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传

    1.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战争……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西蒙·波娃十分珍视真实。当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战争愈演愈烈，而国内的报刊成了谣言制造厂，肆意掩盖那里的事实真相时，她内心阵阵痉挛。她首先读到在对兰当的审讯中由波多作的陈述--

    一天夜里，我看到几个脸色阴沉的男子走到我桌边，他们是工兵团的成员，刚刚活埋完5名费拉加。

    那5个人年龄在20-37岁之间。年岁最大的那个最晚死。他们告诉我说，他非常害怕……在夜色中，从他身上冒出的汗像水蒸气一样向上蒸发。当推土机推到他们身上时，一个个慢慢地死去。

    接下去她又读到莱里埃特的叙述--

    这些囚犯被倒吊在那儿。早上，我看过他们一眼；到晚上，我见他们还在那儿。他们的面孔死灰死灰的，但还活着。我试着用电流触他们。电流触到他们阴部的时候，他们叫得最响，电流也触了他们的嘴巴。

    塞尔旺·施雷贝尔在几个月前被重新征召，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当中尉。他的“目击记”先发表在《快报》周刊上，然后以单行本出版。官方因此传讯了他。这样一来，书的影响更大了。尽管他尊重当局，尊重军事传统，尽管他轻信了“黑人突击队”的种种神话，但他所描述的种种罪行本该还可以对舆论发生一点影响啊。他描述到：法国士兵“为了取乐”可以随意杀害阿拉伯人，囚犯被残酷地杀害，许多村庄被烧毁，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集体屠杀。酷刑被用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可是，人们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罪恶的战争，”西蒙·波娃痛心疾首地写道，“那些真的站起来讲话的人非但找不到听众，其他人反而要高声呼叫，力图淹没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由自主地听到了几句传言，他们就尽快地把它们忘掉。”

    西蒙·波娃愤怒地指斥：至此，一个民族的道德已沦丧到了极点了！

    以前，人们给她贴上过“反法”的标签。如今，她真的变成这样了。她再也无法容忍她的同胞这样胡作非为并以之为荣。“他们该把我从小培养成一名党卫队员，一名伞兵，而不应该让我有基督徒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良心啊！为了生活下去，我需要自尊。可是，在那些被强奸了几十次的妇人的眼里，在那些被敲断骨头的男人的眼里，在那些疯狂的孩子的眼里，我只是一位法国女人。……我决心不再做这场战争的帮凶。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我可以在集会上讲话，可以写文章 ，但我不过说一些萨特也说的话，而且说得还不如萨特好。这里，我会感到，在萨特和莫里亚克参与的静悄悄的示威中，我不过是紧随萨特的影子罢了。今天，在我看来，不管行动给结局带来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我都应全力以赴投入斗争”。

    2. 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张杀人的面孔

    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打死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的前副议长阿里·谢卡尔，这位青年名叫本·萨多克。12月10日，对本·萨多克的审判开始时，萨特作为有声望的证人，挺身而出为萨多克辩护。当西蒙·波娃等人陪伴着他走向法院时，他非常激动。

    西蒙·波娃坐在旁听席上，打量着被告席上那位满脸坦率的小伙子：在抵抗运动中，与他的行为类似的举动被称赞为英雄主义壮举；而如今的法国人却要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萨特是最后几个出场的人当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态度与本·萨多克的态度相比较，解释说，不能期待年轻人表现出与年长者同样的耐心，因为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副杀人的面孔。他煞费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触犯法庭的言辞，强调说萨多克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谋杀，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法庭也为他的温和的措辞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判决结果出来了：终生监禁。这一消息令大家如释重负。只要战争一结束，监狱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在为萨多克高兴的同时，也为发现法国还有人能根据良心判决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尔律师请西蒙·波娃为雅克琳·盖罗德齐作证，证明她品质优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学生，成绩冒尖。后来，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穆斯林教师，并一同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组织。她被指控参与密谋策划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爆炸活动，并被判处了死刑。左翼发起了一场拯救他们的活动，西蒙·波娃则在其中尽力。他们终于设法使法院改判了。

    这时候，加缪被通知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宣称，“我热爱正义，但我将首先为我的母亲，而不是为正义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将站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边。以至于西蒙·波娃悲愤地写道，“这种虚伪，这种冷漠，这个国家，还有我自己，我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3. 萨特：突遭破产和抱病工作

    萨特破产了。

    破产是突如其来的。他向来花钱大手大脚。负责管理他的账务的，是他的秘书克洛德·福克斯。他每个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欢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钞票给了他一种无聊的优越感。

    破产是以税收查定1200万法郎的形式发生的。幸亏15年来他母亲不知怎么竟设法积蓄起了一笔巨款，税单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当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时，美国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援救了他，请他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表现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时他完全是错的，那时他的观念使他陷入绝望的歧途。

    他们谈得越多，这个计划便越吸引人。当然，这个剧本不容易写。首先，如果不表现弗洛伊德错在什么地方，就难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确观念的；其次，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似乎从未作过不忠于妻子的事情，而且，确实到了新婚之夜还是个童男。人们听说过有关他过早的越轨行为的传闻，萨特则把这些传闻归结于道听途说，或者说是他的敬慕者对他的一种赞美。

    萨特一直玩命地工作。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他一连几小时一页接一页地写，也无暇将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似乎即使用这种速度，他的笔也跟不上使他全神贯注的满脑子思绪。为了维持这种速度，他每天要服用整整一瓶科里特拉纳胶囊（一种苯丙胺药物）。临近傍晚时，他已筋疲力尽，他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突然完全松弛了，笔迹变得模糊不清，写下的文字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度过晚上。他刚喝下一杯威士忌，酒精就会直冲头脑。‘喝一杯够了。’我对他说。他还要喝，我总是不情愿地递给他第二杯；接着，他会要第三杯。两年前，他从来不喝很多，可是，现在他很快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而我总是说‘够了’。有两三次，我大怒起来，把杯子往厨房的砖地上砸得粉碎。不过，我觉得这么做太伤精神，所以不再与他争吵。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放松一下”。

    为了迫使自己继续工作，也为了医治仍在复发的阵阵头晕和剧烈头痛症，他服用奥普塔利唐、贝拉德纳尔和科里特拉纳等药物。他感到走路困难，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有一次差点儿就要心搏停止，把西蒙·波娃骇得要死。10月中旬，西蒙·波娃强迫他去寻求治疗。医生的诊断是，他的左心室劳累过度，疗法就是休息。可他仍然无法放弃工作。

    西蒙·波娃的自我感觉也不好。《闺阁淑女》问世时，她正在服用镇静剂，以便睡觉时不作恶梦。第一部自传的成功出版成了最好的药物，而且萨特脱离生命危险，这对她来说其影响当然更大于她的任何其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