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传

    1. 百废待兴

    战争结束了。铁托曾回忆说，那一刻他最先想到的是战前的一件事。

    那是1939年，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思乡之情非常强烈。他怀念他的故乡，怀念他的兄弟姊妹和乡邻乡亲。因此，一天傍晚，他悄悄地回了一趟库姆罗维茨。他说：“我溜进了我的旧宅的果园里，看着干完了一天活计的库姆罗维茨人。这个乡村看上去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幼年时代的村庄一样。库姆罗维茨村和它的泥泞的道路仍在那里，还有它的漂亮的房舍；苏特拉河蜿蜒曲折地流过牧场，那里曾是我放牧的地方；在我眼前出现了拖着沉重的靴子、衣衫褴褛和被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农民。居住在这块土地和苦难中的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是少有改变的。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都不在库姆罗维茨了，因为这里没有东西能留住他们，没有能吃饱肚子的面包。当我在落日余晖下对着村庄出神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些狭小的木头房子里仍然有忍饥挨饿的儿童们，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曾经历过的一样。他们有一天也许为追求较好的生活也会离开这里。

    “夜幕降临之前，我一直呆在果园里。狗从村子的一头到另一头不停地叫。我在默想着许多世代以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粗野愚昧和落后，憧憬着库姆罗维茨和南斯拉夫千万个同样的村镇最终能从肮脏穷困中挣脱出来，那时村镇的年轻人能有一个平等的生活机会，能过上愉快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养家活口。

    “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的东西，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我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仅仅是个开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是想象不到的，有极大的困难。

    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外，我们一无所有。过去几个月内，我走遍全国。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你走上100多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发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啊！到处都在要钉子、要木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德国人几乎把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全部毁坏了。他们把枕木像一根根火柴一样拆了下来。沿路一片破败景象。铁路两旁尽是弯曲的路轨、断了的枕木和洗劫一空的车站。不到两个月时间，全线通车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日夜工作，直到第一列火车在这两个主要城市间行驶。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品质，它将帮助我们克服甚至更大的困难，为国家将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修复战争的创伤还只是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生的政权还有待巩固。在战争期间，犯有严重罪行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现在还逍遥法外。

    1944年，米哈伊洛维奇随同德国人逃窜到波斯尼亚中部。他的部属还有几千人。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内部产生了很大混乱。这个时候，米哈伊洛维奇竟还相信，他在塞尔维亚还是有基础的，那里的人民支持他。因此，他不打算逃出国境，时刻想打回塞尔维亚。

    1945年4月，当他失去德国人的保护后，就带着他的部属向塞尔维亚转移。这时人民解放军正集中力量对德国实施最后打击。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仅受到一些地方部队的阻截。但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缺衣少食，已经残败不堪了。5月12日，他们在苏捷斯卡河谷受到猛烈攻击，他的随从只剩下一百多人，所有的电台、装备都丢了。他带着余部狼狈逃窜，几天后又遭到第二次伏击，身边只剩下17个人。他随身带的财物仅有250英镑，这时也不得不拿出来分给了这些人。他们就像做贼一样，到处流窜，逃避追捕。他们常常在进村找食物时，被当地民兵发现，只得饿着肚子逃跑，就像被猎人追逐的野兽一样，又惊又饿。有一天，他们逃到了德维塔克山，白天躲着不出来，天黑后派了几个人下山到村子里买粮食。当他们烧了饭，准备吃的时候，村子里响起了枪声，他们顾不得吃饭，只得拔脚又跑。这一躲又是两天两夜。等到第三个晚上再次下山，到了另一个村子，想买一个村妇的奶牛，但她不愿卖，就强行把那头牛牵来杀了。几天来，这才总算吃了顿饭。于是他们又向前走，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走了几天，最后见到一座村庄。他们进村去买了玉米和面粉，可是不等弄熟，追捕的人又来了。一听到枪响，他们仍旧躲进山里。

    这样的日子大家实在不想过了，好几个人都开了溜。米哈伊洛维奇身边只剩下4个人了。他带着这几个人到了维塞格勒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决定躲藏一个时期。他给自己在小树林里挖了个小洞，洞底铺了些草。因为不敢生火，白天他就躲在洞里挨冻，晚上溜进村中的房子里去，遇到可疑情况连晚上也不敢进村。1946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从洞里爬出来溜进村子里，刚进房门即被捕获。这时的他头发蓬松，又脏又瘦，已经饿得半死。

    米哈伊洛维奇被押往贝尔格莱德。1946年7月对他进行了公审。在法庭上，他拒绝了对他的起诉。但是档案材料无可辩驳地表明，他是怎样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合作，共同对付游击队的。他签署的作战命令俱在。那些被切特尼克杀害的人的亲属出庭作证。法庭根据他的罪行，处以死刑。米哈伊洛维奇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宽恕。但是他给南斯拉夫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数以万计的人民直接死于他的罪行之下。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他是不能得到宽恕的。

    除了巩固政权外，新生的南斯拉夫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经济转轨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大多数的工厂都曾为解放战争服务，工厂的所有者都愿意为反侵略战争出力。那时很多工厂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有了，因此解放后，对工业实行国有化政策的条件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在安排工厂主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他们或是留厂或是安排到另一个同类性质的企业中担任经理、工程师之类的职务。

    在农业方面，土地得到重新分配，不容许有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最高限额是每人不超过60英亩，他们对实行集体化政策也比较稳妥慎重，而且有很多措施在战争期间的解放区就已实行，因此战后的改革就比较容易得到人民的理解。

    在外交方面，南斯拉夫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南共在战后初期支持希腊的武装，危及了西方的利益；加上要求归还的里雅斯特统一国土的问题；逃亡到外国的叛国分子得到外国庇护以及企图复辟旧王朝的问题；战时运到美国的黄金被冻结，以作为美国人在南斯拉夫的资产在战争期间遭受损失的赔偿问题；盟国扣留德国人在战时抢走的南斯拉夫多瑙河船队不还，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战争刚一结束，南斯拉夫就与西方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特别是当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南斯拉夫人对西方不满时，美国空军的飞机却无视这个国家的主权，常常成群结队地飞越南斯拉夫领空，这更激怒了南斯拉夫的公众情绪，南斯拉夫人民决不容许这种明目张胆的冒犯。尽管通过外交途径向美英政府提出了无数次抗议照会，但是此类事件仍层出不穷。南斯拉夫空军不得不于这一年的8月9日迎击入侵领空的飞机。一架美机被击落，一架被迫降，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到了顶点。当时外界看到此时美国人在日本空投两颗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南斯拉夫竟敢跟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在空中交手，那无非是仗了苏联的势，铁托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走卒，南斯拉夫不过是苏联卫星国中最死心塌地的一个。

    然而，只有南斯拉夫领导人心里清楚，他们当时处于一个多么艰难的境况之中。

    2. 南苏冲突

    南斯拉夫人民多年来对苏联一直怀着美好的向往，南斯拉夫也一直尊奉苏联在国际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它教导人民，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南斯拉夫奋力争取的前途。即使在战争前阶段，南斯拉夫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种信念。

    但是战后，南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了，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冲突。

    早在战争开始阶段，游击队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斗争的时刻，南共谋求莫斯科给以援助，这种援助却一直得不到。相反，此时苏联与流亡国外的王国政府却保持密切联系，并一再指示南共与王国政府协调关系。

    1943年，南斯拉夫召开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流亡政府，禁止国王回国，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苏联对此的反应比西方还要激烈。战争后期，南共又获悉苏联与英国达成战后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各方的压力下，铁托与国王彼得的代表苏巴塞奇举行会谈，被迫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一事证实了有这么一项协议的猜测。

    早在1944年11月，斯大林曾邀请铁托和苏巴塞奇一起去莫斯科见他。铁托因事太多，或者也许是他意识到了叫苏巴塞奇一起去，不会是什么好事。为了避免当场作出某些表态，铁托找了卡德尔，说：“你明天就与苏巴塞奇去一趟莫斯科，跟斯大林会谈。他们催得很急。”卡德尔一点也没有准备、甚至连衣服都没有一套像样的。他穿着游击队的服装和一双补过的靴子就出发了。国王的代表苏巴塞奇则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同前往。在莫斯科，卡德尔尝够了穿着寒酸站在衣冠楚楚的人旁边的那份羞辱，莫斯科把场面、礼仪安排得非常隆重，可是越这样越令人难堪。然而更令人难堪的还是斯大林的谈话。他对苏巴塞奇是一副样子，对卡德尔又是一副样子。

    斯大林邀请他们来的目的是做戏给丘吉尔看：他在真实地履行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劝说南共接受国王。当着苏巴塞奇的面，斯大林批评南共心胸狭窄，是宗派分子，容不得彼得国王回国。他说在当今时代，国王根本不起多大作用，仅仅是个象征。罗马尼亚同他们的国王米哈依洛的问题不是解决得很好吗？

    卡德尔反驳说，米哈依洛与彼得不同。米哈依洛只是在战争中站在希特勒一边，而彼得则是与切特尼克的暴行、与占领军与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背叛了他的人民，背叛了祖国。让他回国就是对人民4年多来的斗争的否定。

    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就把话题一转，问南斯拉夫有多少游击队。

    卡德尔有意回答道：“有30万正规军。”斯大林一笑，把手一挥：“什么30万？我知道你们这些游击队，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有这种情况。我们问那里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回答说3000人，而当我们派军官去领导这些游击队时，结果最多的才几百人，有的还要少些。此外，你们的游击队打得不好，他们还没有闻够火药味。看看保加利亚人吧，那才叫军队。”这话卡德尔听了气得发抖。苏巴塞奇听了自然觉得舒服，他巴不得把南共说得一钱不值。

    接着话题又回到王国政府的问题。斯大林“开导”卡德尔：“你们不光是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不能像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事，必须考虑到整个盟国间的团结。”卡德尔表示，南斯拉夫为维护团结是准备作出一定牺牲的，这就是与王国代表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的原因。但是南斯拉夫不能作出人民无法接受的让步。

    整个会谈过程中，苏巴塞奇没有讲几句话。卡德尔说：“他也没有必要说话，斯大林维护他的观点比他本人做得还要出色。”

    卡德尔的莫斯科之行给南共领导人心中对战后得到国际承认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美好感情仍然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情况变了，苏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那人们是很容易回忆起这些不快的往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是惟一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不同于在苏联坦克护送下回国掌权的其他东欧国家。南共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它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苏共领导不愿意在同一阵营内有跟它平起平坐的伙伴。同时，苏共领导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利益，哪怕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做法常常损害了这些兄弟国家的利益。

    1946年，铁托率兰科维奇、基德里奇、维奇等人访问莫斯科。

    从礼节上来说，这次访问可说是南斯拉夫人在苏联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了他们，5月27日晚上，铁托一行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在房间里等着。他们进去后，斯大林起身，非常愉快地跟每一个人握手。铁托将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给他。斯大林听着介绍，注意观察每一个人。随后他对莫洛托夫说：“瞧，他们是多么英俊、健壮的人，一个强大的民族。”

    铁托此行是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的事。斯大林显得非常爽快慷慨。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邀请铁托一行到他家去做客。这是一次盛情的款待，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再轮不到南斯拉夫人了。

    铁托等人来到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在这里，他们是贝利亚、日丹诺夫、布尔加宁。斯大林的别墅简单朴素，但是非常干净、整洁，房间里没有豪华的装饰，也没有不必要的多余的家具。大家在长桌边就坐后，一个体态丰满的中年妇女端来用银制餐具盛着的食物，那多是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口味的食品，大家各自取用自己的一份。

    斯大林端起一杯里面放着一个又红又热的辣椒的伏特加给大家斟酒。带着斯大林风格的晚宴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话题是谈论各国的领袖们。斯大林说，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是一个理论家，是个会写文章的教授，但不善于组织行动，欠缺领导才能。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是个大好人，但是缺乏斗争性，“一条不咬人的狗在它吓唬人的时候也要呲牙，他甚至牙都不会呲一下。”德国的皮克已经老眼昏花，最多能拍拍人家的肩，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但对如何领导人们走向确定的目标却茫然无知。得到斯大林赞扬的只有西班牙总书记何塞·迪亚士，可惜他死去了，而伊巴露丽却不能像迪亚士一样，领导西共走出国境。

    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只能是大家洗耳恭听斯大林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客人们是不愿多嘴的。

    已经到了下半夜了，斯大林说够了，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房子一角，打开了留声机。他喜欢俄罗斯的民间音乐，唱片都是他自己挑自己放，并且跟着唱片，轻轻地哼，然后就和着节拍跳起舞来。其他的苏联人对他喝彩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你的身体多么棒啊！”

    斯大林顿时消沉下来，说：“哦，不，不，我活不长了，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了。”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等人连忙说：“不，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我们需要你，你还要长久活下去。”斯大林摇摇头：

    “不，不，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他把脸转向铁托，又说：“铁 托应该善自珍重，以免不测。因为我不会活很久了，而他将为欧洲而活着。丘吉尔对我说起过铁托，他说铁托是个好人，他重复了三次，我最后回答他，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这样说，他必定是个好人，我将尽我 所能去了解他。’”他举起一小杯酒，建议为他同铁托的友谊干杯。喝完酒，他将双手插到铁托的两肋下，跟着唱片音乐的节奏把铁托抱起、放下，抱起、放下，重复了3遍。他又发出爽朗的笑声：“啊哈，我仍旧有劲呢！”然后他邀请所有的客人同他喝一杯友谊酒。他对维奇说：“塞尔维亚人，到这里来。”维奇左手拿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斯大林轻轻地敲了一下他拿酒杯的手说：“喝友谊酒要用右手。”他同每一个碰杯的人都说了一两句话。轮到兰科维奇 （南内务部长）时，他 指着他的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说：“你要留心他。”然后又对贝利亚说：

    “你们两个谁能将对方诱入圈套呢？”

    这顿晚饭直吃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能得到斯大林这样款待的人应该是倍感荣幸了，而这次出访，铁托他们就享受了两次同样的“殊荣”。第二次是与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等人一起参加的。那次晚餐话题是成立欧洲情报局的事情。铁托他们明显地觉察出来，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斯大林是如何贬低共产国际的工作的，给了季米特洛夫极大的难堪。喝酒中，他们又不断地揶揄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厚此薄彼，南斯拉夫人后来猜度，是有意在南保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以便将来操纵。在安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葬礼上，斯大林又突然从外宾台上将铁托请上主台，与苏共领导们站在一起，有意疏落了其他外宾。

    铁托出访回来后，开始实施南苏经济全面合作。南斯拉夫人发现，苏联通过合作的目的是取得南斯拉夫的资源，而南斯拉夫人所希望的是通过合作实现国家工业化。苏方代表公开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

    我们乌拉尔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同对，在具体洽谈每一个合作项目时，南斯拉夫人提供的资产价值总是被低估。最具典型意义的联合石油公司协议条款规定，在南开采石油，其地租不应算为南的股份，而在利润分配上，苏联人则要求计划应建立在营利的基础上，而不论外部市场价格条件如何。就是说苏方负盈不负亏。还有，苏联人要求它的产品应全部由公司处理，而这个公司在南境内亨有“治外法权”，它不受当地法律约束，也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石油工业凭此协议，将由苏联垄断。

    其他的联合公司情况也类似，像苏南银行、联合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公司、航空运输公司、内河运输公司，等等。南方的资产是按照1938年的价格估算的，那是战前南经济最稳定的一年，第纳尔比值很高。但苏方投入的资产除了现金外，其他一切物资都是按1946年和1947年的价格估算的。而这是战后的最初年代，物价最贵的时期。仅此一项，苏联人就占了很大便宜。但这还不够，所有征用的南斯拉夫土地，苏联人都只同意承认一般的土地价格，不承认土地上原有设施或地下资源的价值。

    多瑙河是南斯拉夫的一条主动脉。战前，南的内河航运就较发达，这是门很赚钱的行业，自南苏内河航运公司“尤斯帕德”成立两年多来，南斯拉夫从这条河流上就没有得到过它本应得到的便利了。按照苏方董事长定下的运价，在这条河上，南斯拉夫运送本国货物甚至比外国人用这个公司的船只运货多付百分之五十二的费用。

    对这些经济上不平等的协议，南共领导人中已普遍啧有烦言。这也为苏联人觉察到了。后来，是斯大林主动向南斯拉夫提出，不再建立这类联合公司，它不适合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1947年初，斯大林向来访的南斯拉夫政府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说：“联合股份公司不是一种良好的合作形式，容易产生误解和纠葛，在一定程度上，那会危及南斯拉夫的独立，损害友好关系，这样的公司只适应卫星国。”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告诉斯大林，已经有两家运输公司建起来了。斯大林说：“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个公司不是生产性质的公司，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以其他的方式援助你们。”斯大林建议给他们援建一座炼铝厂和一座炼钢厂。他问卡德尔：“你们有什么计划？需要什么样生产能力的炼铝厂和钢铁厂？”卡德尔回答，过几天送上书面的计划报告书，同时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正是自己刚想提而未提的请求，他先说出来了，而且斯大林提出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更好，更合适，我们十分感谢你。”

    果然，随后苏联就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135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偿付苏联准备向南供应的成套工业设备。

    一切看来，苏联人都显得慷慨大方，只有参与其事的南斯拉夫人才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也是逐步明白的。当那些设备一点点运来时，南斯拉夫人发现，它们根本不像苏联人说的那样值钱。所有那13500万美元的物资真正价值80万美元，而且它的供货期限定得太长，不适合自己制定的发展计划。到后来，南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便中止了这一协定，那些正在建设的项目不得不半途而废，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很大损害。

    在提供物资的同时，苏联还负责提供技术援助。苏联人规定，一切东西必须支付代价；支付的方式和金额由苏方决定；以美元为核算单位，按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结算账目。这些条件都是南斯拉夫难以接受的。更令南斯拉夫难以忍受的是，苏联利用技术援助，派遣顾问专家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这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的独立、安全、尊严和正常的秩序。

    苏联人在南斯拉夫开展情报工作始于战争期间。随着第一批苏军代表团的到来，一些军官就开始在南斯拉夫物色能为他们所利用的人物了。这一工作是背着南斯拉夫当局进行的，尽管他们原可以从官方渠道得到他们所想了解的一切情报。但他们并不满足这点，他们更想在南内部安插自己的人。苏联军官使用了各种手段网罗情报人员，或是利用一些人对苏联的无限向往；或是用金钱、职位相引诱；或是用威吓的办法迫使就范。他们掌握了某些人的，于是就利用这点来恐吓他，除非他同意为他们提供情报。南斯拉夫上自中央委员，下至普通职员，都有人被这些办法所俘获。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就是其中一例。

    赫布朗战争期间曾在萨格勒布被乌斯塔沙警察逮捕。在拷打中，他招认了一切，并答应为乌斯塔沙情报机关和德国秘密警察服务。1942年秋，游击队跟乌斯塔沙交换俘虏，他被巧妙地安插在俘虏中放归游击队。

    人们对他在狱中的表现毫无所知，以为他坚强不屈，因此，出狱后当上了克罗地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军攻克柏林，俄国人发现了赫布朗的档案。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方面也觉察到他有问题，询问苏联有关部门。苏联人没有将他们掌握的情况通报南方。卡德尔1946年同莫洛托夫会晤时告诉他，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在狱中的表现。莫洛托夫也默不作声。实际上，赫布朗正为苏联内务部所控制，身不由己地听命于莫斯科。

    还有一位在南斯拉夫内务部供职的女机要员杜桑卡·佩罗维奇，她遇到的则是裸的要求。苏军代表团的一名上校斯捷潘诺夫1945年与她相识，并要她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佩罗维奇说这事要请示党组织。

    斯捷潘诺夫表扬她是个好党员，说她这样做是对的，但在这件事上她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为了共同的斗争而去完成一些更崇高、更艰巨的任务有时得采取特殊的办法。这位上校还举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中一些著名的事例来增强他的说服力。他暗示，敌人可能藏在党的高层领导中。

    一个人不应太相信一切，只有久经考验的苏联才值得为之忠诚不二。也许他觉得自己说的太露骨了，又补充道：“当然，对铁托同志是没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所做的也都是应该的，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佩罗维奇坚持要向党组织报告。她觉得，既是正义的事业，又是为苏联服务，党组织不会拒绝帮助苏联人的。

    战争末期，俄国人将他们俘虏的曾为德军作战的南斯拉夫人组成一个旅，开赴南斯拉夫战场。在返国之前，他们每人都得在一张苏联内务部的保证书上签字，同意为其工作。

    此外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后，那些十月革命时逃到南斯拉夫来的白俄，统统都由苏联代表甄别审讯，在“为永久的母亲俄国服务”的口号下，他们也得签署一张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保证书。

    苏联的情报工作渗透到经济部门，最突出的是在铁路系统。在修复多瑙河上的大铁桥时，苏联人诱骗了相当多的南斯拉夫工程技术人员为其情报机关服务，由此扩展开来，他们在整个铁路系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网。到后来，南苏冲突公开化后，这些人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是非常严重的。

    苏联在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引起了南共领导的强烈不满，他们曾经利用各种方式表达过这种不满。他们告诉苏联人，有什么需要知道的，直接找南共党组织，他们将尽可能提供详尽的情报。

    南苏关系恶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军人在南斯拉夫干下的一些严重违纪违法的事。战争末期红军在南斯拉夫北部跟德国人作战，他们为解放南斯拉夫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是值得人民永远感激和纪念的。但是他们并不能因此就有权在这块土地上胡作非为。当时苏军部队所经之处，都发生了很多起强奸妇女、抢劫杀人的案件。红军部队中的这些行为与南斯拉夫人民脑海里红军的形象对不起来，极大地损害了红军和苏联的声誉。起初，南共党组织还向人民解释，这只是个别情况。然而实际上这类案件每天有增无减。党组织的解说都显得那么虚伪可笑。这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据南斯拉夫方面反映，他们共接到1219起违法案件的报告，111起与杀人有关的案件，248起杀人既遂和未遂案件，1024起暴力抢劫案。这些案件中，比较典型的有：

    在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中，利卡第6师一名女通讯员到前线送命令，路上被一个俄国上尉拦住施行强暴。在她反抗时，这名上尉用刀砍伤了她，趁她昏迷不醒时强奸了她。还有一名南斯拉夫公民邀请一批俄国人去他家做客。晚饭后，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少校竟当着他的面侮辱了他的妻子。这个人起而保护她不受侮辱，几个俄国人一起将他赶出屋外，当他在郊外寻人求救时，他的妻子被7个俄国人强奸了。

    这类事件多次发生后，南共政治局有一次请苏军代表团团长科涅夫将军去开会，听取意见。南斯拉夫的两名将军参加了会议，提请他注意这些行为有损于红军声誉。南共政治局委员吉拉斯告诉他，一些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这些事件，说英国人就比俄国人文明些。科涅夫听了上述意见，大为光火，他以红军司令部的名义提出抗议，认为这不是真实的。

    这些事是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的事。后来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风波渐渐平息下来。南斯拉夫人没有料到，事过3年之后当南苏矛盾公开化时，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红军的忘恩负义，损害红军的声誉。

    3. 兄弟阋墙

    在外交领域，苏联人最不满意的是南斯拉夫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不太听招呼。由于南共领导人民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它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威信，因此它似乎最有资格在同一个阵营中不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

    1943年，鉴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不得不解散共产国际，因为它不利于统一阵线的组成。而现在他又感到需要这么个国际性的组织，以便发号施令，就像过去共产国际一样，一切国家的党都得听它的。

    但完全复旧不行，一方面形势变了，规模过大难以建立，另一方面，与4年前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难以统一，于是就有了建立一个互通情报性质的地区组织的构想。说起来，这个构想最初还是1945年铁托本人提出来的。他的动机倒确是想要有一个各国党之间能切磋工作、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的机构。斯大林极为赞同铁托的意见，只是各自的动机不同。斯大林没有忘记铁托的意见，1946年6月，铁托和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同时在莫斯科时，斯大林跟他们商谈了建情报局的事，并提议南斯拉夫做发起人。

    参加欧洲情报局的有9个国家，它们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苏联，以及西欧两个最大的党——法国和意大利。

    1947年9月，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在波兰的波伦巴温泉举行。

    会议确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它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必要时，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党活动。会议还决定创办一份机关报，定名为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南斯拉夫在这次大会上 处于显要的位置。本来有人建议将总部设在布拉格，但苏共代表团的日丹诺夫请示斯大林后，明确指示应设在贝尔格莱德。这种表面的荣誉其实并不重要。斯大林知道，讨论任何问题，他的意见会是多数，除南斯拉夫、法共、意共外，其他党都听他的。

    法国关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与苏共的观点不同的。法共的观点正在西方党中时兴。苏共准备利用情报局会议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清算。

    会上，法、意两党代表团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之后，日丹诺夫自己没有出面，却很巧妙地指使南共代表卡德尔和吉拉斯发言。他知道，南共对这两个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工作看法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样，这三个不听招呼的党之间便有了裂缝。苏共在情报局的地位虽不显赫，却是实实在在的主人，今后它的反对者都是孤立的了。

    战后最初几年，南斯拉夫致力于同东欧国家，特别是同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从1946年到1947年，他们分别与波、捷、阿、保、罗签定了友好互助条约。与此同时，铁托还先后出访了这些国家。每次访问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热烈的欢迎。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取得的成绩，特别是铁托本人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赢得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尊敬。他们感到南斯拉夫的经验对于他们，比苏联的经验更切近实际。当铁托来到布加勒斯特时，有50多万人冒着大风雪聚集在广场上欢迎他。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是一样。

    南斯拉夫的外交成就犯了莫斯科的忌，这种荣誉从来是只该斯大林所有的。这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在南阿关系、南保关系上。这些邻国间的关系原本比较复杂，南斯拉夫正在努力开创同它们建立新关系。它们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两国领导人商讨解决，还没有形成向莫斯科讨教的习惯。莫斯科不能坐视这种自由化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形成风气。它看到，此时所有这些国家同西方的关系都很紧张，它们惟有依靠强大的苏联，才能在国际社会生存。因此，它决心敲打敲打它们一下了。

    直接给苏联插手干预的机会来了。铁托结束他的友好访问后，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他提到了在巴尔干建立联邦的事。他说，一旦条件成熟，“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他们本身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只代表保加利亚一方，其实南斯拉夫是反对建立保南联邦的，因为两个国家没有联合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竟然自作主张，竟然不向莫斯科请示。苏联的反应首先由《真理报》作出了，它开始刊登了季米特洛夫的声明，随后又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责问《真理报》这是否代表了苏联的观点。然后又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表明《真理报》的态度，与其说《真理报》真的对联邦表明态度，不如说是对他们这种自行其是的态度发态度。随后，莫斯科就电召保南两国领导人迅速赴苏，磋商此一问题，他们并不是不要联邦，而是要按他们的设计图造的联邦。苏联人要求三个党的总书记参加会议。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亚奉召前往。南斯拉夫是派遣的卡德尔参加会谈，他们没给苏联人那么大的面子。铁托有种预感，斯大林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还搞点什么名堂，而不光是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莫斯科很清楚，南斯拉夫并不赞成季的观点，那么有什么必要叫他也陪同受训呢？

    正当卡德尔等人准备成行时，南阿事务又生枝节，因为此时霍查担心希腊人会占领阿尔巴尼亚南部领土，这些地区向来是希腊族人住的。

    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赴该地区加强防务。南斯拉夫在原则上同意了请求，只是出兵的具体时间还未定下来，眼前先派一个空军联队进驻阿尔巴尼亚。莫洛托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致电南斯拉夫，不同意作这种安排，措辞非常严厉，因为这意味着将把苏联拖向与西方的对抗中，西方没有人会相信，南斯拉夫支持的希腊叛乱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意。

    南斯拉夫代表团于2月8日到达莫斯科。2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召集南保代表团开会。

    苏方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保方是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南方为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一开场就阐明苏方与南保方存在严重分歧。苏方不同意南保在友好互助条约有效期内签订关税联盟协定，批评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联邦和关税联盟的声明。讲到这里，斯大林插话道：“我们见到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极端放纵自己，他讲话一点不加考虑。”他特别提到季米特洛夫的声明给外界造成了是苏联所赞成的印象，实际上苏联一点不知情。

    莫洛托夫讲完后，季米特洛夫发言，他解释，南保两国对外界并未宣布签订关税联盟协定，仅表明双方已达成谅解，可能签订协定。他解释由于国内存在困难，希望通过与他国合作促进发展。他对斯大林的批评也表示接受，承认他的声明确实糊涂。斯大林插话：“你想哗众取宠，那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联邦是不可能的事。”他说，这个建议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没有苏联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要是有朝一日建立联邦的话，我想是会建立的，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

    季米特洛夫这位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尽管有过勇于斗争的光辉历史，这时在斯大林面前却像个小学生一样低下了头。他真心实意地作了自我批评，说：“是的，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也会吸取教训的。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向您学习。”斯大林回答他：“我们争执的问题不是什么错误问题，而是我们各自不同的概念。老头子，你说什么向我学习，你就像一个去赶集的老太婆，逢人便唠叨，想到什么说什么。”

    斯大林最后表明，他并不反对南保建立联邦，但是绝不容许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缔结同样的关系。其实苏联人嫉恨的不是联邦，而是没有跟他商量。实则南保建立联邦，有利于苏联控制南斯拉夫，因为在保加利亚，有一大批忠实于苏联的人。

    接着发言的是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他说：“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错在哪里，因为我们已将协定的草案递交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对建立关税联盟一事并未提出异议，只就侵略者的定义提了一些意见。”

    斯大林问莫洛托夫：“他们真的把草案递交我们了吗？”莫洛托夫回答：“哦，交了。”斯大林气极了：“那我们是自己在作弄自己了。”

    季米特洛夫赶紧抓住时机说：“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理由，因为草案已交莫斯科。”斯大林更是容不得这种转守为攻：“你简直像个共青团的青年，乱来一气，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就像街道妇女一样的斗嘴。

    你是想耸人听闻，你俨然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根本没讲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到街上去打听这事。但那时，我们发现我们已面临一桩既成事实。”

    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想发言，他讲了几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斯大林打断他：“你们有具体部门管这些事。我们召开这次会，是为了讨论苏联与南保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科斯托夫只好静默不言。

    轮到南斯拉夫卡德尔发言了。卡德尔也指出条约草案事先交莫斯科看过，苏方只提出条约期限应改为20年。因此，他看不出南苏之间外交政策分歧何在。斯大林说：“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这一问有点出其不意。卡德尔便作了一番情况介绍。斯大林再次打断他的话：“这里又有一个事实，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磋商。”卡德尔承认，确实没同苏联磋商，但这件事，具体协定还未签。前些日子南应阿的请求派了一支空军联队赴阿，这事并未引起任何国家争端。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在任何重大事件上都与苏联进行了磋商。斯大林激烈地反驳：“这不是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磋商。”

    这种“讨论”气氛，卡德尔无法讲下去了。随后又是莫洛托夫发言。

    当讲到关税联盟的问题时，卡德尔想再次发言，为南保关税联盟辩解。

    他说联盟不见得都不好。斯大林要求他举例。他举出了比荷卢。斯大林说：“比荷卢，没有这么个东西。”卡德尔回答：“有比利时、卢森堡。”

    斯大林说：“别无其他了。”“还有荷兰。”“没有。”“有荷兰，请看比荷卢这个名称，它是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大林怒火中烧：

    “我说没有就没有。”

    卡德尔不说了。斯大林就着莫洛托夫的话题，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赞成建立东欧国家联邦，这包括3个部分：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南保联邦。他对季米特洛夫说：“保南应当明天就建立联邦。”

    卡德尔指出，南斯拉夫虽有与保结盟的意愿，但现时条件不成熟，不必太匆忙。南保双方都同意联邦必须逐步实现。斯大林反对说：“不，必须立即宣布成立联邦，越快越好，条件已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然后把阿尔巴尼亚再合并进去。”如此重大的问题，卡德尔不可能表态，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没有受权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因为会议通知没说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尽管生气，也只好不谈了。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会上还谈论了些其他问题。

    南保建立联邦，双方认识还不一致。保加利亚人提出以南斯拉夫为一方，保加利亚为一方结成联邦。而南斯拉夫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诸联邦成员一样，合并成一个联邦国家。这种认识分歧致使南保联邦目前不能建立。苏联人现在力促此事，意在破坏南内部团结。而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会见卡德尔时暗示卡德尔，也许苏联人的意图是想最终将南保并入苏联。

    这次莫斯科会议，对南斯拉夫，斯大林强调的是有关对外政策问题，南斯拉夫必须同苏联相互磋商，今后再不容许有自行其是的行为。

    第二天，卡德尔被召到莫洛托夫办公室。当他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门，莫洛托夫就递给他一份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进行磋商的协定书，要求他签字。卡德尔回忆当时的场面说：“我目视着蓝色夹子里的这两页纸，耳听着莫洛托夫的命令签字的粗暴声，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切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它只能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为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字的地方。因此协定原文必须重写，签订的程序推迟了一天。

    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

    4. 对苏联说“不”

    1948年2月10日，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苏联第一次公开表示对南不满。接着发生了两起国际性的事件，南斯拉夫似乎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一件是在罗马尼亚，一夜之内，罗共已下令从所有地方撤除铁托的画像，而过去，铁托的画像跟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像是挂在一起的。这件事立即为外界所注视。第二件是在阿尔巴尼亚庆祝红军建军节宴会上，苏联代办竟拒绝与南斯拉夫公使干杯，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

    真正的压力还是经济方面的。战后年代，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在东欧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主要是苏联。这一年，南应与苏联重新签订贸易协定，以前的协定4月即期满。南斯拉夫前两个月就派了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二月底，苏方通知南方，南没有必要再派遣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中断了两国贸易关系。南斯拉夫立刻感觉到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它有很多重要物资依靠从苏联进口，尤其是能源。

    3月1日，南共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专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也无不与苏联问题有关。这次会议是在领导人中第一次集体探讨与苏联在各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铁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事关南斯拉夫独立的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致表示对苏联应采取坚定的立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只有财政部长斯雷坦·茹约维奇从会议一开始就一言不发，一个劲地作笔记。散会时，大家决定，对会上讨论的事情绝对保密，一个字也不得泄漏。

    南共中央全会之后，苏联方面不久就有了新的反应。3月18日，苏联驻南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国防部长维奇，苏联政府已决定下令从南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待遇。”时隔一天，苏联代办又求见铁托，并向他宣读了一份苏联命令撤离在南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

    铁托就这两起事，当天致函莫洛托夫。第一，他指出，苏联所提出的撤离军事人员的理由不是真实理由；第二，南斯拉夫不许经济人员对外提供情报，一切情报应经由官方组织间取得。如果这就是苏联撤离文职人员的理由，南政府难以理解。

    信件发出不久，斯大林的复信就来了。是由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和阿米尼洛夫在萨格勒布向铁托递交的。

    两位苏联使节来到铁托的郊区别墅。他们阴沉着脸走进铁托的房间。铁托正坐在写字台边，起身跟他们握过手后，没有寒暄。大使递过信来，铁托没有让坐，随后站在写字台边迅速地翻阅信件。

    信的开头措辞就非常严厉，铁托看过几行，便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既没有表现畏缩，也没有表现愤怒。他不想让拉夫连捷夫从中得出点什么来。拉夫连捷夫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铁托，不等他看完信，就问：“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回答：“我们将考虑这封信。”

    两位使节退出去。会见总共只花了几分钟时间。铁托这才把信从头至尾细细读了一遍。

    信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首先，他们说明了召回苏联专家的理由，他们认为苏联专家有权向任何部门、任何官员收集他们所要的任何情报。他们的人，包括苏共驻情报局机关报的代表尤金，都处在南保安部门的监视下。只有在最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对待苏联人。接着，信件对南共党内情况进行评价，说南共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党没有执行阶级斗争路线，党已融入到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气息，中央委员会不是选出的而是指定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个党都处在保安部的监视之下，保安部长就是党的本部书记。信的最后点了几个人的名：“听取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这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言论是荒谬的。”信中提到：“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可为一个教训。”这种暗示是够吓人的。谁都知道，在苏联，托派的帽子意味着什么。

    铁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摊牌的时刻已经来到。要么屈服，要么抗争，必须作出抉择。他立刻给政治局成员打了电话，通知他们马上研究对策。随后他把信又再看了一遍。每当他思考重大问题时，他习惯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此时，他就陷入到这种沉思状态中。当他考虑成熟后，立刻伏案起草了致斯大林复函。

    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基德里奇都来了，他们看了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信。铁托激烈地表明了决不屈服的态度，并说如果是他个人的原因阻碍了南苏关系的发展，那么，他愿意提出退休。卡德尔等人一致拒绝了铁托的请求，同声谴责苏共对南斯拉夫的指控是虚假的，应予抵制。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信中点了他和另外三位同志的名，也认为有必要声明：“stari（塞语中作“老”字解，是一种爱称），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四人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铁托激动地说：

    “啊！不能！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 苏联人先拿这四个人开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分别掌管南的经济、军事、安全、宣传舆论大权。南共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高压之下，中央决不能分裂，党在此时必须沉着冷静。

    于是5位政治局委员坐下来研究局势。他们决定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月12日的中央全会讨论，并让全体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

    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如期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将要对他们国家的前途、对他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出决定。当此之时，南斯拉夫与西方世界处于怒目而视的对立状态。美、英、法等国政府决定修改对意大利和约的某些条款，同意将的里雅斯特部分归还意大利。西方报纸纷纷报道：南斯拉夫有对意大利作战的意图。甚至说南已在意边境部署了v1和v2火箭发射架，已经动员了28个步兵旅和9个炮兵师准备投放战斗。南军队正集结在的里雅斯特自由港四周。光是这一年的第一季度，美国飞机侵犯南斯拉夫领空的事件就多达21起。然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又要接受来自东方的巨大压力。更何况，党多年来进行的教导，都是无限尊敬和崇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党和国家。中央委员们对此将是怎样一种思想状况呢？

    铁托回忆道：“我意识到这次会议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性。生活教会了我，在危机的时刻，最危险的莫过于站不稳立场，摇摆不定。在这种形势下，反应必须是勇敢而坚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