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魔日寇逞凶狂，绥靖政策终泡汤；
亡羊补牢犹未晚，晋阶加官备战忙。
话说 1939年9月，史迪威乘坐一艘陆军运输舰，经过长达4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回到了美国。从战火纷飞的中国大陆踏上离别四年的美国土地，史迪威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时的美国正沉醉在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之中，人们对欧亚两大洲日迫一日的战争威胁表现出近于茫然无知的冷漠。史迪威虽然回到远离战争尘嚣的祖国，并且刚刚得到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但他的心里一点也不感到轻松。
那个好消息是他在回国的航程中听到的。8月3日，当他乘坐的运输舰驶近檀香山时，美国的广播电台里公布了他被晋升为准将的消息。原来，乔治·马歇尔就在史迪威离华前的几天，越过了32位军衔比他高的军官，出任陆军代理总参谋长。马歇尔没有忘记这位曾与之在欧洲战场、天津步兵第15团、本宁堡步兵学校三次共事，并且十分赏识的老朋友、老部下。他上任后最先提名晋升准将的两个人里，其中就有史迪威。史迪威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向他表示祝贺，特别是一些和他有着大体相同经历的“不走运的中国帮”，更为他而感到高兴。他本人也完全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在军官生涯中从上校升为准将是一道不大容易迈过的台阶；而迈过了这道台阶，就意味着年已56岁的史迪威还可以在美国陆军中大显身手。
但是，晋升军衔的喜悦，并没有能冲淡史迪威心中的忧虑和怨恨。就在他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德国于9月1日出动57个师、2500多辆坦克和2300多架飞机，对波兰发动了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德国的战争行动震撼了整个世界。不到一年以前，英国人和法国人曾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拱手送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国绝不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但是，不到一年，德国的坦克集群就轰轰地开进了与英、法订有同盟条约的波兰。事实已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绥靖和妥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刚刚从中国回来的史迪威也清楚地知道，东方的日本也是迟早要对西方国家惹麻烦的。在中国，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那种大和民族不可一世的骄横和武士道精神的战争狂热。1939年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直接窥伺南洋一带的英、法、美属地。6月，日军武力封锁了天津英租界。随后又在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里寻衅滋事，向英、美施加压力。这种日甚一日的战争威胁，不能不使史迪威感到深切的忧虑。
然而更使他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法西斯强盗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面前，竟表现得那么麻木，那么软弱，那么无所作为。面对日本武力封锁天津英租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竟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签订了《英日初步协定》，宣布“完全承认”日军通过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既成态势。年初，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建议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以便向被侵略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孤立主义者在国会辩论中明显占了上风，众参两院于6、7月间先后作出决议，拒绝修改《中立法》。不少的美国人还沉溺于“孤立主义”的幻想之中，他们以为东西两面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构成了美国大陆的两道天然屏障。只要美国不主动卷入战争，谁也对它奈何不得。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盛行，使美方关于扩充编制、更新装备的要求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美人，史迪威对这种在战云密布的情况下，仍然不重视充实美国国防力量的偏狭之见，心中充满了怨恨。
史迪威怀着十分复杂、矛盾的心情，接到了对他的新的任命——出任驻扎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顿堡的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
就任之前，他有一个月的休假时间。利用这段时间，他先去了西点军校，向那里的学员做了关于中日战争的专题演讲，介绍了日军的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也介绍了中国抗战两年来的一般情况。史迪威用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经验，使这些未来的军事指挥官得以生动地了解现代战争的进展。
离开西点军校，史迪威又去了华盛顿，向统帅部详细汇报了中国战况。在那里，他看望了身居高位、春风得意的马歇尔。马歇尔已在9月1日正式就任美军总参谋长，并从少将直接领受了临时上将军衔。史迪威毫无拘束地向马歇尔陈述了对远东局势的看法，表示了对美日之间不久就会爆发战争的极度忧虑。他认为，华盛顿的高层人物对远东局势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并且抱怨那些人也许根本就没看过他在武官任上就远东问题所写的报告。
马歇尔十分了解这位性格直爽的老朋友，对他在慷慨陈词中不时夹带的尖刻语言并不在意。他认为远东形势确实十分紧迫，美队必须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他对史迪威说：“乔，你的任务就是到萨姆豪斯顿堡去，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9月24日，史迪威来到得克萨斯正式走马上任。作为一名将军，他已可以享受配备一名副官的待遇。他想到了曾在中国跟随他四年的弗兰克·多恩上尉。多恩192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38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多才多艺，思想敏捷，是个活泼潇酒的单身汉，还带有一点和史迪威极为相似的高傲。多恩愉快地接受了史迪威的要求，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成了史迪威的重要帮手。
史迪威所在的第2师，满员率只有50％。但这在当时的美军中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师是美国仅有的三个编成步兵师之一。当时美国陆军总兵力只有17.4万人，在世界各国武装部队的排名中，位于葡萄牙之后，保加利亚之前，名列第19位。除了第1、第2、第3师是有一半兵力的编成步兵师外，另6个步兵师只是空架子，二个骑兵师每师只有1200人，其他部队以营为单位分驻在全国130个营地。当年美国陆军参谋部战争计划处曾呈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我国国防系统中最严重的薄弱环节》。报告尖锐地指出，当时德国已拥有90个师，意大利能集中45个师，日本仅在中国战场就使用了50个师团，而美军却连一个满员的战斗师都没有，这种状态已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难怪史迪威和其他将军们对美国国防力量的不足与毫无战争准备忧心仲仲、牢骚满腹。
欧洲战争爆发以后，陆军的情况开始有了一点改善。国会批准了一项补充拨款法案，给陆军增加了一些军费，同时还同意把每年度征兵16.5万人的限额，增加到21万人。尽管军方对此并不感到满足，但在当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仍然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美军参谋部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原来每师4个团，约2.2万人的四四制编制，改为每师3个团，约1.1万人的三三制编制，并从原有的3个编成师扩大为5个编成师。同时，在此基础上健全与完善军战术司令部和集团军野战司令部，以增强美军的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美军编制改革的试点，就选在了史迪威任职的步兵第2师。
史迪威担任的第3旅旅长职务，井不直接管理部队。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将军，负责作战指挥工作。第2师完成三三制编制改革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冬训，并在次年1月组织了在新编制下的第一次野外作战演习。
根据克鲁格师长的安排，史迪威在这次演习中负责指挥向美军发起进攻的假想敌。多年军事情报工作所积累的经验，使他扮演起这个角色来显得得心应手。他指挥的“侵略行为”，战术多变，打破了军事常规和传统模式，使整个演习极为生动逼真。马歇尔参谋长亲自视察了这次演习，他对史迪威的战役设想、进攻的突然性和变幻莫测的战术行动感到十分满意。这位当年本宁堡步兵学校的战术系主任，总能在作战行动上出其不意，别出心裁。
不久以后的5月间，美军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第2师所在的第3集团军7万多人承担了这次演习任务。这次演习是对实行三三制编制改革后美军机动作战能力的首次全面检验，也是模仿德军初期作战的闪电战方式组织的一次对抗演习。美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到场观摩了这次演习。
演习部队分为“红军”和“蓝军”。史迪威扮演了与在第2师演习中相同的角色，担任发动侵略的“红军”司令。其麾下约有3万兵马，准备从得克萨斯州向东，入侵“蓝军”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蓝军”有4万多，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史迪威率领“红军”，利用夜晚发动突然进攻，至凌晨3时突破了“蓝军”国界萨宾河。随后“红军”一面占领若干要点，打退“蓝军”的反击；一面以大范围、长距离的突袭行动，向“蓝军”后方发起了闪电攻势。到夜幕散去，天空放明，“红军”前锋部队已突入“蓝军”腹地达110多公里，形成了对“蓝军”的分割包围，并直指“蓝军”的首都亚历山德里亚。在以后的战斗进程中，“红军”灵活地变换战术，频频对“蓝军”发动突然攻击，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史迪威从对中日战争的两年直接观察中，产生了必须做好应战准备的紧迫感，他密切注视着现代战争的发展态势。根据欧洲战争的最初进展，史迪威认为，现代战争已经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进攻形式”，这就是空中攻击、坦克集群、机械化步兵和空降兵协调一体的，全方位大纵深的攻击。他努力使自己的作战指挥体现出这样一种“革命性的进攻形式”。而当时参加或视察演习的绝大多数的美军军官，他们的战役、战术思想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上。史迪威那些“最令人惊异的”、“富有戏剧性的”进攻样式，确实使他们耳目一新，称赞不已。
演习结束后，讲评教官公正地裁定“红军”获胜。担任“红军”司令的史迪威，因此次演习的出色指挥而在美军中名声大震，从而脐身于美国陆军名将的前列。此后不久，任第3旅旅长不到一年的史迪威，在1940年7月1日被提升为第7师师长，并兼任该师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
此时欧、亚两大洲的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国在东西两大洋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在欧洲战场上，德国于4月9日出动7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旅，首先入侵北欧的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136个师，2600辆坦克，3800架飞机，对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又出人意料地穿越比利时与法国边界的阿登山区，攻入法国境内。5月26日，英、法军队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形势下，从敦刻尔克向英国本土撤退。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并随即出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法国。17日，法国贝当政府屈辱地向德国提出停战求降的要求。此时，尽管英国仍明确表示要坚决战斗到底，但已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英伦三岛岌岌可危。
在亚洲战场上，日本由于受到德、意巨大胜利的强烈刺激，其战争气焰愈益嚣张。4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声明，宣称日本与东南亚诸国和南洋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显表示了向南方扩张的意图。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粉墨登场，正式确定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南进方针。新任外相松冈洋信又将其解释为“大东亚共荣圈”，即把中国、泰国、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西伯利亚等地都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还利用法、英在欧洲的失败，分别向两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关闭了向中国运送物资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的抗战形势更加艰难。9月，日本与德、意签订了矛头明显针对美国的《三国同盟条约》，并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当然对欧洲和大西洋的危局更为关注，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严重形势，也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焦虑和不安。为了抑制日本的南进势头，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华援助，在1940年一年里，共分三批向中国提供1.45亿美元的贷款，以使中国的抗战能拖住日本的南进步伐；另一方面，则采取了一些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措施。继当年1月终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之后，罗斯福总统于7月2日颁发命令，对武器弹药、战略原料和军事器材三类物资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26日，又追加高品位油料和废钢铁为出口限制物资。9月，又决定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废钢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加紧充实国防力量。5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将美国陆军的编制数额增至37.5万人，并增拨军费17亿美元。7月，国会又批准追加国防费用50亿美元。9月16日，国会通过了美国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义务兵役法，规定凡20至35岁的男子均应登记服兵役，并将每年的征兵数额扩大为90万人。
史迪威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步兵第7师师长，自然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第7师是个新编的三三制师，兵员缺额较多，装备严重不足，要把这支部队带成能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野战师，几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史迪威一上任，就为接受大量补充的新兵忙得不可开交。新兵役法在国会通过后，全国有1600万适龄青年登记应征。史迪威的部队也因此得以补充，编制数额的满员率达到85％。大批新兵补充到部队，营房、餐厅、行政楼和服务设施，都极度紧张起来，许多士兵不得不暂时住在帐篷里。为了应付这些事务，史迪威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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