了，那里仍于3月30日进行了总罢市。但是罢市非常成功，群众情绪高昂，步调前所未有的一致。消息传到甘地那里，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再不是过去那个优柔寡断的甘地了，今天他已经成为圣雄，他的号召力在印度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

    政府原来也对甘地的作用估计不足，以为又是那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吵吵闹闹，并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没有想到前不久的这位“中士招募官”一下子使他们变得害怕起来。

    4月6日那天，甘地赶到孟买。他要亲自在那里组织实施他的计划。清晨，甘地率数千群众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甘地当天发表几次演讲，宣传德里罢市成就，鼓舞大家士气。甘地还在那里无视禁令地出售了两本书，一本是 《印度自治》，一本是《献给后来者》。甘地在售书过程中一 再向买书的人说明，这是，买书有可能坐牢，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然消失了”。政府这次没有干预，他们说，原版书为，这次出版的是新版，新版不在禁令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