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甘地又召集了关于使用国货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宣誓大会。当晚甘地前往德里。
德里。3月30日的总罢市和示威活动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示威者与行人遭枪杀。在去德里的路上，甘地被逮捕并被押回孟买。甘地被捕的消息一下子传开，很多城市的群众极为愤慨，偶然出现暴力行动。11日警察当局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甘地当即前往白敦尼。他一下车，群众簇拥而上，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的口号进行游行。接着游行群众被警察驱赶，混乱一团，有死有伤。过后甘地驱车赶往警察局质问局长，并以严辞相告：“人民都爱好和平，并没有过激的天性。”可是也就在当日，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听说甘地被捕，群起罢工，杀死一名警察，还准备拔掉铁轨，暗杀政府人员。警察大肆镇压，人民惊恐万状。甘地立即前往该地重申非暴力抵抗的意义。14日该地停止暴力行动。甘地对参加斗争的群众高昂的斗志感到高兴，对他们遭到的伤亡感到痛心，对群众在斗争中的不冷静却也感到遗憾。他在纳提亚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式的判断错误”。他认为，在群众还不具备参与非暴力抵抗素质的时候，自己异想天开发动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他决定从这一天起惩罚自己，三天绝食苦行。
在甘地绝食三天期满的当天，也就是1919年4月13日，在旁遮普更大的惨案发生了。甘地称之为“黑暗的事件”。
这要从头说起。
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未加任何审讯就无理将两名政治家驱逐出阿姆利则，三万群众拥上政府门口进行抗议。当队伍开始游行时，宪警开枪，数人伤亡，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群众奋起反抗，引起暴动。当场打死六名英国人，放火烧了银行，砸坏了政府办公楼，割断了市区电话线。当天政府宣布戒严。次日戴尔将军指挥驻扎在阿姆利则的英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还有二万多群众在嘉里安瓦拉广场集会。英队封住仅有的一个出口，占据四周高墙，向数万群众开枪扫射。并有几架飞机在上空投掷炸弹。广场内顿时成为一片血海。据政府官方统计，这次惨案死亡人数达四百多人，致伤二千多人。甘地赶到当地进行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杀一千二百多人，伤残三千六百多人。屠杀过后，警察当局又大肆逮捕，对示威者进行恐怖审讯，公然鞭打脚踢。同时还发布一道惨绝人寰的命令，要求凡经过某条街道的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像肉虫一样，肚子着地爬过去，否则后果自负。
据后来宣布，英方这次大屠杀的目的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意图不仅对在场人，而且对旁遮普全省，造成精神上的威胁。由于英方当局实行戒严和封锁新闻，以致连国大党领袖也在惨案发生后好多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一位印度作家这样写道，这次“黑暗的事件”，“标志着印度与英国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使英国统治大厦产生了致命的裂痕”。的确，英队的暴行激起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慨，从而把整个印度大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接着全国有50多个城市乡村开展了武装暴动。
甘地的心情非常沉痛。他组织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到处继续宣传他的主张，但是现在人们正处在激愤时期，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
4月18日，甘地宣布停止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向总督要求前往旁遮普，未被批准。这时甘地接受了 《青年印度》主编的职务，一位朋友也把 《新生活》月刊交给他管理。甘地便利用这两个阵地进一步宣传他的非暴力 抵抗的主张。
与此同时，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听到“阿姆利则”惨案后，于5月30日致信总督，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政府颁发的勋章退回。6月8日，国大党对政府加以谴责，提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制造惨案的暴行。
10月17日甘地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他便很快赶到旁遮普省对惨案进行彻底调查。甘地广泛地接触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疾痛，掌握戒严期间无数怵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期间，甘地应穆斯林领袖罕与萧克·阿里邀请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哈里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席会议。在会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不合作”这个新的概念。
德里会议，主要是讨论基拉法问题。基拉法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君主神权与主权不稳，这在印度穆斯林中引起强烈反应，于是他们发起“基拉法运动”，要求战胜国之一的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支持这一运动。基拉法运动的开展，实际上给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带来了新的力量。当时很多同事不理解甘地。甘地1920年3月10日发表谈话说：“如果能够使人人都相信战争始终是一种坏事，我们就可能尽快地获得一切权利。一个能够断然放弃暴力的个人或民族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甘地也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又说：“穆斯林教徒承担着特殊的古兰经义务，印度教徒可以分担也可以不分担这些义务。因此，为了防止不合作和非暴力方法万一遭到失败起见，穆斯林须保留采用古兰经所允许的一切方法的权利来伸张正义。”
1919年12月，国大党有意将年会安排在阿姆利则召开。甘地出席这次会议，提拉克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次会议。他虽然对甘地组织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意见，当甘地在会上提出旁遮普暴行谴责议案，倡导以德报怨、谴责“暴民”时，他也没有做声。但是，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他却坐 不住了。
改革法案，即英国政府前不久通过的孟达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主张 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挥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机构。提拉克认为该法案不切实际，主张通过决议加以反对，而甘地则主张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法案。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个妥协性决议。虽然在改革方案问题上甘地与国大党元老发生分歧，但是这些元老包括提拉克、老尼赫鲁等对甘地对旁遮普的调查、特别是对他在南非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年会决定，甘地继续就旁遮普事件进行调查，并担任党章修改和为旁遮普遇难家属募捐等任务。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
自从有了阿姆利则年会的分歧，这次国大党会议能不能通过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方案”已经没有把握。国大党这次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至9日在加尔各答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5800多人，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元老都到会。在前一个月，元老提拉克已经去世，正如甘地所说：“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到他狮子般的吼声。”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甘地的方案，而甘地知道，国大党政治家中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方案。在这之前的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计划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当即在5月30日召开了会议却并没有通过他的方案，理由是与阿姆利则决议不符，当前不宜开展不合作运动。所以才决定召开这次特别大会。
甘地不合作方案的由来是这样的。
今年初，英国抛出土耳其和平条款，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哈里发 （伊 斯兰教皇）的权利，遭到整个穆斯林的反对。甘地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甘地认为“不合作仍是我们惟一可循的途径”。
穆斯林的请愿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决定3月19日定为国耻日。甘地就在这天正式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能够使问题“求得光荣的解决”；二是假如解决结果不令人满意，则印度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三是希望国人不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四是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正义，穆斯林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此后，甘地又致函总督，重申自己的观点，希望英国能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决议。遭拒绝。甘地于是于8月1日写信给总督，退还英王授予的勋章 ，并表明不再敬爱一个无耻的政府。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对甘地的行为也很动气，指责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设计恶劣”的幻想。
现在甘地只指望国大党的支持了。但是这有多难。自从他的方案提出，贝桑特夫人等就始终公开持反对意见。会议经过一番审议争议最后只有以投票方式来决定。完全是意料之外，方案竟被通过。甘地受到极大鼓舞。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持者竟还有那么多。按照章程，特别会议的决议还需提请年会审议。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们也都准备在年会上再就甘地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年12月国大党在那普尔年会却又获得一致通过，当时除孟加拉省以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支持甘地。国大党在决议有关行动的部分指出：
“本届大会进一步认为，印度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只有承认和采纳渐进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直到上述行为得到改正，自治得以确立为止。”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修改的新党章 ，以及由甘地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工作建议，如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推广土布等。
那普尔年会为甘地带来了重大胜利。随之便有报纸把这次重要会议称之为“甘地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地位的确立，在国大党内“甘地时代”开始。
大会之后，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律师停业、学生退学，政府官员放弃高官厚禄回到人民中间，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兴起。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国立大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进一步加强。举国上下人民群众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老尼赫鲁先生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随着不合作运动的开展，政府威信急剧下降，多次下令限制，无丝毫作用。
1921年，全国性不合作运动进一步发展，罢工的面越来越大，参加罢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甘地担心又会出现上次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于是决定暂缓群众性运动，把主要精力转到禁止洋布、推广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上来。1921年7月18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决定中心工作仅限于此。31日，甘地在伯利哥举行焚烧洋布集会，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并将收集到的洋布付之一炬。这期间，甘地自己每天都抽出半天坐在纺车前，吱吱吱地纺线织布。在真理学院，摩干拉尔·甘地对纺车进行了许多改进，织起布来又快又好，甘地曾乐意向社会推销。
也就是在这个月，阿里兄弟并没有暂缓不合作运动，他们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则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并被判苦刑。
为了声援阿里兄弟，甘地决定先缓土布运动，重新开展群众性不合作运动。9月21日，甘地削发抗议。并组织起草集体签名发表一个宣言，指出：
无保留地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宣言号召人民，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
正在这时，泰戈尔与甘地出现分歧。泰戈尔撰文指责甘地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希望人们不要盲从。于是两人开展了一场辩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描述这场论战时说，“大诗人激怒了甘地这位空想家。论战达到高不可及的地步，表现出只有当代印度两位伟人才能驾驭，而他们的崇拜者则不知所云”。
阿里兄弟仍被判刑二年。斗争更加激烈。在孟买，一些市民缺乏冷静。
正在甘地演讲的时候，有些人就将那些穿洋布衣的人的衣服撕烂焚烧，同时砸烂酒店、焚烧警察局和电车，打伤打死警察。次日警察施以报复，局面不堪收拾。甘地为了不使这次暴力行动打乱自己不合作运动的全盘计划，再一次宣布绝食。他并表示，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将把自己的儿子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行为震慑了那些丧失理智的人。混乱的局面渐渐被控制，三天后恢复正常，甘地开始进食。从此以后，甘地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自治为止。
这次绝食历时四天，始于1921年11月19日。
可是事隔不久，即1922年2月5日，印度北方的乔里乔亚村村民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后退回警所，狂暴的民众纵火烧毁了这个警察所，几名警察被困在室内烧死。甘地闻讯，惊愕不已。
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撤销集体民事反抗计划，并决定从12日起再次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迫于甘地的压力，正式宣布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不合作运动的突然中止，甘地因此遭到许多非议，而且也给当局以镇压的可乘机会。但是甘地决心已定，不肯更改，他解释说：“将整个积极的活动彻底颠倒过来，在政治上可能不稳定、不明智，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谨慎而又正确的行动。我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保证，我的屈辱和悔过对国家一定有益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惟一美德就是真理与非暴力。我们需要超人力量。我什么也不要。我和我虚弱的同胞们有一样的血肉之躯，因而我和任何人一样，也很容易犯错误。”
但是的确，甘地的失常，让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923年3月10日，不合作运动刚好中止一个月，甘地便在阿赫梅达巴突遭逮捕。甘地在受审时，对指控他煽动闹事供认不讳。但是他又说：“这在法律上是蓄意犯罪，但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公民最崇高的职责。”
他被判处六年徒刑。他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时刻。”
甘地在监狱里坚持每天纺纱和读书。他把坐牢看成是卧床疗养和潜心修炼的日子，而不是惩罚。
1924年1月，甘地因患阑尾炎被送至浦那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因需恢复健康而获释。这期间，国大党内部分歧严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也趋于紧张，到处是混乱不堪的景象和沮丧悲观、愤世嫉俗的情绪。甘地针对这种情况，8月31日在孟买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当前致力于建设性工作，提倡手纺手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解救贱民三大工作，这才是最要紧的团结方法。他的想法得到众多人的支持，连一向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印度青年》上发表文章 ，表示同意接受甘地的主张。她声明，如果国大党负责人接受甘地的主张，她答应重新入党。甘地在党内重新建立了威望。
然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越来越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时教派仇杀开始，而且很快在全国泛滥开去。甘地眼看呼吁已无多大作用，又一次决定从9月18日开始在阿里寓所绝食21天。绝食期间只喝清水和盐水。
他说：“上帝似乎已被废黜，让他回到我们心中吧。”
绝食如同前几次一样果然产生了效果。它导致了很多人内心自省。两个教派的领袖一再向甘地表示立志从大局出发，和睦相处，不要冲突。他们还在德里召开了一次联欢大会，通过一系列亲善决议。
绝食的最后一天黎明，甘地披着黑毯出现在孟买的祷告人群中。上午，所有的领袖都来了。甘地要冲突双方的领袖各自在神的面前发誓，握手言和，从此团结一致，不再搞分裂。得到满意的态度后，开始举行停止绝食仪式，医生拿来一瓶桔子汁，甘地喝下，绝食结束。
但是甘地也十分清楚，用这种方法维系的亲善不可能牢固。果然不久这种维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他沉思良久，轻轻地叹息道：“我辛辛苦苦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奋斗了三十余年，却终于不成功，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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