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1.　“东方和尚”的魅力

    1924年1月，又是一个大雪纷飞、寒风怒号的日子，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和出生不久的约翰离开了多伦多。到火车站送行的只有3个人：4年前把海明威从瓦伦湖带到多伦多的“拉尔夫叔叔”老两口，和明星报社的一个女记者。

    但是海明威一点也不伤感，他像离开监狱一样愉快。在纽约稍作停留以后，他们乘一艘邮轮又来到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这是海明威1918年以来第三次从美国横渡太平洋到巴黎。

    他们在斯泰因寓所附近租了一套二楼的公寓房间。新家有两点令人满意，一是房租不贵，二是离爱丁堡公园不远，哈德莉可以带孩子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但这里对海明威很不利，因为窗子正对着木料场，楼下有一个锯木厂，电锯的尖叫，马达的轰鸣，木材抛落的声音以及运输卡车的喇叭和引擎声迫使海明威训练自己闹中求静的本领。

    他将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一个再没有职业可依靠的自由作家要在这里背水一战，将奋力攀登文学的险峰。

    不错，他已经发表过诗歌，发表过小说，他的打字机已经敲出了数十万字的通讯、报道、专访，麦克的迪昂出版社已出了他的第一个作品集《三个短篇，十首诗》，彼尔的三山出版社又出了他第二个作品集《我们的时代》。

    也不错，橡园镇的图书馆已把他的作品赫然陈放在最醒目的地方；橡园镇的居民，当然包括埃德蒙医生和格莱丝，正在一面指责他的书中很多东西有悖于“斯文传统”，一面又为他的这些书感到荣耀，感到他最有可能成为继一位建筑师、一位作家和一位总统候选人之后的橡园镇第四位名人。

    但是，海明威的目标太高远，太狂妄——“我要震撼全球”。

    于是，他觉得那些作品寒碜。《三个短篇，十首诗》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几乎无人注意。只有《纽约论坛报》的评论家巴顿·雷斯戈在一篇小文章里说，有人请他读读一个名叫海明威的青年作家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并向他寄来了这本作品。但他三个月来都找不出时间去读这本只需花一个半小时就能读完的书。另外还有一个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给海明威回过一封信，写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鼓励话。

    《我们的时代》遭遇也差不多，印数也是300册，据说只销售了170册。几个文友写了几篇客客气气的评论，从此湮没无闻。

    还有一个令人扫兴的事情是：这两本书都是非正式出版社抛出来的。这似乎有点“门当户对”的嘲讽意味。

    至于不计其数的被退回的稿件，更使人光火，许多退稿信不屑将海明威的作品称为小说，而是称之为“速写”、“短文”、“轶事”。

    海明威发誓要出“重拳”。文坛也是拳击场，不出重拳，无人喝彩。

    他已经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要把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历、见闻和体验都写进去。他决心忘掉一切，全力以赴。

    但是，报界又在向他招手。哈斯特系各报想同他订立一份待遇优厚的合同聘请他当记者。

    他拒绝了，他不愿再受报社工作的种种限制。他承认，记者生涯帮助了他的写作，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再当记者会毁了他的写作。

    他这个决定引起了一场风波。

    哈德莉争辩说，他们正需要钱用，怎么能拒绝这样一份好的工作？她指出，他的某些小说固然有人接受，但是还有很多没人要。退稿信总不能当饭吃，而报社的合同却能保证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她劝他采取以前的做法，一边为报馆工作，一边写小说。

    海明威大发脾气，这些道理谁不懂？但是要打到狮子，总是需要代价的。

    等哈德莉不作声了，他又去安抚。他清楚，妻子已经做出了够大的牺牲，她是全力支持自己的，她在陪伴着自己创业，她其实是勇于安贫的，之所以希望自己接受报社的合同，也实在是生活所迫，他如果卖不出文稿，他们就全靠哈德莉那笔信托基金的利息过日子。而且本金只剩了一半，另一半投股到朋友的公司里，公司经营失利，赔掉了。

    阁楼上的作家生活在局外人的想象之中颇具浪漫色彩，但真正置身其中都很少有乐趣可言。住在锯木厂楼上的海明威对一个青年写作爱好者说：“写作是件苦差事，把你的精力耗尽，要你的命。不过你能把事情做好。无论谁，只要下决心，都可以成为作家。”

    为了在用费上开源节流，海明威常常去从事临时性的工作。他到体育馆去当重量级的职业拳击手的陪练，一次可以赚上10个法郎，然后吃5个铜板的炸土豆，或者两片陈面包，一杯廉价酒，就算顶一次午餐。回到家里，常以“到别人那里去了，吃过午餐了”应付哈德莉。他觉得这样做很合算，清醒了头脑，练了拳击，挣了外快，还省了一顿正经饭。但不必跟哈德莉细述详情。

    他要维护自尊，也不要让妻子难过。

    他与巴黎那些他称之为“冒牌艺术家”的人断绝了来往。

    他需要的是安静，或者毋宁说是“孤寂”。锯木厂使他白天几乎无法写作。他必须抓紧晚上和清晨。

    每天晚上，催促哈德莉和约翰尽早睡下，他就开始工作，他不能使用打字机，敲醒了约翰，哭叫起来，那个晚上就完了。他改用铅笔。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又起床，先把奶瓶煮过消毒，调配好奶粉，喂约翰吃完，然后就坐在饭桌边上抓紧时间写几个片断。这时，哈德莉还没起床，约翰吃完又睡了，周围一片宁静，脑子特别清醒。他喜欢这种气氛，常常从中感到创作的愉快。不像晚上，晚上他常感到累，感到生存与奋斗的艰辛。到锯木厂那刺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一般他也开始“户外活动”了。如果写作兴头尚佳，他就找一个便宜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吃几片松糕，然后坐在那张餐桌边写上半天。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写1000字。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活。”

    “你写得越勤奋，你就越是孤独。”

    海明威的名言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尽管他从小就有令人惊讶的想象力。

    海明威拒绝了报社的合同，但另一个机会把他拉出了潜心创作的生活。

    庞德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福特·马多克斯的英国人。此人新创办了一个命名为《美洲评论》的文学杂志，有一个财东支持，但缺少懂行的帮手。庞德想撮合他与海明威联手干。

    他们在庞德的书房里第一次见面。福特进去时，海明威正在打着中国的太极拳，踮着脚穿梭走步，一招一式，蛮像那么回事。庞德是个中国文化的热心推崇者，他倡导的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作了许多借鉴。海明威在庞德的书房里打几手太极拳，与环境与主人十分和谐。

    “正像那肥头大耳、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这是福特对海明威的第一印象。海明威身上散发出极易使人受到感染的生动气韵。

    但海明威并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他11岁那年被接纳为教堂歌唱班的成员，歌唱班为此举行了一个仪式，他说了一句妙趣横生的大白话：

    “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的感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还曾有记者问他，在巴黎时与别的作家，艺术家们有没有“团体感情”，他回答得很干脆：“不，没有‘团体感情’。”他事事好胜，事事要争第一，因此，即使在他手舞足蹈、谈笑风生的时候，他的灵魂深处也徘徊着一个孤独的影子。

    他总是在边缘地带行动，在橡园镇，他是野孩子；在瓦伦湖，他是小绅士；在足球场上，他是作文写得最好的；在校刊编辑小组里，他是运动健将；在拳击场上，他是作家，在作家群中，他是拳击手；他与斯泰因、庞德等文艺沙龙的主人相交很深，却不屑与其他“冒牌艺术家”来往。

    他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

    但是，他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性格像未经打磨的磁石，棱棱角角，很坚硬，却放射出柔和的磁光，很吸引人。他可以在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一拳打落你的眼镜，当他帮你捡起来的时候，他跟你就成了朋友。

    他的朋友曾亲眼看见，他一次打完网球，回家路上舞着网球拍，边走边做斗牛动作，惹得行人纷纷侧目。他愈加起劲，还跳到街中间去斗汽车，猛刹车的司机始而大惊，继而大怒，最后却相视大笑，互道珍重。他根本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之类的信条，而是猛士加顽童的性格使他生就那么一种使人不可抗拒的魅力。

    福特对这个“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立即很感兴趣，而且联想起自己在皇家军团服役时认识的一位英勇的青年军官。于是，英国绅士福特在刚见面的几分钟里就对美国小伙子海明威有了好感。

    庞德向福特介绍说：“他是个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他诗写得不错，而且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小说写作风格。此外，他也很遵守规矩。”

    于是海明威就成了巴黎文坛上新出现的《美洲评论》的副编辑。

    但是没有薪水拿。

    考虑到能占据一片文学领地，有安营扎寨之所，海明威乐于干。一封封退稿信像一根根毒刺扎在他的心里。

    光在阁楼里写不行，得有地盘。

    “我要震撼全球”的海明威可不像冒牌的文人一样只会夸夸其谈，也不像迂腐文人一样仅知终日伏案。他有犹太商人一样精明的头脑。

    2.　又蹬翻一架梯子

    替福特当副手的时期，海明威创作热情很高，越写越好。他连续不断地写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印第安人营地》、《医生与他的妻子》、《归来的战士》、《终结》、《风刮了三天三夜》、《在积雪的乡村旷野驰骋》、《落汤鸡》、《史密斯夫妇》、《打不败的人》、《滔滔的心河》、《五万元》……等。这些作品大都在《美洲评论》上发表。

    跟福特闹翻以后，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到了奥地利，在苏黎世与莫斯布鲁克之间的一个小山村住了一个冬天。

    他们本来是打算到瑞士去的。一个朋友主张他们去奥地利，因为奥地利正闹通货膨胀，1块美元可以换7万奥币，那里自然风光也很有特色，冬季不比瑞士差。

    海明威立即在他的蓝色笔记本上算起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在奥地利的生活费用只需28.5元。他们完全可以把巴黎的房子临时租给别人，就用这笔租金，全家能够舒适地在奥地利白雪皑皑的大山区里度过整个冬天。

    巴黎的冬天又潮湿又寒冷，他们一家都过不惯，特别是约翰，总是感冒伤风。

    他是写完《打不败的人》去的。一路上心情很愉快，因为刚刚完成的这部小说，他认为是他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这篇小说凝聚了他3次去西班牙看斗牛后的观感。最早表现了他后来热衷描写的“硬汉子精神”。小说中糅合了荣誉、勇气、暴力、复仇等种种成分，讲了一个年老力衰的斗牛士为保持往日的光荣，甘冒生命危险再次登场斗牛的故事。

    主人公曼努尔大好的青春时光是在斗牛场上度过的。他和他的哥哥都曾经是斗牛场上的勇士，博得过无数欢呼和喝彩，杀死过无数猛牛，很受老板的器重。

    九年前，他的哥哥被一头公牛挑死。这头牛因此也博得了“勇士”的光荣，它的头骨被剥制出来，摆在斗牛场经理的办公桌上，还有一块小铜牌记录了它的“战功”。如今，曼努尔已经年老体衰，脸上的气色“白惨惨的”，老板因他不叫座了，对他采取鄙视的态度，只肯出便宜的价钱雇他参加晚场斗牛。愿不愿干由曼努尔自己选择。

    曼努尔不顾同伴的劝阻，再次走上斗牛场。他骄傲地宣称：“我是个斗牛士。”“我既然走上斗牛场，就要把枪扎到雄牛身上去。”

    他的动作毕竟不那么灵便了；他被牛挑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觉得骨头已经粉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有人要他快下场，但他毅然拒绝。他头脑清醒，勇气犹在，他觉得一个斗牛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退出场地。于是他挣脱了身，又朝牛奔去，把枪准确地扎进雄牛身上的要害部位。

    他终于胜利了，“望着牛慢慢地倒向一边，然后突然四脚朝天了。”曼努尔被抬到手术台上，在奄奄一息时，他无比欣慰地说：“我干得不坏，我干得很出色。”

    对于自己的年老力衰，曼努尔无法阻挡，但他精神不老，勇气不衰，永远是一个敢于只身麈战的“硬汉子”。他对痛苦无动于衷，蔑视死亡，对于用勇敢取得的荣誉感到骄傲，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甘愿牺牲。

    这个小说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写出了人的尊严，表现了海明威推崇的那种“处在压力下的优美”。

    他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佳作。他是赶在圣诞节前写完的。从动笔到完成将近两个月。其时他已与福特闹翻，《美洲评论》也即将

    “寿终正寝”。他很想在国内文坛上也造成一点影响，把稿子给了美国的《代耳》杂志。然后就同哈德莉到了奥地利斯奇伦斯山谷里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确实景色宜人，不亚于他们去年过冬的瑞士，而且民风淳朴，当地居民对外来客人非常友好，以致让海明威感到奇怪，自己19岁的时候为什么会跟奥地利人打仗，而奥地利人为什么会把自己打得像个“筛子”。

    他们在一家旅店租了一个二楼的套间，站在窗口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峰和在山脚下吃草的牛。

    他们在羚羊出没的山坡上踩着雪橇追赶羚羊；哈德莉用本地产的未经染色的羊毛给海明威编织毛衣和滑雪帽；店主人特地给哈德莉抬来一架钢琴；店里那个天天带着约翰玩的女佣人很漂亮，这里还有鲜美的牛肉，上好的杜松子酒和风味独特的梅酱布丁；每天晚上，楼下厅堂里都有人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海明威经常参与，有次还赢过43万奥币。

    这里的人很友好地称他为“黑胡子酒鬼基督”。

    海明威在小山村里的生活非常愉快。

    更愉快的是，他在这里找到了“福特第二”。

    巴黎《季度》杂志的主编也在这里休假。他与海明威同名，叫欧内斯特·华尔斯。海明威经常到华尔斯下榻的旅居去找他聊天。

    华尔斯清楚海明威的来意，红火一时的《美洲评论》垮台了，海明威与福特分道扬镳，急于想寻找新的盟友。华尔斯也正需要帮手，他身体不好，正患肺病，也知道海明威精明强干，又正是声誉鹊起的时候。

    于是，海明威又加盟华尔斯的《季度》杂志，成为华尔斯的副手。

    这个杂志规模小，远没有《美洲评论》当初的那份雄心，可是不会有经费之虞，它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富有、慷慨，一诺千金。

    从奥地利的斯奇伦斯山谷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就投入以《季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也许是因为增加了一员强将，《季度》杂志将版面一下增加到250页，与刚刚夭折的《美洲评论》不相上下了。

    在福特手下的副编辑生涯使海明威具有丰富的办刊经验，他又从小就从他父亲那里秉承了韧性和耐心。增版的《季度》杂志确实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海明威从文字内容到美编设计，从敦促印刷厂务必准时印出到防止老鼠咬坏新刊，从采用庞德像为封面到杜绝校对错漏，事事都向华尔斯出谋划策，并且事事都乐于奔走躬亲。他还推荐哈德莉担任了校对工作。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季度》杂志也买下了海明威的《大二心河》和《打不败的人》。

    《大二心河》是海明威已经写出的篇幅最大的小说，长达100页，主人公是在《印第安人营寨》中已经出现过的小男孩尼克·亚当斯。

    这两个小说都贯穿了文学作品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生与死”主题。

    《印第安人营寨》写小尼克随父出医，看到一个印第安男子因忍受不了妻子分娩新生命时的惨痛嚎叫、而割破喉管自杀死去的情景，这使尼克幼小的心灵对生命与死亡的酷烈冲突产生莫名的震骇。

    《大二心河》则写了尼克参加欧战，目睹了空前浩大的生死冲突之后，在林间水畔的打猎钓鱼活动中，对人生与世界的若有若无的思考。他们的题材和作者从题材中挖掘出来的“意味”，都是海明威式的。它们在海明威探索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上有具小里程碑意义。

    《美洲评论》和《季度》为这对姊妹篇的推出正好起了接力棒的作用。

    至于《不可打败的人》，海明威起初不愿发在《季度》上，寄给了美国《代耳》杂志。他想用自己相当满意的这个小说，去攻破美国文学刊物的坚冰。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巴黎推出来的。在美国还没得到承认。他不满足于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取得的那点成功和那份名气。

    但《代耳》杂志退了稿，附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小说写得很好，只是斗牛故事和西班牙风情不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海明威很恼火，只得换一个信封把稿子寄给华尔斯。华尔斯慧眼识珠，马上同意在《季度》刊物上发表。

    于是，《季度》杂志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连续签发了两张支票，要华尔斯转海明威作为稿酬，其中一张就有1000法郎。这使海明威有点意外的欣喜，他致信说：“上一年他辛辛苦苦写了一年，总共才得到1100法郎，而此前由迪昂出版社和三山出版社分别出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和《我们的时代》，他一个子儿也没拿到。现在，他有钱交房租了，他还准备去做一套新衣服，买一些杂货蔬菜和几张可以连续观看六天的自行车大赛的入场券。”

    有点夸张，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事实。大概就在差不多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有钱朋友的漂亮夫人极为不满，因为她经常带哈德莉逛商店，向哈德莉推荐这样那样的衣服首饰和化妆品。

    海明威与华尔斯都是如鱼得水。不料结盟关系又迅即破裂，比《美洲评论》事件还来得快。

    海明威的老朋友毕尔·史密斯从美国来信，请海明威帮他在巴黎找一份工作。毕尔曾与海明威有过反目成仇的时候，起因就是毕尔的弟弟肯里·史密斯当年把海明威排挤出了北芝加哥大道100号的肯里文艺沙龙。毕尔以“血浓于水”的理由站在他弟弟一方，海明威很气愤，与他多年无交往。

    但时间能化消一切，现在接到毕尔的信，他马上决定帮朋友一把。

    他对华尔斯说，他不能老是卷在《季度》杂志的事务性工作中，他一停止创作就感到难受，心情烦躁，他要排除干扰，一心创作，因此华尔斯有必要另聘一位助理编辑，而他的朋友毕尔很合适，毕尔一个人可以把排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包下来，当然，这要报酬。

    自负而正患肺病的华尔斯断然拒绝了海明威的提议，还过于敏感地认为海明威是想再敲一笔竹杠。他的杂志一期就发表了海明威两篇没人要的小说，稿酬也特别从优，虽未另付编辑费，也够意思了，何况是海明威自愿效劳的。

    华尔斯误解了海明威。

    海明威怒气冲天，三言两语就跟华尔斯闹翻了。从此《季度》杂志再也不登他的作品。

    而他也并不很需要《季度》了。

    但毕竟这一次是为朋友而牺牲了自己。

    3.　“怪拳”与“重拳”

    海明威不断抛出新作，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出版商似乎比评论家和杂志主编更敏锐地觉察到，海明威将会是一个行情看好的文坛新秀。基于商业效益的刺激某些时候也能给文学带来机遇。

    当他的《打不败的人》被《代耳》杂志退稿的时候，有两个人正为他在美国造舆论。

    一人是司各脱·菲兹杰拉德，他虽只比海明威大两岁，却已出了5本畅销书。以《人间天堂》一炮打响，又以《了不起的盖茨比》而红极一时。也许是由于思想倾向的接近，他是海明威真正钦佩的为数极少的同时代作家之一。他也属于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分子。

    菲兹杰拉德向自己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推荐说，海明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作家。

    另一个就是将海明威介绍给斯泰因和庞德的安德森，他也向他的出版商利夫莱特作了相似的推荐。

    这情况颇有点像以前迪昂和三山两家出版社都愿意出版他的作品集一样。海明威又进入了左右逢源的顺境。而且，迪昂、三山是巴黎非正式出版社，利夫莱特和斯克里布纳则是美国的正式出版商。

    不过，后者名气更大，经营决策当然也更精明审慎，菲兹杰拉德的介绍并没立即使之采取行动。

    利夫莱特的出版公司就捷足先登了。他们与海明威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关键内容是两项：一、对于海明威的头三部作品的出版有优先权；二、为海明威已经构思成熟并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预付200美元稿费，以解决这位行情看好而眼下正受困的文坛新秀的燃眉之急。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同只得了部分的执行，但于海明威无损。

    海明威很快就向利夫莱特交了第一部书稿，即《我们的时代》。这是巴黎的“三山”已经非正式出版过，销售仅170册的那本书。不过当时只包括18个短篇，这次海明威又增补了12个新作。这个同名作品集的增订版于1925年10月在纽约出版，印行1300册。

    这是海明威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作品集。

    海明威的朋友认为这本书的销路不如原先想象的好。但海明威本人很满意，这毕竟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集，而且是在美国出的。“墙外”的花香终于传到了“墙里”。

    他父亲埃得蒙医生很快来信说，他满怀兴趣地读完了《我们的时代》，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这本书还缺少奋发精神，“相信在你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你描写更多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性格。在这本书中，你已经向读者揭示了人的残酷本性的一面，今后你应该多描写人的欢乐、振奋精神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这是十分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每个人尽力而为。我每天都想到你；为你祷告，我的儿子。”

    父亲永远不可能放弃引导儿子的义务，既要儿子如何写作，也要儿子怎样做人。

    评论界也有了众多的反响。

    海明威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但几乎与此形成水涨船高关系的是，他也特别看重“人言”，他既走自己的路，也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并不矛盾，坚持自信与吸取人言可以使人走得更快、更准。

    《纽约时报》评论说，《我们的时代》的故事情节使人愉快，文笔简洁，语言地道，用词很新颖，读来耐人寻味。评论家赫伯特·哥尔曼说了一句使海明威很受鼓舞的话：“海明威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切不必要的繁言冗语，不加修饰地说出了最本质的东西。”

    另外还有人说，这个集子里的很多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短篇小说，但《我的老人》这一篇除外，它的描写十分动人，虽然有安德森的痕迹，可安德森本人写的也不一定能超过。

    海明威对那种说他模仿安德森的论调很反感。安德森的作品现在正在走下坡路，而且，海明威历来认为独创性才是作家的荣耀。尽管人家说他比安德森写得好，他也极不情愿被套在安德森那个逐渐黯淡的光环里。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部与安德森风格完全不同的、以滑稽讽刺为主调的作品，用以摆脱老是有人拿他与安德森相类比的阴影。

    不错，他还在习作阶段的时候，是模仿过安德森，也不错，安德森是他的恩师，他现在的成功离不开安德森的帮助和引导。但如果不摆脱那片阴影，他充其量只能作个二三流的作家，而他，事事是要争一流的，包括喝啤酒比赛和喝完啤酒后打碎酒瓶赤脚从玻璃渣子上踩过去也要比人强。

    这是物竞天择的原理，也是新陈代谢的规律。

    海明威决定在文坛上打出一记“怪拳”，不仅要以讽刺为主调，而且讽刺对象就是包括自己许多朋友在内的一批欧美文坛的文人雅士，甚至还准备影射安德森、斯泰因、门肯等人。正有人说现在美国文坛缺少斯威夫特、缺少菲尔丁、缺少高水平的讽刺作品，那么，让他海明威来填补这个空白吧。

    谁也想不到，评论家并非恶意的评论与海明威那特殊个性的碰撞，竟会使海明威想要打出这样一记“怪拳”。

    这简直是阴阳二电相遇，会爆发出震耳的雷声。

    雷声是春天到来的信号。

    海明威就将这部小说定名为《春潮》，再版的《我们的时代》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坚冰，引起了还从来没有过的众多反响，这使他感到欣慰。可这些反响似乎不温不火，这使他很不满足，他愿意在痛苦或狂欢中激荡，就是不能忍受平淡，平淡就意味着平庸，是“第一流”的死敌，这与白雪皑皑的山村宁静是两回事。没有一记“怪拳”，恐怕冲不破平淡，没有一声响雷，带不起滚滚春潮。

    海明威的逻辑很奇怪，很顽劣，但在商业手段已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的20年代美国，也是很实在，很精明的。这样用攻击朋友和“大人物”来换取“名声”的把戏，在别人做起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你总不能咬那只喂你饭吃的手，但海明威做起来，却像一个顽童做游戏。

    拳击场上的对手，并不都是仇敌，有许多还是至亲至爱的朋友。海明威就是这样来看待他那些文坛上的“恩师”和“友人”。

    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反响逐渐冷寂，海明威的愠怒日益递增。终于有一天，他噼里啪啦敲响了打字机，突发猛劲，一鼓作气写完了《春潮》。

    7天后，他的案头出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大摞书稿。尽管作为长篇，它的篇幅不大，但写作速度实在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