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敲过10点，会场被封闭起来。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讨论苏共中央信件、经济形势、第五届党代会和其他。会议正式开始后，铁托首先阐叙了南苏冲突的由来和发展。接着宣读了苏共的来信和他草拟的复函稿。稿子的最后几段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巩固两国关系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首先是应严格遵守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原则，其次是互相完全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关系便不可能持久和巩固。苏联人民，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必须相信，新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正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主义。
“第三，必须承认，现在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铁托领导下，将随时与苏联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第四，显然我们理解到，苏联在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一事上存在巨大困难，但是我们在建设祖国和实现五年计划中，仍然有正当的理由期待苏联的援助。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新南斯拉夫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第五，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不论是官方代表，抑或是其他人也好，都必须记住，他们是在一个兄弟的、独立的国家里，他们不应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铁托在宣读完信件后，作了简要的讲话：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犯了错误，不是我们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陷入这种争论。
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利用思想意识问题为对我们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道：“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会议记录是由中央候补委员波比伏达做的，没有派速记员。
铁托发完言后，中央委员依座位顺序就此问题表态。首先轮到的是卡德尔。他为南斯拉夫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决不同意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指责。他表示，支持铁托起草的复函稿。接下来，康察尔、基德里奇、吉拉斯、莱斯科夫谢克等人都先后发言，一致赞同中央的复函。
轮到工人克尔斯图洛维奇发言时，他说：“几天前，我在中央委员会看过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痛苦的时刻。我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家，我凭无产阶级的本能发言。我看不出在他们那封信中含有同志的温暖。那根本不是一封指出错误的信，而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我完全同意铁托同志的复函稿。”
发言在一个个进行，17名中央委员都表示赞同铁托的复函。现在轮到斯雷坦·茹约维奇发言了。他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坐着发言的，他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来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的那封复函。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
茹约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勇敢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但是现在，他头脑如此之僵化，同样使同志们感到吃惊。会场一下静如一潭死水。铁托站起身来，绕着会议桌走来走去。茹约维奇继续他的发言：
“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将走向何处？南斯拉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置身何处？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这一切，决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在大战中已尽了我们的责任，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处在领导地位，从而同苏联发生了接触。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对的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铁托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背叛党。”
铁托的话，茹约维奇没有听见，他仍在一个劲地强调苏联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南共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了正轨。中央委员们实在不想听他对党的攻击了。吉拉斯跳起来说：“茨尔尼，你说，你是否认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茹约维奇一怔：“不是，但是你知道……”其他的人都激动起来，指着他喊道：“明白说出来，不要旁敲侧击。”铁托也问他：“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了吗？我们是个警察国家吗？我们不过是要求跟俄国人平等。”茹约维奇不安起来，他又说了十分钟才坐下来。
接着发言的是驻苏大使符拉吉米尔·维奇，他说：“茹约维奇说的是不真实的，不是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合理的，连斯大林也承认这点。”
所有中央委员都表了态。最后轮到莫沙·皮雅杰说话时，他只说了一句：“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信，水平真低。”严肃的会场，发出了几声笑声。
午饭后，会议继续举行。铁托重新发言，他说：“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我感到很沉痛，他好像说，我们这群下等人怎么敢违抗苏联党？当茹约维奇亲眼看到我们的青年建筑铁路，缔造未来，在落后中成长起来时，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真使我吃惊。我相信，没有一个献出生命的人竟会想到他们的国家在战后会是默默无闻的。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都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国人民首次获得了民族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切，放弃沿着我们已经选择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利，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那将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听到茨尔尼站起来说， ‘你们捍卫自己是 不对的。’接受苏共来信的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他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大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与苏联平等地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是极度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我们党白天一样洁白，你，茨尔尼想破坏它的团结，想破坏11年来团结一心，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领导。我们党号召人民作出极大的牺牲，如果我们证明自己配不上他们的牺牲，他们一天也不会支持我们。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毁灭它的子弟。革命的子弟是忠诚的。”
铁托在说话时，许多中央委员都流下了眼泪。
茹约维奇沉默不语，兰科维奇要求发言。他责问茹约维奇南共还是不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他说：“他的话表明，他对我国的力量，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党极不信任。”他反驳苏联信中指责国家保安部门控制了党的说法。接着他提醒茹约维奇，1937年当戈尔基奇被逐出中央时，正是铁托不赞成株连他，“尽管你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尽管你与戈尔基奇有联系，铁托还是提议把你选入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当中，有人提出了，茹约维奇是否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有关情况向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汇报了？吉拉斯回想起，3月1日中央全会后一天中午，当他经过苏联大使馆时，见到茹约维奇的汽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他是否向大使递交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铁托问他：“你到拉夫连捷夫那里去干什么？”茹约维奇说，给他搞一辆车子，不得不同他谈谈。他说：“关于中央委员会情况，我一个字也没有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接着他提出他还要去参加经济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并在那里发言，请求允许他离开。
茹约维奇说了谎。若干年后，他自己供认，那次拜访拉夫连捷夫，正是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的。因为，当时他听了卡德尔和吉拉斯通报了与苏联的关系，感到这不只是关系到南共一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运动。他相信苏联人，分歧是暂时的，而两党的性质则是一致的。
苏共是父党，它有权知道一切。
拉夫连捷夫听了汇报以后指示，不要将对他汇报的事告诉南共中央。茹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拉夫连捷夫不作解释，只是回答：“不要告诉，至少现在不要！”至此，茹约维奇忽然明白他自己陷到一种卑劣而又不能自拔的处境中了，他不得不瞒着南共与苏联人联系，他已经骑虎难下了。随后，他又向拉夫连捷夫汇报过政府工作会议和其他别的情况。
铁托决定休会，明天继续开，他最后说：“我们全会必须对茹约维奇的事件采取坚定的立场，再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我本人不相信他没有向拉夫连捷夫汇报。那是叛国，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
第二天的会议决定，对茹约维奇进行审查。会议还通过了致苏共的复函，只对铁托的原稿末尾部分作了删改，并建议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核实他们对南共的诬告。
南共复函首先对苏联来信的内容和语调表示震惊，并指出，他们从其驻南人员和茹约维奇处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别有用心的。复函指出，南斯拉夫人民热爱苏联，但他们也决不会不爱自己的祖国。深信苏联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接着，复函就分歧的几方面具体问题作了辩驳。
一、关于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复函指出，这些人的工资是由苏方决定的，定得太高，南方支付有困难，而苏方不许更改。苏联军事专家的工资是南将军的4倍。南一名中将和上将级的军团司令每月收入为9000～11000第纳尔，苏联一位中校、上校，或将军级的军事专家为3～4万第纳尔。南认为，这不仅是一项财政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一项政治问题，因为这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难以理解。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热爱是南共在党内和人民中宣传教导的结果。三、苏联情报机关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雇佣情报人员，散播对领导人的不信任，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复函由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署名。由南驻苏大使维奇送达莫斯科。
维奇在莫洛托夫办公室受到接见。维奇递信函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向莫洛托夫陈述了南共的理由。他讲了大约45分钟，莫洛托夫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望着窗外。当维奇说完时，他问道：“完了？”
“完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维奇说：“你 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莫洛托夫稍停片刻，说：“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个人不要和贝尔格莱德其他人一般见识。”维奇退出办公室，分别时他们没有握手。
苏共在接到南共复函后，意识到南共内部是团结的，虽然有茹约维奇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势单力孤。显然，从南共内部摧垮他们是不可能的。于是斯大林将矛盾推向外部。他们把3月27日的信件抄送给情报局各成员国，并要求各党参照苏共的信件，就此问题表态，各党的答复应先呈交苏共而不得直接发给南共。
4月16日，尤金将苏共中央的信件和第一个表态的匈牙利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加什·拉科西的信件递交给铁托。拉科西是在苏联坦克的护送下回到匈牙利掌权的，自然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支持斯大林。拉科西的态度特别激起铁托的反感，因为正是这个人曾多次对铁托说过，俄国人对匈牙利不公，有反犹主义倾向，要求南共帮助他解决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因此，南共中央立刻给匈牙利人去了一封措辞不那么客气的信。
同时，南共也复函苏共中央。告之：收悉尤金同志递交的两封信，从中得知苏共中央已将它3月27日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党的这一举动感到吃惊。首先，苏共中央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复函，也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3月27日的信中所提出的论点进行核实。其次，兄弟党所获悉的情况是片面的，他们不了解南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南共中央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方式使得它不能捍卫自己，驳斥批评中不公正的论调。基于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苏共中央的这种举动，它无助于澄清和解释导致南苏分歧的原因。”
既然俄国人已将事情扩大到情报局。南共中央决定也将它的复函转发给各个成员国，使他们了解争论的全过程。但是，未等这些信件送达，捷共、罗共的表态信早已由苏联代表递交来了。他们的态度与匈牙利人是一个腔调，波共和保共的信件还未收到。法共和意共保持了沉默。
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一直是心明眼亮的，但在这种共运内部的斗争中他却失去了当年义正辞严怒斥法西斯党徒的勇气。在保共信件还未送南共时，季米特洛夫率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途经贝尔格莱德。吉拉斯去车站迎送他。在他的车厢内，他告诉吉拉斯，他已经看了苏共的信，有某些地方是正确的。但他又握住吉拉斯的手，说了二个字：“坚定。”吉拉斯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只说：“主要是坚定，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这可以说，他已尽了一个老战士所能尽的最大支持了。吉拉斯回忆说：“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只历时几分钟。他十分友好，但是，当契尔文科夫等人走进车厢后，他明显地改变了语调。”
季米特洛夫走后，不几天，就收到了保共中央的信。它是由契尔文科夫签署的，它的调子与其他信件一样。
“五一”节来临了，贝尔格莱德照例要举行盛大游行。按照苏联人的主意，茹约维奇那一天没上观礼台，而是走在游行队伍中，以这种方式向中央示威。
5月4日，苏共中央第二封复函送到了。这次的信写得更为失策，它刺伤了南共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感情。这封信抹杀了南共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的光辉业绩。它说，在德国人袭击了德尔瓦尔最高司令部以后“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处于严重危机的困境中，直到苏联军队来援救，驱走了德国占领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给当政创造了不可少的条件。遗憾的是，苏联军队没有给予，同时也不可能给予法、意两国这样的援助。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把这些情况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来考虑的话，他们便不会如此高歌自己的功绩，而会对他人表示出尊敬和谦虚。”更使人气愤的是，这封信有意贬低南共的成就，将其列入其他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一样的地位。信中说“没有人能否认南斯拉夫的功绩和成就。那是不可争辩的。但必须说，就功绩和成就而论，我们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是决不亚于南斯拉夫的。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很谦虚，不叫嚷他们的成就，不像南斯拉夫领导人用夸大的吹嘘震聋了每个人的耳朵。”
正是这些段落，苏共伤害了南全党、全民族最感自豪的方面，连英、美人都不会这样不公正地评价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即使在当年，德国人袭击德尔瓦尔以后，苏联自己也是高度评价南斯拉夫人的。1944年6月4日的《真理报》评论道：“南斯拉夫战场吸住了很多重要的德国部队，使凯塞林（德国驻意大利军统帅）在目前的惨败中得不到支援。
这对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想在南斯拉夫赢得某种胜利的企图具有特殊意义。”经受了重大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民对贬损他们荣誉的说法极为愤怒，使得那些本来对铁托还有怀疑的普通党员也看清了孰伪孰真。
苏联人拒绝派代表团来南调查核实，他们提出要将此问题提交情报局。
5月9日，就苏共第二封信，南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对此信的答复：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二同志——
我们接到了你们1948年5月4日的来信。叙述这封信给我们造成的沮丧情绪将是多余的。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这件事应当用这样的方法了结，即我们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我们的谴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约·布·铁托
依·卡德尔
奉南共中央之命
中央全会还听取了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并向全党公开。司法机关将对他们以叛国罪提起公诉。
随后几天，在国内抓获了一批违反国家安全的人，这又招致了莫斯科的严辞威吓。莫斯科曾策划用飞机劫持茹约维奇，但他们动手晚了，茹约维奇已逮捕入狱。
5月19日，苏共派遣了一名叫马舍托夫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来到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由苏共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签署的信件。这封信邀请铁托参加在基辅举行的情报局的碰头会议及随后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正式会议。事有凑巧，本来铁托的办公室挂有列宁、斯大林两幅画像，但就在马舍托夫进来之前，斯大林的那幅画框钉子脱落了，像框掉了下来，落在书柜上。马舍托夫一进来，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件事，他以为这是有意取下来的，还未来得及收藏好。自然，他也会联想到近来，在南斯拉夫各地斯大林的像已经悄悄地消失了，而这都是铁托的命令。实际上南共从来未下过这类指示，这一次也完全是偶然。
铁托接过信，告诉马舍托夫，南共会尽快答复。但是铁托早已拿好主意，“不去，我们被指控有罪，叫我们去坐被告席，可是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第二天，中央开会，大家都认为到那里无非是做戏，判决早就拟好，根本不会有任何讨论，他们要开他们开去吧。30年代苏联肃反的一些手法，人们还记忆犹新，假如铁托去了，生命是否有保证都难说。因此，中央决定，通知苏斯洛夫，南共不参加会议。
苏联人马上对此作出反应，他们来信指责铁托等人所说的南共在情报局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说法，“这种武断的说法没有一丝真理。根本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有各党所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应当向情报局提交报告，同样也有权批评其他党。1947年9月，当9个的会议无例外地听取了各党中央的报告时，会议正是以这个原则为依据的。当会议以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批评意共和法共的工作时，会议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都有平等的权利批评其他的党。
“大家知道，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当时不仅没有抗拒对他们的批评，相反，他们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批评中吸取教训。而且大家知道，在那次会议上，南斯拉夫同志和其他人一样，也利用机会批评了他们。而他们及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因此而认为，其他党对意大利和法国违反了平等的原则。
“但是，南斯拉夫同志为什么做这样激烈的改变，要求废除情报局制定的规则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亨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情报局的章程不适于他们，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党，却没有必要去接受其他党的批评。”
信的最后说：“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在情报局会议上作报告，苏共中央将坚持在即将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斯拉夫的事态。”苏共还同意将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着事情出现变化。
5月25日，是铁托的生日，除了季米特洛夫外，没有一个苏联集团的领导人按照惯例致贺。季米特洛夫发了贺电，并挑选了一名少年，代表保加利亚的青年和运动员向铁托献了一枚接力棒。
5. 从人民中吸取力量 与苏联的冲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南共为了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决定将南苏关系提交党代会决定。中央已发出通知，在1948年7月21日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这意味着将南苏关系公之于众，并进行全民公决。南斯拉夫对自己在国内的领导作用充满信心。
会议之前，在党内传达了南苏之间的信件，并组织了讨论。各地党组织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了出席党代会的代表。
这个时期，6月23日，情报局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值得注意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党领袖中，季米特洛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没有到场。而在开会前夕，铁托还致电季米特洛夫庆贺他的生日，会议开始后，季米特洛夫复电铁托表示感谢。
苏联在情报局的会议上，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有几个党曾反对他们提出的反南斯拉夫决议。提案没有通过。苏共代表日丹诺夫便散布说：“我们已掌握了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一名间谍。”这种诬告，自然是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6月28日，会议终于在苏联代表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决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情报局赞成苏共中央的行动，对南共中央铁托、卡德尔等同志的错误政策应予揭发。二、情报局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三、南共的对内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四、人民阵线取代了的领导。五、南共党内没有民主。六、南共骄傲自大，不敢接受批评。七、南共拒不接受兄弟党的批评，攻击情报局内不平等。八、情报局完全赞成苏共中央3～5月间致南共中央信件的分析和评价。
决议最后说：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党内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分子大有人在。
健康分子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
如果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分子的任务就是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的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一个国家公然煽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造反，这在国际社会中是骇人听闻的。苏联的意图十分明显，它想促使南国内发生内乱。但是事实证明，它对南斯拉夫太不了解了，它以为南共不敢公开与苏联的矛盾，不敢将它孤立的处境告诉人民。然而，决议发表的第二天，南共中央就决定，在报纸上全文发表情报局决议和南共的答复。让人民自己去判断谁是谁非。
情报局方面曾确信，铁托不会将决议告诉人民。7月5日，迟钝的法国人还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上发表杜洛克的文章 ，谴责铁托胆小。
文章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未发表决议一事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信心。害怕把真实情况公诸于人民。”南斯拉夫驻法大使随即致函杜洛克，指出他是妄加猜测，并随信附上好几份南共的《战斗报》，杜洛克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尤其可笑的是，决议发表后，苏联竟将它印成小册子，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南散发，甚至将它装在瓶子、木盒一类的容器里，让那些航经多瑙河的苏联船只在南境内抛入河中。有的则是从邻国用气球带到南斯拉夫的。他们不知道这篇文章在南斯拉夫到处有卖的。与此相反，情报局方面，则没有一个党的报纸发表了南共对决议的答复。
情报局的决议的确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很多过去不了解整个事态发展的人，看过报纸后，在街头便失声痛哭起来。
有些党员甚至疑心，与俄国人发生冲突的是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等一批人瞒着斯大林所为。南共多年的教导，使他们深信斯大林是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他是不可能有任何言行不一的。一个地方党组织甚至致电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会尽一切力量撤销对我们全国、全党和党中央的不公正谴责。”一名南斯拉夫的外交官在旅途中未收到关于决议的任何消息，当外国记者请他就此事发表看法时，他激动地否认：
“那是不可能的，纯粹是帝国主义捏造的。” 但是，这只是头上挨了一棒之后最初的反应。当阵痛、失望过去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愤慨和自豪之感，人民为自己的祖国、为领导这个国家的党感到自豪。一夜之间，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壮烈气氛。人民的情绪就像当年南斯拉夫脱离轴心国、决心向希特勒挑战时一样。
情报局决议发表时，有4000多名南斯拉夫运动员在布拉格参加运动会。抵达的当天，正好看到捷克报纸上发表决议全文。他们立刻整好队，高举着国旗和彩旗，在布拉格的街道上游行，高歌歌颂铁托。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捷克人民的同情，一些捷克人在他们路过之处跟着欢呼：“喂，铁托！”“南斯拉夫万岁。”当天下午这些运动员在一个运动场上举行了表演，700名水上运动员在结束时，排列出“铁托”字样，这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高声欢呼：“铁托”，“铁托！”在大会组织者的请求下，运动员第二天又举行了一次表演，场面更加热烈。
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得悉这一情况后，向捷共施加了压力。捷克的警察奉命搜查南斯拉夫运动员的住处，他们企图收走铁托的画像和南共中央对决议的答复。但是这些运动员阻止警察行事。捷克人向他们解释：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们是奉了中央的命令来的。你们知道，我 们也是党员。”南斯拉夫运动员还是不准他们进门，个别警察想强行冲入，被他们挡了回去，随后还讥笑他：“你不敢执行中央的命令，还称什么党员？我们在南斯拉夫受到的训练就不同啦。”
捷克的内务部企图分化这批人，他们劝诱某些运动员留在布拉格，叫他们宣布支持情报局的决议，内务部许诺在铁托垮台之后，让他们回南斯拉夫任更高的职务。然而，这4000多名运动员全都返回了南斯拉夫。
在莫斯科，有几千名南斯拉夫人在军事学院和各大学学习。俄国人同样向这些留学生施加了压力。他们散布流言说铁托已下令拆毁了红军纪念碑，国内已爆发叛乱。他们要这些学生和军官们表态支持情报局决议，也是许愿推翻铁托后便可成高官显要。但是这些留学生中，仅仅有一人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
这些日子，西方也在大量报道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然而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英国一家报纸称，南政府已易手，苏军托尔布欣元帅已在贝尔格莱德。另一家西方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正在发生战争，一营南军已越过边境，要求希腊庇护。甚至有传闻说南国内已听不到铁托的声音了。事实是，铁托在接到情报局决议时，由于激愤，引发了胆囊炎。
战时流窜到国外的敌对势力，此时也蠢蠢欲动乌斯塔沙首领帕维利奇派了他的代表潜入国内策划组织叛乱，结果是自投罗网。南当局跟帕维利奇开了个玩笑，利用缴获的无线电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向他提供了一些编造的胜利的情节。帕维利奇真伪不辨，将这些情况吐露给记者，西方报纸便登了所谓叛乱的消息。帕维利奇自己还颁布命令，授奖给他在国内的地下军。南斯拉夫监狱当局把那些被捕的乌斯塔沙军官召集起来，举行仪式，宣读了帕维利奇的委任状和嘉奖令，使这些连自由都失去了的军官们哭笑不得。
不管国内外情况怎样，南共坚信真理在自己这一方。7月21日，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代表全国468175名党员的2344名代表聚集在托普契德公园古老的皇家军营的大厅里。大厅里悬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铁托的像挂在中间。代表大会的实况每天通过电台广播，全国人民在此期间，无一例外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
选出大会主席后，铁托代表中央开始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党的历史，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历史。随后几天是讨论。每一个发言的人都谴责了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的人。
大会进行了六天。最后一天，选举下届中央委员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因此，它将是真正考验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到底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得到多大支持的试金石。
选举几乎整整进行了一天。参加投票的总共有2323名代表。选举的结果在半夜得出来了，铁托得票2318名。当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这一结果时，全场掌声雷动，大厅沉浸在欢呼声中，随即人们又自发地唱起歌来：“铁托同志，我们衷心地保证，我们永远不离开您的道路。”主席几次想继续宣读选举结果，但他的声音被歌声掩盖了，直到最后全场唱完《国际歌》才平息下来。主席继续宣读选举结果：吉拉斯，2314票赞成，9票反对；卡德尔，2319票赞成，4票反对；兰科维奇，2316票赞成，7票反对；基德里奇，2317票赞成，6票反对；皮雅杰，2322票赞成，1票反对；伏克曼诺维奇，2318票赞成，5票反对。
选举结果宣读完毕，铁托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走上讲台。他感谢同志们的信任，他说道：“我们的代表大会表现出来的团结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团结是我们党以更坚强的步伐向着她本身的发展、向着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迈进的保证。”
6. 苏联人失分了
与苏联决裂后，形势依然是严峻的。第五次党代会显示了南共党内的团结，但是不能说苏联的影响一点作用也没有。就在大会开过后不久，8月12日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叛逃事件，那就是南解放军前总参谋长阿尔索·约凡诺维奇叛逃事件。
约凡诺维奇原是旧王队的一名上尉，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曾一度得到铁托的信任，而调至最高司令部任参谋长，直到1946年他离职去莫斯科伏龙芝高级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跟一名苏军将领的女儿有些瓜葛，而他在国内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苏联内务部接触了他。
约凡诺维奇是一个缺乏胆略和判断力的人，铁托后来对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战争期间，他对战胜德国人有疑虑。与苏联发生冲突后，他又怀疑南斯拉夫顶不顶得住实力远为强大的苏联的压力。他原先料想，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促成事态的变化，会有人在会上唱反调。
不料全党竟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于是他沉不住气了，便伙同他原先的党羽，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兰科·佩特里策维奇和炮兵学院的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策划出逃。
8月12日夜间，这三名军官假称打猎，乘一辆汽车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向罗马尼亚边境开去。他们先是在察克伐拉停留，寻找约凡诺维奇的一个表兄弟，此人是他军校的同学，他想找一些军官帮助他们乘坦克越过边境。但人没找到，便只好自己设法越境。他们到了一个叫索契策的国营农场，找到一个看门人，要他带他们去打野猪。看门人领他们到了一个边境附近的围场。天色已晚，他们命令看门人将他们领出边境。
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突然遇到一队巡逻的民兵。巡逻队发出口令，约凡诺维奇掏出枪来就打。对方在还击中打死了约凡诺维奇和看门人。另外两名军官在夜色中逃跑了。第二天佩特里策维奇在附近的村子里被抓住了，达普切维奇也在三周后被捉。这两个人分别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
这次事件，南方面认为有莫斯科在插手。就在事发的前几天，出席多瑙河会议的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就曾讲过：“几天之内，南斯拉夫的一切就会井井有条。”约凡诺维奇被打死后，她不再像先前那么活跃了。
但是，来自北方的压力是全面的。莫斯科加紧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南斯拉夫国民经济投资的 95％是与苏联紧密相联的。但是 1949年，苏联将它同南的贸易额降到了前一年的1/8，即600万美元。其他东欧国家则干脆取消了同它的贸易。但是五年计划已经铺开，有些项目基建已经完成，只等候安装机器了，但是由于合同取消，这些项目不得不半途而废。通往南的交通线路也被中断，罗马尼亚停止了与南斯拉夫的铁路和邮政运输，匈牙利将交通和邮政减低到最低限度，阿尔巴尼亚除保留通邮外，中止了与南的一切交通。罗马尼亚还限制了南船只通过多瑙河的铁门，南船只不准进入黑海。
与此同时，军事方面的压力也加强了。南与匈、保、罗的边境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这些国家都在向南边境调动军队，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也在调动之中。当南斯拉夫在国内逮捕了几个为苏联内务部服务的旧白俄时，苏联政府立即向南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照会说：“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它不能听任这种情况的存在，它将被迫诉诸更有效的方法。”这种裸的威胁后面跟着的是真刀真枪，就在递交照会的当天，一个新的苏联坦克师进驻到离贝尔格莱德仅45英里的南罗边境。
南斯拉夫的回答是，它将把所有在南的白俄和其他苏联公民递交苏联政府，递解回国。
为了不使铁托这种软硬不吃、桀骜不驯的独立精神在东欧集团中蔓延，也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证明苏联的压服有理，斯大林决定在这些国家内挖出几个深藏的“人民敌人”，把他们与铁托扯上，以此说明铁托在国外广结党羽，有侵略扩张的野心。
斯大林的这一行动的最大受害者是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他被控告，受南斯拉夫指使，阴谋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这是一起严重的冤假案，在刑讯逼供下，拉伊克“供认”了对他的一切指控，并“供”出了他是受南共的领导，而南共领导人铁托、兰科维奇等都是德 国间谍。匈牙利从这一案件中连带牵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间谍，一个900万人口的匈牙利，竟有15万人受到牵连。这一冤案给匈牙利带来的后患将令匈牙利人民永世不忘。事过7年，1956年，在给拉伊克平反，并重新安葬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此外，在波兰有哥穆尔卡，捷克有夏兰斯基等等这些著名的领袖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受到迫害。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行动，不但无助于他与南斯拉夫的争斗，反而更使他大失其分。茹约维奇的表现便是最好的例子。当一本有关审讯拉伊克的审判记录送给已经关在监狱里的茹约维奇看时，他对苏联的信念动摇了。按照审讯得出的结论，整个南斯拉夫就是个法西斯党，所有的南共领袖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审判案明显是针对南斯拉夫搞的。茹约维奇不能接受这种对党的诬陷，毕竟，他与党有过一段共同斗争的经历。在他被释放出来后，他说到：“在审判中，苏联领袖们不但说有个别间谍，而且说全党是法西斯。这简直是愚蠢的，不可理解的，不道德的和骇人听闻的。我了解我们的党员，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优秀的工作人员，积极热情，为他们的党籍而自豪，他们是为社会主义崇高事业而斗争的战士。这是我读完审判记录后对问题的想法。”
但他开始为什么支持苏联呢？他的心理状态也许很有代表性。他说：“以前，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1948年春，我是这样认识的：
“第一，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的建制中。我认为，必须取得加入苏联各族人民大家庭的权利。
“第二，我们的党将与苏联的党合并，成为苏联党的一部分。
“第三，作为十月革命的产儿、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苏联，是一个在行政组织和在经济、生产组织的领导方面符合经典社会主义学说和为斯大林在理论上有系统地解释和阐述的列宁主义原理的国家。所以，不必有所评论和解释——仅应默不作声。
“第四，苏共是父党，马列主义的惟一的和正确的解释者，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它阐述了列宁主义思想并使它更加深刻，它是惟一的和最后的裁决者。
“第五，最重要的是：斯大林，这个领袖和导师。”
当茹约维奇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 ，宣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新认识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宣传机器不知所措，从1948年以来，他们吹捧了他整整一年。他们断定说，茹约维奇已不在人世，但是三天后，茹约维奇却开了个有塔斯社记者出席的记者招待会。情报局在维也纳的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仍坚持说茹约维奇死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是个替身。
7. 打破孤立
从1949年9月开始，苏联集团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苏军陈兵边境，武装挑衅事件连连发生，南斯拉夫的对外经济贸易几近于零。毫无疑问，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中已被孤立。
为了打破孤立，为了能够生存，铁托不得不将眼光移向西方。这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铁托希望将南斯拉夫问题捅向国际社会，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谈问题，以取得西方国家的支持。西方国家当然乐意看到苏联集团的任何松动。它们也看到了南苏冲突是对国家关系准则的挑战。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实际上也符合它们的利益。但是铁托在东西方摩擦的夹缝中处境是很艰难的。首先，南斯拉夫不准备依附任何人，它不想前门驱狼，后门入虎，西方国家会不会支持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呢？其次，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难以处理的，南斯拉夫并不想发展资本主义。现在它在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这将怎样对付来自苏联方面的诽谤呢？
铁托选择的突破口仍然是紧紧抓住国家关系准则不放，两国关系不平等正是这场冲突的实质。尽管与苏冲突早已公之于世，但苏联始终将这个问题看成是它势力范围之内的问题，对外界避而不谈。
铁托并不想遵守由苏联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长卡德尔首次在国际论坛上抨击了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的霸权主义行径，直言不讳地揭露了苏联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威胁、封锁和干涉，表明了南斯拉夫进行的斗争是维护独立和争取各国之间平等关系的斗争。
卡德尔在联大的讲话，将苏联置于被动地位。南斯拉夫进一步决定，竞选当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虽然苏联推出捷克斯洛伐克来阻挠南斯拉夫竞选，但是，南斯拉夫已经先得几分，苏联代表除了抗议选举不公外，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铁托从英、美国家在联大的表现中看到，与它们建立关系的时机已经来到。最先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它们在经济援助和贸易谈判中取得了进展。铁托坚守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原则：援助不得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宁可不要。在苏联东欧集团的一片嘘声中，南斯拉夫坚定地走出了孤立境地。南斯拉夫跟谁都愿意交朋友，但南斯拉夫谁也收买不了。
自从与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后，南斯拉夫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间，南斯拉夫从西方共获得价值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贷款大多用于购买粮食、药品、工业设备、军火、飞机、船舶，西方国家还派出了专家帮助建设。
为了打破包围，铁托主动停止了对邻国希腊武装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两国间的关系。进而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保证了南部边界的安全。在北边，为了对付来自匈牙利的威胁，南斯拉夫忍痛让出了对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从而改善了与奥地利的关系。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南斯拉夫决不同意任何不经由它参加的解决方案，它拒不承认盟军托管政府擅自将部分未确定的区域交还意大利，为了捍卫尊严和领土主权，那怕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迫使意大利不得不同它谈判解决争端。谈判中铁托采取灵活现实的态度，放弃了对整个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换取了归它管辖区域的扩大及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迅速改善，两国经济往来日渐频繁。
南斯拉夫成功地进入到国际社会中，它不再是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对它采取任何行动都将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形势正在起变化，新的苏共领导正在悄悄修改过去的一套做法。1955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亲访贝尔格莱德，赫鲁晓夫向铁托道歉，彻底否定了1948年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诽谤。南苏后来发了个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
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声明是以双方政府的名义发表的，铁托坚持，不以党的名义发表。
南苏冲突，终以铁托的完全胜利告终。人们从这一事件中得出教训，社会主义各国、各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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