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去宛平，突然遇到中日双方的猛烈交火，转头回到了北平。他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局变化和日军动向（他的儿子小乔也是情报员之一）。他为了便于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把武官处发往美事情报部的报告，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供记者翻阅。
南京的沉默使史迪威感到没有指望。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任何解决协议，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已忍无可忍，必须进行武装抵抗了。北平人听过广播后激动不已，敲锣打鼓上大街游行，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不幸的是，这股热情随后又平静下来。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已犯下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却迟迟不表态。日军已控制了北平，只在城外还有宋哲元的部队进行英勇抵抗。威妮到秦皇岛去送大女儿、二女儿回美国，要到8月才回来。史迪威孤独一人，情绪抑郁，认为华北算是完了！
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重点却是南开大学。这和日军过去打朝鲜时一样，始终是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日军还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起到现场观察，看到30卡车的中国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与此同时，驻通县的伪保安队听说中队打了胜仗，信以为真，于是杀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但是随后便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消灭了。整个通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平津地区的中队全撤走了，日军成了这里的“主人”。史迪威对中国政府缺乏统、的防御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中央政府、蒋委员长这时方调集兵力进行作战了。两广部队愿效力中央，白崇禧到南京担任了参谋总部次长，大批川军正开往前线，的部队编为第八路军，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已在陕西誓师，正向华北敌后挺进。
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3万日军兽性大发，在保定恣意烧杀奸淫抢掠长达一周之久。日本兵像鬣狗般的凶残，越是得手越发贪婪嗜血。9月25日，八路军的第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多人、打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个胜仗，人民受到振奋，蒋委员长也给予褒奖。这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认为掌握了确实值得研究的战术。几个月后，史迪威同到过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并随军转战几个月的史沫特莱，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探讨、分析平型关战役和八路军的高超战术。
8月中旬开始的上海保卫战，整整打了3个月，打破了日军要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使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被看成是在为民主国家而战，大批记者拥到中国来采访这场战争。蒋介石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他调重兵保卫南京，设想南京有外国使馆，会把外国牵扯到战争中来。然而，在中国实际出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大撤退。
在北平，史迪威不得不同日本占领军打交道。为此，他从东京借调了一名语言教官——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尉（后来曾任美军参谋长）。在日军占领张家口后，他们两个人在日军大佐陪同下前往张家口参观。史迪威提出了一些令对方难堪的问题，被铃木将军轰出了办公室。他怒不可遏！后来，日军飞机在美国使馆上空150英尺的低空盘旋，进行恫吓，他被气得暴跳如雷。只是出于职责需要，在泰勒劝说下，他才违心地面带笑容同对方交往。史迪威难以忍受这种屈辱，一再要求华盛顿对日施加压力。然而这不但毫无结果，还接到了陆军部转来的指示：“切勿采取任何会使我们卷入战争的行动。”并按这个指示精神，撤销监视日军调动情况的观察站。不久，日军又安排美方人员到城外参观，日方特意通知史迪威说，邀请的人员名单中没有他。史迪威在给美国的大女儿、二女儿的信中说：“我自7月8日以来发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战列舰。”
进入9月前后，每天都有成批的外国人员家属离开中国回国。美国国务院唯恐美国侨民发生意外，鼓励侨民回国。9月7日，总统颁布命令，要全体美国侨民离开中国。同时，国务院和海军部也命令所属人员的家属全部回国。但是，陆军部却没有给史迪威下达任何这类指示，他的家属—一他的两个女儿后来又从美国来到中国同他们在一起——一直呆在中国，直到他1939年离任回国。
1937年12月，史迪威离开北平，乘船从海上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由陇海线到郑州，再向南到达汉口。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外交使团都在这里。在此后的8个月当中，这里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把他的总部设在武昌，外交使团挤在汉口江畔租界区的几幢洋楼里。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市区一片混乱。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人想就此胁迫中国结束战争。他们实行的残酷杀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认为与其毁灭不如同日本言和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政府官员，后来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代表。但不容许投降，反对与日本达成和解的占大多数。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17日，蒋委员长公开重申全力以赴继续抗战。他说：“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胜利。”这时，日本在大陆上的兵力已超过100万人。詹森大使说：“中国现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决战。”
12日，发生了日本飞机袭击美国停在长江的“帕奈号”炮舰事件。舰长等48人负伤，2人死亡。史迪威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因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正在舰上。但直到下午他才得知罗伯茨平安无恙，而且当舰队长负伤后，他代理指挥，领着水兵们上岸，表现不错。日本随后就“帕奈号”事件表示了歉意。史迪威见政府不再追究日本人，怨恨、抑郁的心情更加重了。
由于中政部不准史迪威到前线去，只准他在汉口，他得不到关于战局的任何可靠的情报，派到战场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东西，他的“醋性子”发作得特别厉害。他正式请求外交部允许他到前线去看看，仍未获准，只有怒气冲冲地呆在汉口。他有个黑封皮的小本子叫“伤感簿”，专门记载令他不快之事。而这一段的不快一个连一个，“伤感簿”差不多要记满了。
令史迪威开心的是，他竟和15年前的老相识冯玉祥将军在武汉重逢了！冯是来找他的“把兄弟”老蒋，要求改组政府，让人入阁。他们谈得很痛快，史迪威写道：“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满怀希望，说他还能继续打半年仗。”当时，史沫特莱在援华委员会工作，到了武汉。史迪威常去找她谈论人的情况。有一天，她正往一辆卡车上装东西，史迪威问她装的是什么？她说：“药品。”史迪威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堆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其中还有新的黄胺药品。”他让史沫特莱到仓库里去要一些来，给她喜欢的军队去用。
史迪威就在这时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在汉口的代表周恩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周恩来向他讲了、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这些对史迪威是完全生疏的。叶剑英知道他是自北平来的，告诉他八路军的贺龙将军在晋西北，刘伯承将军在晋东南，还有聂荣臻部、肖克部、吕正操部，在晋察冀三省广大地区、平津保城市周围收复了国民党军队丢掉的国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北平西山门头沟一带都在八路军手里。听到这些，史迪威感到亲切、振奋。他曾听说，叶剑英年轻时曾是孙中山的警卫上校，是东洋式“刺杀”冠军。作为军人，史迪威对周、叶都怀有敬意。他们一道进餐后，史迪威深感领导人“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他后来总是说，周恩来仪表英俊，很有涵养，文质彬彬，深得外国人喜爱。提到叶剑英，他总是说，同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是好样的，稳重，才干超群。同这些为中国革命的理想奋斗而没有被权力腐蚀的热诚而精力充沛的人交谈后，史迪威感到他们同国民党将军那类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
当史迪威获准可以到外地去时，他先到了江西和湖南，发现前线已经沉寂下来，但没有一处在进行和谈。后来，他又到了河南的第32军军长商震那里，并随他到了徐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前线部队，但他马上又产生了悲观情绪，因为他们毫无进攻的打算。他抱怨“蒋介石根本不是个军人”。后来在汉口他第一次见到了从华北八路军中归来的卡尔逊。卡尔逊撰写的关于八路军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十分钦佩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史迪威一样，厌恶国民党官员的萎靡不振。两个人都认为，南京的失陷，中国的惨败，“主要原因是国民党行政”，“他们对祖国的前途毫无责任感”。
1938年开春，史迪威听了周恩来赞扬第13军在南口的战绩后，要去安徽前线参观汤恩伯将军指挥的这个军。但是陆军部电令他立即到兰州去了解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情况并写出报告。这要取消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得的去安徽前线的机会，他发怒了，他提出种种借口直到几乎违抗命令的地步。陆军部电告他，这是总统要求做的。总统要知道从各种渠道，包括从香港、印度支那、缅甸以及从俄国经由陆路运往中国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史迪威知道这个背景后才不再争辩，只得在去往兰州的途中度过他的55岁生日。
他先乘火车到西安，前往七贤庄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找了西安城里的传教士，查清八路军从未得到过俄国的一枪一弹，对于俄国援助蒋介石军火也一无所知。然后他乘长途汽车经过四五天的颠簸赶到兰州。这里有很多白俄，他搜寻各种线索，买通俄国宾馆的雇员以获悉俄军到达的人数。他询问哨兵、警察、公共汽车司机、旅馆老板、侍者、甘肃省政府主席及其秘书以及藏族翻译、汽车销售商、中官、飞行学员、蒙古族人。虽然史迪威的活动受到限制，谈话被人偷听，但他还是观察了飞机场，弄清了俄军提供的飞机有300架，其中30架停在基地里供训练飞行员使用。他还搜集了运送弹药和燃料的车辆的数目，然后根据行车距离和往返时间估计出一个月的运输量。总的说，运输量同经海路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史迪威断定，这条线路主要是防备广州陷落后作为一条应急补给线的。
4月15日，史迪威回到汉口。由于中队在台儿庄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全国人民高兴得发狂，把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台儿庄是日军向徐州推进必经的一个小镇。在桂系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这场战斗共打了17天，日军伤亡16000人，损失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100辆汽车和许多大炮。这是日军现代化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大惨败。在大战中汤恩伯那个军是增援部队，打得很好，史迪威如果不去兰州，正好同他们在一起。但他和一些支持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中国没有乘胜追击，已经丧失了良好战机。他对参谋次长白崇禧说：“中国人永远听不进发动进攻的主张！”
史迪威到台儿庄现场参观时，同李宗仁谈了话。坦率地抨击了不乘胜追击，向日军发动进攻，就想以拖垮日军而取胜的想法，认为中国抗战的前途令人悲观。李宗仁对这位美军上校的看法印象很深，他要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使中国购买作战物资。李宗仁恳切地说，帮助中国可使美国自身取得可靠的保障。到8月30日，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拜访史迪威，了解中国的军事形势，史迪威陈述了李宗仁将军的观点，巴克随后在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写道：
……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奉行
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
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
产本国需要的国防设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
费用中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
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认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保住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了”。他力促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贷款。所以，就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夫妇接见了史迪威，赞许他办了一件大事！
台儿庄大战胜利后，中国的对日作战使美国产生了深刻印象。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都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被理想化的形象。《时代》杂志把“蒋委员长夫妇”的照片刊登在一期封面上，称为被选就的“1937年夫妇”。该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他崇拜蒋介石夫妇不是偶然的。而封面上这对夫妇清高地凝视着前方，表情严肃而从容，博得了读者的赞扬。
台儿庄大战后，日军重新发起进攻，5月底，徐州失守。同时日军另一路部队从华北南下，企图在开封以北强渡黄河。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武汉本身面临危险。蒋介石这时不是组织军队进行抵抗，而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地求助于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后，立即炸毁郑州大堤。后来商震对史迪威说，蒋三番五次打电话催问，督令执行。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才炸堤。炸药爆炸了！目击者都惊骇万分。当时在场的杰克·贝尔登报道说：“混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的旋涡，翻腾着冲击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奔人大海。11座城镇、4000座村庄被淹没，3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200万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日军暂时被挡住了，而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起干百万平民百姓对蒋氏政府新的仇恨！”
1938年8月，日军决定向汉口推进。史迪威是从北平回到汉口的。人要求政府动员15万工人、学生和市民青年组成一支部队，由一批“革命觉悟最高的青年担任先锋”。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在日军进攻下能守住武汉三镇，更不希望看到一支由人控制的工人骨干队伍，此事只好作罢。史迪威悟出了蒋介石的战略：宁愿拖垮敌人，不同日军交锋。中国的防御战节节失利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史迪威同英、法武官，还有位曾在西班牙采访过一年的摄影记者卡帕一道前往前线。但英国武官中途告辞了，法国武官染上了痢疾，返回汉口不久就死了。史迪威和卡帕连夜朝前走，离前线越近，受到的欢迎越热烈。他们爬上一座高山，沿长江朝德安方向眺望，发现士兵从湖的后边拖出各种各样的大炮，说是拖到可以使用的地方去。史迪威后来到了那支炮兵部队，参观了一个75毫米口径的火炮群，官兵们告诉他，不敢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就可能失掉它们。史迪威感叹道：“要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用也没有了！”他们参加过上海战役、徐州战役，但没开过一炮。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但空军一直不中用。驾驶员和领航员，是从知识层挑选来的，他们缺乏尚武精神，伯在同日军作战中牺牲。1937年，蒋介石聘请美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陈纳德上尉来为他筹建空军。陈纳德因耳聋和有意见分歧而从美国空军退役。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1938年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开始实施一项建设机场的庞大计划。但他培训驾驶员的工作不怎么成功，于是回美国招募雇佣兵，组织一支志愿军，以保卫中国领空。
蒋夫人宋美龄是在汉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9月间史迪威拜访过她，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待人诚挚”。虽然她承认自己说了许多宣传性的话，但是，她工作干得很出色。那次会见后，史迪威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月，史迪威又前往华南前线。步行15里，到王亮峙上校的指挥所里，观看了德安争夺战。那场战斗打了5天。起初王上校控制着一个高地，后来被迫撤进城里，战斗继续逐屋进行。王上校到夜间带领一批人，穿过狭窄的街道，袭击日军。战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他的部队原来1500人，但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不到400人了。史迪威通过观察这一类战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说，中国的防御战术，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败。中队缺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遇到日军的这些武器时，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轻易放弃了阵地。中国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财富——人力。中国士兵的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史迪威推论说：“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至25日这5天时间里，日军不仅占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史迪威不在汉口，没有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了长沙商震的司令部里。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但战局变化不定，他和前线部队、外国同僚、记者和大溃败中流离失所的人一道转移。
来自广州、南京、徐州等城市的人群、货物和各种设备，天天往大后方转移。人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长途跋涉。纤夫们弓着腰，背着沉重的纤绳，顶着湍急的江水，拖着船穿过一座又一座峡谷。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兵工厂的工人，农村的苦力，形成长长短短、各有重负的大迁徙的队伍。中国劳工、普通民众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史迪威惊叹不已。
史迪威和中国部队的几个师保持着联系，和指挥官们研究战局发展，在混乱中弄清真实情况。他们一起向南走，经过衡阳到了广西的桂林。他发现这样走要等到1939年2月才能到重庆，这是不行的。于是，设法在一辆小汽车上弄了个座位，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抵达重庆。因为他将在1939年5月结束任期，在重庆停留的时间不过十来天。
重庆是座有500年历史的名城，如今是中国的首都。应史迪威的要求，蒋介石定于12月28日会见他。这次会见仅有15分钟，但蒋氏夫妇是愉快的。史迪威也说：“非常融洽，两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史迪威回到北平以后，把照片挂在了卧室的显眼处。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昆明已是中国的空军基地，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他下榻于湖宾饭店，晚上同陈纳德共进晚餐，彻夜长谈。
1939年1月，史迪威心绪安定之后，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在这个前提下，中美是盟友的关系。他概述了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其原因，史迪威认为，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不信赖自己的部下，不想让部下掌握应有的权力，而总是把尽可能多的指挥权握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他总是盘算着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当然，这些情况主要是史迪威观察和体验到的，有的则是蒋的部下的抱怨。他所以坦率直言给陆军部，是他的职责使然。他对中队的评价是肯定的，他认为，中队如果能得到美国的充分帮助，是能够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的。
史迪威在日本占领的北平生活，十分烦恼，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宅院。但是，他的懂日语的助手，坚持要他拜会一次日本的同村将军，认为这是不可少的外交礼节。他勉强去了，回来便列了一张日军素质优劣对照表，长处列了6点，列出的缺点却有26条，其中不少条是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有同感的。然而，使史迪威精神上真正受折磨的是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动态度。例如，美国仍在向日本出售废铁，他所希望的那种行动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始终没有出现。
1939年5月，又一个美好的春天，史迪威离开他最钟爱的中国古都北平。依依惜别之情，在他心底深处掀起层层涟漪。他们一家人从天津乘船前往塘沽，同行的还有使馆馆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当他们要在甲板上打开午餐篮子准备聚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具溺死的男尸从船旁漂过，那具男尸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淹死的孩子，孩子身上系着一块船民用作救生工具的木板……。大家默然无语，收拾起午餐食品，回船舱里去了。正是：渤海湾里远航船，血雨腥风不扬帆；京华四年转眼过，再见京华难上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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