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面与斯泰因、庞德等搞“纯文学”的文人雅士频繁交往，一面结识了许多报业同仁，每星期都参加巴黎的英美新闻俱乐部的例会。
不能因为下一头狮子更大就放过眼前这头，何况作家与记者并非水火不容呢。
《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常向他下达指令性的采访任务，他也凭自己敏锐的直觉捕捉新闻报道材料。
他采访了1922年4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之一，有三四十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刚成立的苏联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会议期间，海明威耳闻目睹了破坏政治谈判和外交措施的种种手法，这是他亲身领教的政治学的第一课。
他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发去了15篇报道文章。总的说来，对于政治纷争，他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对于政治家，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分析。他最欣赏保加利亚的首席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大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红脸，富于男子汉的气魄和美。
海明威像古希腊人一样，对于伟岸雄健的男子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次会议上，海明威还结识了很多记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马克思·伊斯特曼，他是《大众报》的编辑，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样子像个教授。他称海明威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给了海明威不少指点。他们一同去采访了热那亚的贫民区，那里是意大利北部运动的策源地。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若干年以后又发生过一次火并。
热那亚会议以后，海明威忙里偷闲，带着哈德莉到米兰作了一次旧地重游，这是他接受了生死考验，经历了狂热初恋的地方。在米兰，他碰巧遇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编辑部接受了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此时，墨索里尼的面目还不清楚，才39岁，还没有掌权，但是他的“黑衫党”有25万成员，墨索里尼声明说，他们不想与政府作对，可如果政府要吃掉他们，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将政府摧毁。这一次采访留给海明威的印象是，墨索里尼还看不出像个青面獠牙的暴力煽动者，倒是像个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报道文章中，还是冷静地分析了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借反对的名义自发地成立组织；第二阶段是把该组织发展成为正式的政党；第三阶段是发动旨在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军事运动。海明威认为墨索里尼已走完了前两步，眼下正在走第三步。
他是最先报道墨索里尼的记者之一，而且既审慎又敏锐。
重访米兰的几个月以后，他又接到《多伦多明星日报》编辑勃恩的安排，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采访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
哈德莉听海明威无数次描述过战争的恐怖，她坚决不同意海明威去战地采访。而海明威一闻到战争的气息就像蝙蝠飞进夜幕一样迫不及待。
如果说18岁时他参加欧战是出于某种狂热，那么，现在他完全明白，战地采访对于一个记者具有何等意义。他与哈德莉发生争吵。他离家前三天，哈德莉都不理他。哈德莉后来说：“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他就走了，真够他受的。”
赴君士坦丁堡之前，他还秘密地与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签了合约，他似乎预感到《多伦多明星日报》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所，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仆二主”的策略。
像拳击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海明威的信条是：“光明正大地打”，但这不妨碍他偶尔也来几个犯规动作。
他手头紧张，他还住在平民区的顶楼，他与哈德莉还常常作着漫游欧洲的梦。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天天带着妻子到米丘饭店去吃饭，而他和哈德莉顶多一周去一次。
这次战地采访为时不过一月，却是他驻欧记者生涯中的一段辉煌。
但他还没走出巴黎，就摔坏了哈德莉送给他的那台柯罗纳牌打字机，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疟疾，他用葡萄酒咽奎宁丸，凭这两样东西和自身的强健去抵御，在数百公里的战线和战区内奔走。
他报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这个“神奇的东方之城”现在到处是枯瘦的老狗和翻着白肚皮的鼠尸。他报道了惊恐的人群拥挤在教堂祈祷主的拯救，而有钱人则抢购完了两周以后的火车票。
他采访了穿着美装的希腊士兵和希腊军队里的英国顾问，他拍下了燃烧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描写了两个土耳其士兵枪决六名希腊大臣的情景，“有一个被处决者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他们全是在下雨的时候被打死在医院的墙跟下……
他住在被捣毁的旅馆里，房里没有床，每次写完报道发完稿，浑身便散了架，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一觉醒来，用葡萄酒送服几粒奎宁丸，又赶到下一个采访地。
不久，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腊的萨雷斯地区，并限定希腊军队三天内撤离该地区。
记者海明威随同撤退，沿途景象触目惊心。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基督徒难民队伍，使海明威看到战争的灾难，他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悲惨景象，他用可以与戈雅的战争题材油画比美的文字，描述了身不由己背井离乡的难民群：
“安德里亚诺普城外那些全是稀泥的低洼地带，雨中高耸着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喀拉加奇大路上拥挤不堪的车辆绵延30英里。水牛和耕畜在泥潭里拉拽这些大车向前挪动。车队不知头在哪里，也不知尾在何处。一辆辆大车上就是难民的全部家产。年迈的男男女女浑身湿透，跟在车旁驱赶牲口。马里查河混浊的河水几乎涨上桥面。整个撤离其间一直下雨。”
作家林肯·斯第芬看了这篇报道后，坚信海明威将成为欧洲文坛的新秀。
带着疟疾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整整睡了一个星期。
不过，他的中东之行和付出的艰巨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多伦多明星日报》社付给他400美元稿费，他秘密签约的哈斯特国际新闻社还有一份。不过，明星报社曾打电话问他，怎么他发回的实地报道与国际新闻社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一样。海明威没能做出令对方满意的解释。
这次成功的战地采访使海明威获得了“名记者”的声望。他很高兴，身体恢复过来后便埋头写作了一段日子。1922年11月下旬，他又奉命到瑞士去采访报道洛桑会议。
这是希腊与土耳其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最后一次会议，举世关注，海明威同时接受了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的任务，每天24小时保持通讯联络，连续三周忙碌不堪。
这次采访中，海明威的“政治学”有很大提高。他遇到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驻欧记者利欧。利欧热衷于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国际纠纷和政界要人。他们几乎每天在一起吃晚饭，一边喝白兰地，一边谈会议、谈政治。由于利欧的影响，海明威对墨索里尼有了清醒的认识。
几个月以前，他还对墨索里尼不无好感，称他为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现在他意识到了已走完了“第三步”的墨索里尼将成为“欧洲最大威胁的人物”。
这使他对墨索里尼鄙视起来。他讨厌他身穿黑衬衣，脚套白鞋罩的奇怪打扮，讨厌他用那双非洲人一样的大白眼盯着漂亮的女记者。他还用小说家的笔法挖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墨索里尼板着面孔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大书，“我蹑着脚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天哪！原来是一本法英字典，而且还拿倒了。”
海明威关于墨索里尼的预言，由十多年以后的历史印证了。这是他记者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而他那个搞“纯文学”的导师兼文友庞德却认为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救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执迷不悟、忠实追随，结果战后锒铛入狱。
海明威对出席会议的所有政治家都有相当敏锐、准确的评论。
洛桑采访期间，不久前被伊斯特曼称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海明威搞了一个恶作剧：出席会议的土耳其将军伊斯梅特很讨厌，样子像个狡诈的商人，他带了一个保镖。一伙记者想出这个土耳其将军的丑，碍于外交礼貌，只好从他的保镖下手。于是，一次宴会上，海明威自告奋勇去给这个保镖送上一枝装有爆竹的雪茄烟。
海明威后来说：“他很有礼貌地接过那根雪茄烟，并且回敬我一支。”片刻之后，雪茄烟爆响，那保镖立即拔出四支手枪来，可已找不到“凶犯”了。
谁会想到，揭露墨索里尼的野心和戏弄土耳其保镖的会是同一个海明威？
不久，他奉命去德国报道法德边境冲突。
他又采访了鲁尔会议。
……
在担任《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他报道了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访问了大多数欧洲要人，他向多家新闻单位供稿，他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仅在头一年里，他就6次到瑞士，3次去意大利，3次去君士坦丁堡，一次到黑森林、一次到莱茵河，行程近万公里。
海明威25岁时就确立了优秀记者的声誉。
同时，他那蓝色封皮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见闻，这将成为他日后文学写作的素材。美国现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进过大学的海明威说，记者生涯“就是我的大学”。这话绝不是对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模仿。
这时候，巴黎有家出版社正准备出海明威的《三个短篇，十首诗》，这将是他的第一个作品集。
5. 在重创中崛起
博得了“名记者”的声誉，海明威应该着手打“下一头狮子”了。
可他遭到了一场不亚于80岁的女王痛失王冠那样惨重的打击。
洛桑会议快要结束时，海明威发了封电报给在巴黎的哈德莉，要她速来洛桑。圣诞节临近了，只等他的采访一结束，他们就去滑雪。
瑞士山区的冬天，银装素裹，绿树婆娑，美丽极了！
他嘱咐哈德莉务必带上他那口装满手稿的提箱，从巴黎坐飞机来洛桑。
他19岁那年在瓦伦湖的别墅里“写了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那时起他就觉得清晨和上午用于“户内写作”，下午则进行“户外运动”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多年来，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追求这一份惬意。
他要在瑞士一边滑雪，一边写作。既要创造生活，也要享受生活，这，也是海明威的人生哲学。他似乎没有说过类似于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名言：“人只有每日每天去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作生活和自由的享受。”但他毕生都在实践着浮士德发现的这个“人生真谛”。
哈德莉收拾好东西，便搭出租汽车到了里昂车站，在这里转乘火车去洛桑。为了少花点旅费，她没有乘飞机。在月台上，他请一个挑夫帮她把行李提进车厢，几乎只是转背的一瞬，那个手提箱丢失了。
手提箱里装着海明威已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个短篇小说和30首诗的手稿。也就是说，除了已交给一家出版商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外，23岁的海明威为作家之梦而奋斗数年的几乎全部成果，都在这“转背的一瞬”化为乌有。
哈德莉大惊失色，浑身瘫软，好像被人掏走了心。一路上，她又冷又怕，索索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无声的忏悔：我为什么要乘火车呢？欧内斯特本来要我乘飞机的。
海明威后来写道：
当哈德莉告诉我她把东西丢失了情况时，我看到她那悲痛的程度比起死亡或其他任何难以忍受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要厉害得多。她泣不成声。于是我告诉她，不管发生了任何可怕的事，也不必那样惊恐。她终于把情况详细地告诉我听。我知道她也没有把我要的复写纸带来。于是我请一个人代理一下我的工作……然后坐火车返回巴黎。她说的完全是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到巴黎的那个晚上，我一进屋便发现，情况正同她说的一样。
海明威度过了可怕的，他终生难忘的一晚。第二天他向斯泰因倾诉了此事，斯泰因深表同情，极力安慰。他在回洛桑去的火车上——会议还没有完，那里还有24小时开通着的电报机要他去守——一直坐在餐车里，要了一餐桌好酒好菜，闷头吃喝。他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跟他作对。
一回到洛桑，他就怀着拜伦式的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情绪，写讽刺诗攻击出席会议的所有达官要人。
但是，既然在圣诞节的时候来了瑞士。雪，还是要滑的。
消沉放荡了几天以后，洛桑会议结束，海明威又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于是带着哈德莉，和几个朋友一道乘缆车上了山。
他们在山上找了一家包食宿的旅店住下了。他努力摆脱丢失手提箱的事，和妻子、朋友一起喝烧热的酒，一起围炉烧火，一起在山坡上滑雪。这使他减轻了心头的痛楚。
有一天，他的一只雪橇掉下深谷，他非要找回。他踏着一只雪橇，冒着迷茫的风雪，终于在谷底找到那只雪橇，然后艰难地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往上爬，两个多小时后才到山顶。
这个爬山的过程惊心动魄，寂静空荡的山谷里此起彼伏地传来雪崩的轰鸣，瀑布一般的雪从山顶上直向山谷倾泻。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写道：“这样的爬行攀登真有点像爬上正在扣动扳机进行疯狂扫射的机关枪的枪筒口……在两个小时内欧内斯特一共听到14次雪崩的巨响。”
每一次雪崩都可能让海明威永劫不复。
可就是为了一只雪橇！
荒唐吗？可笑吗？自然只能由人评说。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行动需要一种超凡拔俗的勇气和精神。
海明威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而最终让他消除隐痛的，也许是阿格纽丝。
阿格纽丝后来没能与那个那不勒斯青年结合，那青年的古老而高贵的家族不接纳她。早在海明威认识哈德莉之前，她就把自己被抛弃的不幸告诉了海明威。
海明威的心已冷。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他海明威呢！他的高傲与自尊不容许他跟阿格纽丝恢复情侣关系，他甚至还产生过比诅咒、愤恨更可恶的幸灾乐祸心理。
但时间能改变人的情感，当他在报界脱颖而出，声誉鹊起的时候，他忽然又向阿格纽丝写信了，也许是想与初恋的情人分享成功的喜悦吧。
于是，他接到了阿格纽丝的回信，而且恰逢其时。阿格纽丝写道：
接到你的来信，我惊愕不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正常，这时我又感到特别的高兴。这种高兴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过去我们结束友谊时，双方都备受痛苦的折磨……不过我总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相信，你会理解的。现在你身边已经有了哈德莉……将来有一天我会十分自豪地说，“哦，欧内斯特·海明威，我很熟悉他，因为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向来以为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现在看到我的预见成为事实，那是多么令人愉快呀！
阿格纽丝的信使他感到快慰。他完全重建了信心。他还只有23岁。来日方长。
当哈德莉仍不免伤心的时候，他说：
“没什么，丢了这些破纸片也许对我更有好处。”“没关系，我们一定能够重新开始，从头做起。”
硬汉子仍在。硬汉子本来就是摔打出来的。“人生就像一个拳击场”，
“拳击教会我绝不能躺下”。
从瑞士滑雪回巴黎后，欧洲暂时无事，记者可以稍事休息。海明威应庞德的邀请，到庞德在地中海边雷巴那的别墅小住。真是大悲接大喜，他在这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鼓舞。
雷巴那城外小山上一座寺院里正住着一位文坛要人，爱德华·奥勃瑞恩。此人性格内向，不善结交，是写诗的，其作品并无多少影响，但他自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这个职位自然使他成了小说评价和拔选方面的权威。
海明威去见了他，他当时正在选编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他问海明威手上可有作品。
海明威从旅行包里翻出了一篇劫后幸存的“奇珍”——《我的老人》。这是《三个短篇，十首诗》中的短篇之一，因出版社已拟出版，原稿没有随着那只倒霉的手提箱丢失。
《我的老人》写的是一个孩子发现他父亲是个窃贼因而震惊、痛苦的故事。海明威说完全是虚构、想象的，他后来并不看重这个作品。也许是因为其中的道德感情很符合“斯文传统”，奥勃瑞恩看完后对海明威说，写得很好，并决定将它破格编入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按惯例，入选作品必须是已在杂志上发表了的。
海明威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意外的收获对一直渴望承认而又刚刚遇到重创的海明威来说，不啻注射了一剂强效的兴奋剂，而且成了他写诗歌还是写小说的分水岭。
在庞德的雷巴那别墅小住以后，海明威和哈德莉乘兴前往威尼斯北部的柯迪纳。这里成了海明威站起来“从头做起”的地方。
柯迪纳是一个山区小镇，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山村，适宜冬季旅游。山上净洁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皑皑的白雪鼓起了海明威的创作。他很快恢复了创作力，一鼓作气写了六个短篇。这六个短篇是根据他一年多以前留在写作笔记本上的六个句子写成的。他的方法是把这些句子扩展成段落，又把段落串联成文，然后又精心修改，删掉一切赘语和废话，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反复琢磨，就像雕刻浮雕像一样。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精巧又别致，具有炸弹般的威力，能震撼读者的心灵。
海明威将这六个短篇一起取名为《1922年的巴黎》，很快就在巴黎的《小评论》上发表。
稍前一点，美国的《诗歌》刊载了他的六首诗。不久以后，他的第一个作品集《三个短篇，十首诗》在巴黎出版。
还有那个有幸打入当年最佳短篇小说行列的《我的老人》。
海明威在1923年的春天和夏天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季节。当然，这还是一批稚嫩的青梅。
6. 三级跳
在柯迪纳这个宜人的地方，海明威感到自己的创作渐入佳境，他不急于挪动了，就在这里，他写了半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其间只受命到鲁尔地区去采访报道德国与法国的边境冲突，他3月底去4月初回，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寄了10篇报道文章、对政治形势作了他投身报界以来最认真也最透彻的分析。
他的记者意识和作家意识有了明确的方野。
完成采访报道任务，他马上又转向文学创作，在写一篇叫《不合适宜》的小说时，他发现了些新的手法和技巧。
这个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写一对年轻夫妇之间发生的纠葛和一个乡下老头如何去调解，这老头的办法就是怂恿那个小伙子去钓鳟鱼，可这可是违反当地钓鱼法规的事。老头是个不急不躁的人，后来却上吊自杀了。
海明威将高明的诗人运用比喻的技巧，吸收到了对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两个相关事件的处理中，使二者一明一暗，虚实相应。这很像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中常用的“意象叠加”手法。
海明威有意识地抑制了以前常有的“哗众取宠”倾向，对那老头自杀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目的是想使之“含义更深”。
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具有类似含意的连锁隐喻，它们像明亮的星星嵌在夜空一样，渲染出一种氛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在他30年代以后发表的传世之作《老人与海》中，炉火纯青地运用了这种手法。
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把这篇小说看得很重要，认为它是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中，运用美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写作的成功之作，“正是在这篇小说里，而不是在那些他曾引为自豪的然而十分乏味、毫无感染力的诗歌里，表现出他真正的才华来，而这种才华将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展现出来。”
海明威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劫难中新生了。
威尼斯的柯迪纳是个宁静优美的地方，海明威喜爱这份宁静优美。但是，他的生活不能缺少壮美，他需要从壮美中汲取勇气。
他和哈德莉到了西班牙，他要去看斗牛，正怀孕的哈德莉也认为看斗牛对胎儿发育有益。这种“野蛮娱乐”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在欧洲只有西班牙，在美洲只有墨西哥，而墨西哥的斗牛又是从西班牙传过去的，它在300多年中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海明威的作品中已经写到过斗牛，但他实际上还没真正见识过。
同行的还有两个朋友，彼尔·巴德和鲍勃·麦克，他们都是出版商。麦克有的是钱，他负担全部旅费。他们在隆达看到了古老的斗牛场和幽深的大峡谷，在塞维尔看了吉卜赛人的歌舞晚会和他们居住的洞穴，在格拉达看到了气势磅礴的大瀑布，最后到了庞普罗纳。
庞普罗纳是西班牙的高原城市，每年7月都要举行为时一周的庆祝圣弗明节的集会，在这七天里，全西班牙的斗牛士和猛牛都云集于这座高原城市。
海明威夫妇都不懂西班牙语，但这不要紧。
节日的第一天燃放烟花，接着是连续一个星期的狂欢、喝酒、跳舞、宗教活动，再就是斗牛。
每天清晨，海明威就把哈德莉叫醒，到窗口观看斗牛群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路上狂奔，跑到斗牛场地的牛圈中去。而在牛群前面跑着的，是庞普罗纳城最勇敢的青年男子，他们边跑边炫耀自己的矫健，沿途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下午的斗牛是庆祝活动的。海明威场场必看。披着斗篷的斗牛士一出场，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斗牛士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接着，斗牛从牛圈中放出，观众中立即卷起紧张兴奋的热浪。斗牛体型健硕，神态威猛，一对牛角像两把锋利的钢刀。斗牛士用红布激怒斗牛，自己时而躲闪，时而进击，时而绕场疾奔，逗引猛牛追赶，时而返身威逼猛牛，每一个动作都虎虎生风。每一次险情，都引起全场的惊叫，每一个漂亮的招式，观众都报以欢呼。
一场斗牛就是一场力与美的激烈舞蹈、生命与生命的撞击，爆发出震耳的旋律，眩目的火光。
海明威说：一个人坐在斗牛场里观看斗牛，就像在战场上观看作战。他特别赞赏一个叫尼卡诺·威拉尔塔的斗牛士。尼卡诺身高无比，像狮子般勇猛，像豹子一样迅速。海明威与哈德莉商量好，要是哈德莉生下的是男孩，就取名为尼卡诺·威拉尔塔。
也许是因为看到的、谈论的大都是斗牛吧，海明威西班牙之行中也显出“牛性”，他经常奚落自愿承担此行全部费用的麦克。他与麦克是在庞德家里认识的，麦克一直对他很殷勤，但他却莫名其妙地瞧不起麦克。
一路上他一有机会就顶撞麦克。
麦克有次提议到隆达去。
“隆达是什么？”海明威明知故问。
“哦”，麦克答道，“大概是南方的一个大峡谷”，接着又补充，
“据说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
“到底是峡谷还是城市？你什么时候去过？”海明威咄咄逼人。
麦克尴尬起来：“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只听人说过。”
他们有一天在路上见到一条死狗，已经发臭生蛆，麦克嫌恶地把脸转向一边。
海明威用教训的口气说：“你要面对现实，不管眼前的东西是多么丑恶。你写文章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者，难道现在又要我们把你当作一位浪漫主义者吗？”
一次看斗牛，当一个骑马斗牛士被撞翻时，麦克兴奋得大喊大叫，海明威鄙夷地盯住他，后来还写文章讽刺。
同行的彼尔也看不过去了，说海明威你已经受人之惠，不应该“横蛮无礼侮辱别人”，海明威听了只是阴阳怪气地笑，并说要通过彼尔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彼尔给弄得莫名其妙。
这是海明威式“精神胜利法”的表达方式。他受人之惠以后，特别是得到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帮助以后，他内心深处不是感激，而是恼和羞。他又不知掩饰，于是便化为“怒”。他的很多朋友都领教过他对待麦克的这种方式。
当然，他也不会太过火。所以，从西班牙一回到巴黎，这两个出版商朋友就争着要出他的第一个作品集。麦克是实干，彼尔则似乎有点虚张声势，至少开头是这样的。
最后，麦克的迪昂出版社终于捷足先登，出了那本《三个短篇，十首诗》。
这就是海明威通过彼尔想要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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