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1. 第一个收获季节

    毕尔·霍恩是跟海明威一起在红十字会服役并在意大利作战的一个老朋友，他们的父辈也有很深的交情，毕尔同布伦贝克一样，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家在东海岸的纽约，北部的湖边和中部的芝加哥城都有地产房屋。他弟弟肯里·史密斯在芝加哥大道100号有一套豪华的寓所，客厅里铺着大理石，螺旋式楼梯通往楼上间大大小小的房间。

    肯里夫妇热情好客而喜欢艺术，他们的寓所成了青年艺术追求者的沙龙。

    海明威带上他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跟毕尔、毕尔的妹妹凯蒂一道从瓦伦湖畔来到芝加哥，几经迁徙，住进了东芝加哥大道100号。

    这里住了一群各有奇特经历，又都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客厅里有钢琴，房角上有写生画架。几乎每个人都有打字机，几乎每个人都有七八个绰号。海明威到这里不几天，就有了厄尼尔、奥恩波斯、奈斯特、享米、史坦因、维梅奇和海明斯坦等不同的名字。海明威喜欢最后一个。

    他们造出一些只有圈内人才懂的行话，把笑叫做打哈哈，把死叫做押，把钱叫做种子，把抽烟叫做吹筒子。他们互相激励，又彼此挖苦。时而敲打字机，时而又跑到阳台上去赛拳。

    厕所的墙壁上糊满了退稿纸。但只要有人卖出了稿子，大家都有啤酒喝。

    海明威在这里变得成熟老练多了。他待人和气，但不讨好；精明能干，但不自作聪明；举杯饮酒，但不喝醉；结交女友，但不动深情。饭菜概不讲究，一块粗面包和一杯廉价酒就是他喜爱的一餐。他进门与“艺术家们”谈得来，出外去又常与“艺术家们”不屑交往的下等人混在一起。

    他一边写东西，一边找工作。他经常到最廉价的街头小吃店花六角钱对付一顿中餐或晚餐。《多伦多明星周刊》继续发表了他的几篇短文。最缺钱用的时候，他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犯罪案件记者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写的又是破旧公寓里跳楼自杀的女人，僻静街道上无人处理的车祸，还有漂在密执安湖上的身份不明的男尸。

    他对这些事情已有点讨厌，但不得不勉为其难去写。因为他自己真正喜爱的小说作品，总是附了退稿信被寄了回来。

    一天早上，海明威吃早点的时候，顺手拿起《芝加哥论坛报》浏览征聘广告，一家名为“美国合作社”的广告公司办的《共同利益合作报》招聘写文章的人。海明威打了一份应聘申请。他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这份《合作报》几乎没有人与他“合作”，广告以外的文章全由他一人写，每周薪水40元，每周要写50—60页，但这种东西花不了他多少力气，他仍然有的是时间去写他的小说和诗歌。

    他不喜欢参加寓所里其他文学志士的座谈。一个人不能通过讨论去练习写作，正像不开枪打靶学不会射击一样。句子之间的关联，词语引起的感觉，都要在写的过程中才能捉摸。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总是在打字机上打他的作品。

    他只相信行动。

    他的打字机哒哒哒地响个不停，字纸篓里堆满了揉皱的稿纸。一篇篇的小说寄出去，退稿信却像秋天的黄叶一片一片地飘落过来。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的客厅是讨论室、约会处，也是文人雅士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退稿信与好消息都在这里当众宣读。

    有一天，海明威撕开一封来信，几个脑袋凑过来。

    他的一篇关于拳击的小说第一次被新奥尔良一家名字怪怪的小杂志《两面派》采用了。

    大家马上祝贺。马上有人请教：“海明斯坦，你写小说是怎样构思的？”

    海明威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在写字台前想。我常到体育馆里看拳击，我自己也参加。我到体育馆里去和拳击手一起研究，我在那儿竭力和他们打成一片。你该去看看我在那儿的模样。我甚至和那儿的气味也打成一片。我从体育馆回来便写下我在那儿的全部感受。我必须看到，感到，闻到才行。”说完便一步两级奔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享受成功的喜悦。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海明威创作方式的最早宣言。他没有进过大学，他不喜欢去啃大部头理论，也不相信这个主义那个方法。他的理论、他的写作风格，乃至他的全部人生哲学都是来自行动、来自实践。

    他讲过他小时候如何悟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一次在野外钓鱼，他朝一棵树干小便，系裤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蛇正在捕捉一条比它粗一倍的蜥蜴。蛇伸长脖颈，张开血盆大口，咬住蜥蜴使劲往下吞。那蜥蜴还剩后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它奋力挣扎，显得勇敢、顽强，又有几分可笑。每当那蛇停下来歇气的时候，蜥蜴便能挣扎得露出后腿来。经过15分钟的战斗，那条蛇闭住嘴巴满足地盘卧起来，那蜥蜴则在蛇的肚皮里动弹了好一阵。小海明威绕有兴趣地观察了全过程，似乎获得了某种启发。他心里当时想要说的，正是后来生物课上老师讲达尔文的时候提到的原理。

    他不啃理论，不谈主义，不学方法。他的朋友都说他有过人的直觉。他只认干和干好。干，而且干好了，就会得到承认。

    当然，他也讲“运气”。他钓鱼、打猎、写小说都常讲：运气好，就如何如何。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大概就是给他带来好运的地方。他在这里收获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次成功，还采摘了爱情的第一颗果实。

    房主人肯里·史密斯的妹妹凯蒂·史密斯有一个女友，名叫哈德莉·理查逊，毕业于圣路易女子玛丽学院，钢琴弹得很出色。哈德莉的父亲早逝，她长期与母亲同住。她母亲最近去世了，她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凯蒂就邀她来芝加哥小住散心。芝加哥是美国有名的音乐之城，哈德莉也希望能在这里做点事业。

    哈德莉已经28岁了，但外表还像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一头光滑的长发，姿容美丽而气质娴雅。她秀外慧中，有才华，很自信。后来很多人都说她与海明威的母亲有相似之处。

    哈德莉与青年艺术家们一起住了三个星期。他们那新鲜有趣朝气蓬勃的生活很快改变了她郁闷的心境。追求过哈德莉的人很多，她从没动过心，可她对海明威差不多是一见钟情。海明威出身于很好的家庭，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他工作很刻苦，有三个男子汉的精力，他的言谈举止粗犷而富有魅力，人人见他都喜欢，而且他无论在高级餐馆或者下等酒吧间都同样自得其乐。哈德莉只是顾虑自己比海明威差不多大了8岁。

    海明威对哈德莉也同样钟情。他结交一般女友是凭兴致，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不怎么挑剔。但真要作妻子来考虑的话，他遵循的还是橡园镇文明的标准，要有风度、有教养，这不光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就代替得了的。哈德莉正是他心目中的佳偶。至于年龄问题，他根本不在乎。他疯狂地迷恋过的阿格纽丝也比他大8岁。

    但是海明威的态度比哈德莉审慎得多。他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工作，为前程，为实现文学梦而奋斗，他的几个朋友也劝他千万别在这时候结婚。而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的满腔热情已经为阿格纽丝喷发过一次。火山的强烈喷发总是只有一次的。

    3个星期以后，哈德莉回到圣路易斯。他们每周互通一信。

    哈德莉称他为“我最亲爱的奈斯特”，邀他到她家去做客。他回信说他收入太低，没有钱坐车，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毫无价值的破烂。而且信的“字迹潦草，看不清，有许多折叠的皱纹，似乎曾在口袋里乱塞过”。

    哈德莉在信中说：“我和你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我非常地爱你，我越来越喜欢你，但愿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并造了一个新的形容词“欧内斯特的”，放在自己的名字前。他的回信中却忧郁而莫名其妙地说：“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相爱。”并把以前同阿格纽丝的事告诉了她。

    哈德莉说：“真是上帝保佑，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同一年代，而且得以相遇。”他却以自怜的口吻说，他生不逢时，命运的捉弄使他没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你不需要上大学学习！”哈德莉用十分钦佩的口气回答。

    海明威终于无法审慎。他穿上崭新的西装，臂上挽着那件意大利军用斗篷，还带上一本他发表的文章的剪贴簿，兴致勃勃地前往圣路易斯去看哈德莉。哈德莉的几个女友对海明威赞赏不已。

    不久，哈德莉又到芝加哥来看海明威。他们邀请肯里沙龙的朋友们到餐馆去喝红葡萄酒。海明威喜气洋洋地说，哈德莉和他们在一起，就像一朵绣在保加利亚黑缎子上的红玫瑰。

    海明威22岁生日那天，哈德莉送他一台崭新锃亮的柯罗纳牌打字机。他当即用它打出几行诗：

    建立起理想来，

    你内心就会充满着甜蜜和欢笑。

    忘却了忧伤，

    你说……

    没有任何修饰，纯粹是真情的自然流溢。

    格莱丝来芝加哥见了一次哈德莉，觉得儿子终于做了一件使她宽心满意的事情。她催促他们早日结婚，她好把那份牵肠挂肚的操心和烦恼早日转给哈德莉。儿子有了“家”，就多了一份约束。她认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培养起真正的责任感。

    1921年9月，距初次相识10个月的时候，海明威与哈德莉在霍托湾的一座乡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就在温德米尔别墅度蜜月。沙滩、树林、蓝天、白浪、明月、星空，全成了只为他们两人所有的世界。哈德莉快乐、深情而豪迈地说：

    “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海明威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前面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

    2. 从芝加哥到巴黎

    生活好像由一个魔术师的巨手在搓捏着。喜庆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这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就遇到了一连串的不快。

    他们闹了一场小矛盾。海明威一天忽发奇想，带着哈德莉去看望他以前在霍托湾一带结识的姑娘们，说她们差不多个个都希望同他结婚。哈德莉对此十分恼怒，气冲冲地甩开了海明威。海明威追到后面笨口拙舌地解释说，他是想证明他只爱她，证明她比她们强，证明他自己也不赖。他原以为她会高兴，会赞扬他呢。

    度完蜜月回芝加哥后，肯里沙龙的主人又表示：东芝加哥大道100号不再欢迎海明威。矛盾起因于肯里的学音乐的妻子朵拉丝一次跟海明威讲了几件带性质的事情，海明威后来又讲给一个朋友听，这个朋友后来又告诉了肯里。肯里非常气愤，把海明威的以卧具为主的全部物品开了一张清单，要他赶快取走。

    更严重的是海明威失去了《共同利益合作报》那份周薪40元的工作。这份报纸归属的母公司“美国合作会社”在黑吃黑的交易中受了骗，资不抵债，即将破产，法院正在追究，“共同利益”解体，报纸当然办不下去了。海明威早就发现这个公司漏洞百出，黑幕重重，只把它当作临时寄身之所，但没想到结束得这么快，而且偏偏是在这样的时候。

    橡园镇那个家近在咫尺，家里有许多房子，家里也没说过制裁之类的话，他们结婚时，父母都很高兴，请了150个客人。但海明威不愿带着哈德莉回去。他们从东芝加哥大道100号那套豪华的寓所搬迁至北克拉克大街1300号的顶楼。

    幸而哈德莉有一小笔信用基金，每年大约有两三千元的利息收入。他们就靠这点“私房钱”过日子。他们还想出外旅行，日常生活就必须节衣缩食。海明威写了一篇讽刺结婚礼品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境况。《多伦多明星周刊》发表时配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又附了几句打油诗：

    三个旅行用的钟，

    嘀嗒！嘀嗒！

    放在壁炉架上，

    适号。

    那年轻人正在挨饿！

    挨饿倒不至于，但拮据、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海明威甚至想过到拳击训练场去当陪练，挣一份“愿打愿挨”的报酬。哈德莉执意不允，还没有落魄到这等地步。

    这时候，舍任·安德森从巴黎回来了。他与肯里文艺沙龙里的人熟悉，为人有古道热肠，乐于替朋友排忧解难。他比海明威大十多岁，已经在文坛颇有名气了。这次可以说是载誉还乡。

    安德森认为，对于想在文学、艺术方面闯出一条路的青年人来说，巴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而且”，他对海明威夫妇说，“欧洲正闹通货膨胀。在巴黎，外国货币的兑换率很高。只要口袋里有几块美元，你们两口子就能过上王族一样的生活。用不着花几个钱，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和舒适就都有了。”

    生活与日益加强的责任感已使海明威抛弃了幻想和狂热，他冷静多了。他现在明白，任何一颗大橡树都必须有地方扎根，不能光挣破花盆就完事，否则就会像蛋壳那样立不稳。巴黎的两大优越正合他的意愿，更何况，他早就想重游欧洲呢。

    到巴黎去！

    事情一决定，他和哈德莉就马上行动。他们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了一趟。与《多伦多明星报》社谈妥：报社委派海明威为驻欧记者，支付海明威夫妇的赴欧旅费，以后如有文稿刊出，另付稿酬。双方都很满意。

    安德森主动帮他们写了好几封介绍信，介绍他们去找格特鲁德·斯泰因、艾兹拉·庞德和其他一些旅居巴黎的美籍作家、艺术家。信中称：

    “海明威先生是个天生有为的作家，写什么都很成功”，“他的超人天才不会把他局限于报界”，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人们乐于结识的人”。只字未提“海明威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个22岁的无名小辈。

    1922年圣诞节前夕，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海明威带着他新婚3个月的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赴法的轮船，他们没有丝毫伤感，仿佛是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上轮船，海明威就无法抑制心头的兴奋。他又变得像个大孩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不停地跟哈德莉讲他两年半前从纽约启程参加欧战的情景。甚至晕船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

    他在船上组织了拳击比赛。下等舱里有一个法国姑娘很可怜，她的丈夫是个美国兵，把她遗弃了，她只好回法国去，她的钱几乎用完了，只剩下贬了值的10个法郎，可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捱过这漫长的航程。

    海明威很同情她，便发起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她募捐。他的对手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他们把船上餐厅的桌子移开作比赛场地，哈德莉当她丈夫的助手。海明威比赢了，最后一拳几乎把那个意大利士兵击昏。他洋洋得意，向挤满餐厅的观众吹嘘说，拳坛名将科迪正在巴黎等他去一决雌雄。

    他们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十多天。气候一直不好，但他们的心情很好。在欧洲大陆上岸后，他们没有直接乘火车去巴黎，而是向南绕道西班牙。西班牙是斗牛之乡，海明威要去看斗牛。为此在马德里停留三天后，他们才到了巴黎。

    巴黎给他们的印象是寒冷、潮湿，但美丽、欢快，到处人来人往。生活上正如安德森所说的，用不了花几个钱，就能得到一般的食宿条件。

    安德森的朋友路易斯来他们临时寄住的旅店看望他们。路易斯是个性格活泼的年轻人。见面没聊几句，海明威就提出赛拳，路易斯勉强答应了，打了几个回合，路易斯招架不住，便脱手套表示不打了。但海明威仍然挥拳进击，一拳把路易斯的眼镜打碎。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连忙去捡眼镜。

    路易斯后来说，尽管海明威的行为这样莽撞，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魅力。

    路易斯帮他们在卡迪那大街找了一个廉价的公寓套间，这条街的居民主要是平民。他们住房附近的广场正在大兴土木，堆满了砂石，附近有一处工人娱乐场，里面总是挤满了喝醉了酒的人，烟雾缭绕，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们要算是这个平民区中的贵族，卧房里有涂了重金水的桃木卧床，还有壁炉，厨房是中世纪的式样，旁边有间刚可容一人的洗澡房。通往这套公寓的楼梯又黑又窄。因为房租不贵，他们很满意。

    海明威写信给朋友说，他们住在巴黎拉丁区最好的地方。

    海明威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常常喜欢夸口，满足自己的虚荣。

    他没有急于去见安德森要他去找斯泰因和庞德。他们都是文坛上的大人物，斯泰因女士的文艺沙龙，已使她具有当年的乔治·桑那样的影响，48岁的她在巴黎文艺圈内被称为“不谢的玫瑰花”；庞德是少年得志，他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领袖，身后有一大批不修边帽或者油头粉面的追随者。

    也许是由于自视甚高而又还只能忝居无名小辈的行列，海明威对文坛大人物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仰慕、嫉妒，自惭形秽，不以为然……都有。他不想太早地贸然求见。他想埋头写出一点像样的东西。

    而且，眼前是一个新鲜的世界。两年前虽然来过，但那时太匆忙，也太激动，只知道坐在出租车上追赶炮弹。

    现在，他那好奇的天性以及《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身份驱使他到处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

    没有炮弹的时候他才发现，巴黎值得追赶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好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海明威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说，他和哈德莉就像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一个挨一个的书店里浏览，在卢浮宫没完没了地细细参观，在街头小饭店里一边吃牛排烧土豆，一边学法语。

    回到寓所，他便敲响打字机，把他看到的一切变成内容真实感人，行文简洁明快的报道和特写：白俄贵族如今在咖啡馆看门；带伤疤的公爵在驾驶破旧的出租汽车；退伍士兵成了没有腿的乞丐，他们一无所有，只剩下一枚战功勋章，因为这件东西在当铺里换不到法郎……

    海明威后来说过一句话：打着这头狮子的时候，就要想到猎取下一头。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之一，也即既要盯住现在，又要考虑未来。

    事实上，一到巴黎，他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一面忠实地履行驻欧记者的职责，一面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

    有一段时间他在住地附近一家古老的小旅店另租了一间阁楼，将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冥思苦索，将各种得之于生活的印象和体验，转化成为简洁鲜明而又余意无穷的文字。真正过起了他母亲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生活。

    这里很安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包括哈德莉。只是冷，像冰窖一样冷。他便裹着棉被靠在床头写，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不挪身。后来许多年，每到寒冷的季节，他都是这样写。

    他习惯于清晨就开始写作，这时思维活泼，头脑清醒。下午，他常到附近博物馆去看名画。由于自幼受母亲的引导，他在绘画方面有很强的鉴赏力和领悟力，加上他有特别敏锐的直觉，他能渗透毕加索、塞尚等人的油画中的无穷奥秘。

    他觉得，他们与他似乎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不同的是，他们用颜料和画布，他则是用打字机和笔。他常常在名画欣赏中获得写作上的灵感，便赶紧回到阁楼去写下浮上脑海的词句。

    他有一口随身携带的提箱，里面装着他的手稿。这提箱正在一天天地充实，一天天地饱满。

    3. 引路人

    过了几个月，海明威才鼓足勇气带着安德森的信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

    她和她的女秘书托克拉丝小姐住在卢森堡花园路一幢像小巧的博物馆一样漂亮的房子里，室内挂满了油画。主人用新鲜的葡萄、草莓榨成的果汁招待他和哈德莉。

    海明威衣冠楚楚，把自己打扮得像《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董事长而不只是该报的驻外记者，尽量不显示出自己对这幢华丽典雅的房子及其誉满巴黎的女主人的惊讶。他把自己的几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在密执安那边》给斯泰因看。斯泰因快速地读完了他的稿子。

    她欣赏他的诗，说写得“明白晓畅而又别具风格”。至于小说，她认为：“还不错，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并不吸引人。这就像画家作画，他尽可以画他喜欢的东西，但不一定能挂在墙上让大家欣赏。”她对小说中的一个小伙子在湖边勾引姑娘的情节不感兴趣。

    海明威觉得斯泰因的文学观正像他母亲，年龄也确实不相上下。斯泰因还评论了一些青年作家，她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非常反感，还说乔伊斯正在挨饿。海明威后来说，要是谁在斯泰因那里第二次提起乔伊斯的名字，她就会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海明威对斯泰因的文学偏见感到十分好笑。但也许正因为此，他反而对她消除了敬而远之的心理，在对斯泰因有过短暂的不满之后，他觉得她是一个可亲的长者。

    斯泰因乐于鼓励和资助青年作家、艺术家，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她自己的创作更有意义。此后，海明威便经常参加斯泰因寓所的文艺集会，他恭听斯泰因的谈话，择其善者而从之。斯泰因也称他为“吉卜林式的作家”，他很高兴，大受鼓舞。几年以后，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问世时，他用斯泰因的名言作了这部长篇小说扉页的题词。他长期对自己的母亲耿耿于怀，而在巴黎的几年里，他对斯泰因像母亲一样敬重。

    由于他曾经帮助斯泰因出版了一部在许多编辑部周游了12年之久的作品《美国的形成》，帮助她争得3.5万法郎稿费。斯泰因对他非常感激。

    他并不是到斯泰因的寓所去得最勤的文学志士青年，但斯泰因对他另眼相看，当他处在文学事业与家庭责任的剧烈冲突中而万分苦恼的时候，她曾给他以慈母般的关怀。

    库·辛格的《海明威传》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描述：

    “人家不要我的小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靠吃韭菜、喝劣等酒和白开水过日子。’

    “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到体育馆去，借运动和苦练来发泄怒气。练得精疲力竭之后，他回到家里喝杯啤酒，又彻夜噼噼啪啪地打字。

    “一天，海明威又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他独处一隅，不言不语。……到了夜里10点，他才腼腆地宣布说，哈德莉怀孕了。斯泰因女士一听就恭喜他，他却气呼呼地顶了回去：

    ‘我还太年轻，不该做父亲！’

    “又过了一个小时，斯泰因和她的女秘书托克拉丝才使他的情绪安定下来，送他回家。她们要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海明威夫妇返回美国，在那里生了儿子约翰，可五个月后，又带着孩子回到巴黎。海明威发誓要忘掉一切，全力写作他那部已构思成熟的长篇小说。

    “斯泰因和托克拉丝这两个老处女则围着婴孩团团转，忙得不亦乐乎。她们给婴孩做了一把镶有绣花边的小椅子，编织毛衣，还提出一些外行的建议。到圣公会教堂洗礼时，斯泰因女士和一个上年纪的英国退伍军人分别做了孩子的教母和教父。

    “……海明威拿出许多纸张开始写他那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它在海明威当了父亲以后的一年多，正好是他24岁生日的那天在巴黎出版。小说的扉页的题词，是斯泰因评论海明威等一批青年作家时说的一句名言——“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但海明威并不是斯泰因的文艺沙龙中正式的成员，他对于围着斯泰因转的许多自命不凡的文学青年非常蔑视，就像在肯里沙龙时一样，他很少参与他们关于这个主义，那个方法的清谈。他尖刻地讽刺这些人：

    “这是一伙行为古怪和相貌古怪的人，围坐在圆顶咖啡店的桌子旁。这些人几乎都是游手好闲的，把艺术家应该用于创作的精力花费在闲谈上，谈论他们想做这样做那样，对于得到承认的艺术家的作品一概予以谴责。真正的艺术家从自己的创作中得到满足，而他们空谈艺术居然也同样得到满足。”

    海明威也自命不凡，但他同时又像斗牛一样将强劲有力的脚牢牢地抵住坚实的大地。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海明威心目中只佩服艾兹拉·庞德。

    但他第一次持安德森的信去见庞德时，印象也不好。他和哈德莉都觉得庞德傲慢。庞德留一把不加修剪的山羊胡子，懒懒散散地倒在圈椅里，用手指不停地摆弄赤黄色的乱发，一副对人爱理不理的样子，但一开口说话便神气十足。海明威是个宁挨暗箭，不吃明枪的人，最不能忍受别人的傲慢。回到寓所，他马上写了一篇讽刺庞德的文章。

    这篇文章幸而听取路易斯的意见没有投出去发表。海明威很快就发现，庞德真有才华，而且待人坦诚，乐于助人。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每逢有庞德在坐，日子就过得有意义了。他的意象派主张与海明威正在探索的文学风格有很多相通之处。海明威赞赏他用字就像吝啬鬼用钱那样，他的风格已简练到只剩骨架的程度，却有令人震惊的感染力。

    庞德对朋友堪称赤胆忠心。海明威说：“庞德不写作的时候就利用业余时间力图增进朋友们的财富，包括物质和艺术两方面的财富。朋友们受到攻击时他就出来保护他们，把他们安排在杂志社，免受牢狱之苦。他为他们安排音乐会。他介绍他们认识一些有钱的女人，他叫出版社接受他们所写的书。他们自称病重垂危的时候他彻夜陪护在他们身边，看他们立遗嘱。他替他们预付住院费，劝阻他们自杀。所以到后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就不忍心一遇机会就伤害他。”

    庞德很热心地把海明威的诗歌和文章介绍给文友办的刊物，并说他个人是很喜欢海明威的诗歌的。庞德说话很坦诚，不像斯泰因那样带有尊长者奖掖后进的意味，海明威很受鼓舞。以至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写诗，也确实写了一些构思新奇，字句凝练的诗歌。

    曾经发表过海明威一个短篇小说的新奥尔良《两面派》杂志在刊登他的一篇作品的时候，附有编者按语，说海明威正旅居巴黎，受到艾兹拉·庞德的赏识，不久的将来会出诗集。

    海明威后来还觉得，庞德其实很随和。他愿意向海明威学习拳击。

    庞德天生不是打拳的材料，交手三五下，海明威身上还没出汗，他就在地上瘫成一团。但海明威感到，庞德不怕丢脸，敢于迎接自己的巨拳，这表明他有诚意，讲道德。这事使海明威很高兴。他对朋友眉飞色舞地说：

    “庞德教我写东西，我教他打拳击。”

    庞德还像兄长一样调解海明威和哈德莉的矛盾。在巴黎的许多日子里，海明威内忧外困，经常不得不冷落哈德莉。作为驻欧记者，他必须在欧洲四处奔走，回到栖身的寓所，又想埋头于文学创作。哈德莉有时便到楼下去跳舞。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中写道：

    “那地方又窄又黑，墙根上摆满了木桌和长凳，只有中间一小块地方能够跳舞。来跳舞的人中有船上的水手，也有妓女。顾客只要出钱买票，每场舞都可以跳，而且可以随意跟舞厅里任何人跳。哈德莉被一些无赖纠缠，要求同她跳舞，她几乎吓坏了。

    “欧内斯特却一个人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写作，自得其乐。”

    内忧外困使这对一见钟情而又互相挚爱的年轻夫妇还来不及尽情品尝新婚的甜蜜与欢乐，就显出了破裂的危机。

    庞德一心想弥合。哈德莉怀孕的时候，想到地中海边上去晒太阳，这能促使腹中的小生命健康成长。庞德盛情邀请海明威夫妇到他建在地中海边上的别墅去做客。

    海明威夫妇回美国生孩子的时候，庞德希望他们再来巴黎，并且把哈德莉叫到一边轻声细语地对她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海明威，有很多做妻子的都想方设法摆脱原来的丈夫。要是你离开他，将会铸成大错。我想当你带着孩子再回巴黎时，你和现在会大不相同，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心就会软下来。”

    哈德莉挺着肚子，神色严峻地望着庞德。她一直不怎么喜欢他，脑子里总抹不掉第一次见面时他那个懒散而傲慢的神态。但对他的临别规劝，她却永志不忘。

    4. 成为“名记者”

    20年代初的欧洲，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经济危机的魔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在许多国家徘徊。这对于驻欧记者海明威来说，既是幸事，也意味着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