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中国任武官，卢沟桥畔起狼烟；
兵民血肉筑长城，沃伦万里闯险关。
1935年7月7日，史迪威上校到达北平。不管中国局势如何，他一到这里就感到安稳、幽静，似乎身处世界上最优美、大度的地方。15年前他到这里的第一印象立刻又浮现在脑海里。
现在，他是武官，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成员，身份和15年前大不一样了。他的住所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宅院，里边有许多小套院和红漆柱子，原来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里边客厅宽敞，史迪威请人画了一幅中国山水画，挂在客厅的墙上，还购买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过的一件华丽的罩袍，以及一些珍宝、古董，陈设在客厅里。他喜欢收藏象牙扇柄的扇子，威妮也喜欢。
在社交方面，史迪威不以身份的升高而有变化。他避而不去北京俱乐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可是，他与作过慈禧太后宫女的一位满族皇亲——一位杰出的、有教养的女人相处融洽。史迪威的家人也常招待她。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经营玉器的商人“翡翠乔”等各色人物，是他家的常客。
7月6日，史迪威到达北平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撤消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东北军第51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撤免抗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它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更加扩大，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日本军人在大街上横行霸道，用枪托子驱赶路边的中国人，向其傀儡行政长官发号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气势汹汹的声明，大吹大擂其领导亚洲各国的“神圣使命”。显然，中国被日本征服的情况比史迫感所估量的要严重得多。与此同时，中国平民乃至官员的反蒋情绪也在增长。对日本和蒋介石同样反感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公开拒绝奉者蒋命令撤离河北省的中央军通过山东地界。爱国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被留在平津维持有名无实的中国主权，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愤懑不已。甚至胡适教授也对美国人说，国民党“已经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没有埋葬的东西，都会给活着的人们制造麻烦”。
史迪威在使馆的顶头上司，是纳尔逊·t·詹森大使，一位48岁的、健壮的中产阶级人士。他1907年到中国学习语言，开始外交生涯，在汉口、重庆等城市出任过领事，1925年晋升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7年曾拒绝驻华公使敦促美国插手反对国民党人的要求，1929年再次到中国出任公使。他是第一位会讲汉语的驻华大使，对中国有广博的了解。他的座右铭是道教的一句格言“无为而无不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自己书写好这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也许由于都是务实的人，史迪威和他有一见如故之感。美界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戴维·包瑞德上尉，是史迪威的助理武官。他们三位对中国文化、中国人都有独到的见解。每每在一起谈论起来都很愉快。
南京国民党政府极力想使各国公使馆迁人南京，以显示外国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北平的外国公使大多不想去那座泥泞的城市。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仍是可疑的。但各国都在南京设立了由领事或代办主持的办事处进行工作。史迪威到北平时，英美两国为了不让日本在南京的外交级别高出一头，也都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9月，詹森率全体馆员到了南京，止或以大便身份举行了递交国书仪式。史迪威身着白色军服，佩戴着各种奖章，看上去文质彬彬，是个极其英俊的武官。第二年北平使馆所在地成了美国总领事馆，但史迪威被留了下来。因为美国认为，从军事角度考虑，继续注视华北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1935年10月，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到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史迪威的职务包括兼驻泰国武官，于是搭乘旗舰入曼谷湾登陆，到了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原名暹罗，从16世纪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到19世纪末，由于成了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而保持了独立地位。1939年5月改国名为泰国。它的西邻是缅甸，1858年被英国侵占，被划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它的东邻是柬埔寨，也是亚洲的一个古老国家，1363年被法国侵占。所以泰国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但此前的几位武官都不曾来过这里。这次泰国王室隆重接待了“奥古斯塔号”旗舰上下来的一行人，并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武官。史迪威除参加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会见外，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泰国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细报告。这是他作为武官要观察、研究驻在国的军事能力和意图的必尽职责。
史迪威自泰国返回北平时，已进入初冬的11月。日本在平津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等5省脱离南京政府，以完成日军割取华北之计划。宋哲元这次奉南京政府旨意，在日本压力下依从了。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他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但蒋介石却按兵不动。
此时，美国使馆看到，蒋介石不敢冒险同日本对抗，而宋子文却对报界说：“是抗战的时候了，即使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史迪威问詹森大使怎么看？得到的答复是：蒋宋二人意见相左，美国的政策要看哪一种意见取胜而定。
日军肆无忌惮，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恫吓。11月25日，国民党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日本要宋哲元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中国人的怒火骤然爆发出来了！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抗日游行。史迪威观察到了这个如“五四运动”一般的“一二九运动”。当时路旁的行人，都为游行的学生们鼓掌，一同高呼抗日口号，好多人不顾军警的阻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甚至连黄包车夫也振臂高呼起被禁止的抗日救国口号。这次游行立即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势不可当。向南京政府请愿的学生们，乘上京沪线火车，沿途劝说人们迫使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几个月里，北方民众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救亡联盟”等抗日救国团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在各阶层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受到热烈拥护。
史迪威在这期间，不断看到《大公报》等中、英文报纸上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1935年底，他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情况”的小册子，也给别的武官看过。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在一项照会中，还专就史迪威提供的小册子“很有意思”，表示感谢。史迪威当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熟悉并同情中国农民的苦难，所以他把的出现，看作是农民遭受压迫的结果。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
由于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利息的压力，中间人
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
了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
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
下拥有土地。
史迪威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报纸，也有他的朋友提供的。当时他在西点军校的校友、驻天津第15步兵团团长林奇上校曾对他说，1932年他从菲律宾来中国休假，在江西看到了军队，他们不抓壮了，却给士兵发饷，而且不允许他们欺压老百姓，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还有一位副领事，说他在云南看到长征的军队士气高昂，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目标一致。虽然他们装备简陋，吃不饱饭，疲惫不堪，但他们是由经历过艰难困苦磨练过的人领导的，他们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了自太平军以来不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德。
1936年2月20日，、彭德怀指挥红军长征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的13000人，以“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在山西汾离公路南侧的石楼、隰县城郊和中阳县关上村的战斗中，歼灭阎锡山的两个团又两个营，并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打退阎锡山的反击。随后红军在晋西北、晋南、晋东南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两个多月，歼敌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人，胜利回师陕北。
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阳调查了这次军事行动。他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说，红军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他还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史迪威还发现了丢下的传单、布告、宣言，强调他们代表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政策方面有了“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去发展工业”，“成立国防政府”等条文。史迪威认为，他们知道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的号召力大，而且能使他们和北方人接近。
詹森大使预料，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将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因素，这也就会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尴尬境地”。但是，蒋介石知道，同日本人促和必将危及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授人以柄，使人和他的其他许多对手能鼓动国人反对他。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已经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动的要求作为借口，再次企图赶他下台。所以，蒋介石在私下里也谈论武装抵抗日本，用意是指望美国提早而不是过晚地给他援助。这时，詹森听到了蒋介石给他捎的口信，说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詹森说，必须马上查实这种意图的虚实、真伪，免得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怎么查实呢？史迪威认为，看看他们是否在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就会清楚。这差事自然又落到史迪威身上了。
史迪威的第一站，是到广西会见李宗仁。他先到了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发觉毫无抗日准备的迹象。后乘江轮到梧州，再乘坐长途汽车前往南宁会晤了李宗仁。了解到确有蔡廷锴、程潜等一批将领要求蒋介石武装抵抗日本的进攻。
第二次出差，是了解扬子江北军队的部署情况，由此可以估计出中国政府是否在准备进行认真的军事抵抗。史迪威到了徐州、开封和洛阳，又返回徐州，乘大运河的货船北上。在观察了部队位置，辨明部队番号以后，他在报告中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抗击日军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他断定：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这份报告正本发给了军事情报部，詹森大使把抄件送给了国务卿。然而，史迪威由此对蒋介石的所谓军事才干更加藐视。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蒋介石，可能就没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若不然就
是他对准备用第一流的部队打仗的含义全然不知……如果他
真的打算沿着陇海路作战，那他要么是个大笨蛋，因为到现
在尚未做好准备；要么是个傻瓜，因为他自以为打响以后可
以立即投入战斗并能阻止住敌军。若蒋真想坚守陇海线，应
加国铁路，在南边铺设支线。在铁路以南地区修建公路网。但
是现在未采取任何行动。
为了对中事力量作出估计，史迪威还在7月、9月两次去南京调查研究。他视察了步校和炮校，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他估计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含非正规军）总共130万人，地方军队36万人。现有36名德国教官在黄埔军校任教，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办妥了购买德国武器的交易。然而，史迪威认为，由于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无法把中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军。蒋介石不是摧毁旧事物的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史迪威在南方，在中原，在南京都找不出蒋介石要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的迹象，最后又到了长春，见了“满洲国”的外交部长，日本人大桥先生。大桥对史迪威说，他们在阻止俄国实现把亚洲赤化的目标，这是日本面临的一场“极大的危机”，必须在今后三五年作出决断。这时是1936年9月。
由以上各方面看来，蒋介石给詹森的口信，证明完全是谎话。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人发动第六次围剿时，要求美国劝说日本对他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同时，一个中国上校带着上司的建议找到史迪威，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是能够制止日本的”，否则，日本终将控制中国的资源，这将有损于美国。对此史迪威在报告中说，“看来这再次表明，中国总想让别人来干他们不敢干的事”，或者说“他们不打算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日本”。史迪威再次断定，“无为”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性，他们天生讨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件。这话听来尖酸刻薄，但确实道出了当时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真相。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去发动第六次“围剿”，指挥这次m围剿的总司令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想打。因为他们是被日本人强占了家乡的流浪者，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家乡，蒋介石却逼迫他们去打。于是，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果断扣押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在蒋介石命运未卜时，外国武官们奉命赶到洛阳。史迪威是在圣诞节那天到洛阳的，正好蒋介石乘飞机也到了洛阳。使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是，扣押他的张学良将军也一起到了洛阳。蒋介石的声望提高了，而张学良却被软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民族团结与合作的迹象，使西方人印象良好。的部队编成了隶属南京中央政府的第八路军，并在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延安的报刊也可以在各地发行了。
詹森大使的报告，使华盛顿认为，中国“为实现政权民主化的真正努力终于开始”。但是，史迪威对“西安事变”后出现和解的表面现象没有这样乐观。1937年初，他对中国形势的估量是：“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南京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打……”史迪威又写道：“中国十分软弱无力，对付日本的本钱，仅有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史迪威在此期间，对中事，包括红军的作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使他看到了中国人的天资和潜力，加强了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信心。1937年6月，他和法国武官上校动身去绥远、内蒙古等地考察，然后步行到平汉线上返回北京。
1937年7月7日，史迪威的武官处得到一个通知：日军今晚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第二天清早，武官处获悉，中日军队开枪打炮，发生了冲突。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和戈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一排日军守着一具日军尸体。中国守军说日军开炮轰击了宛平城，要中国守军交出枪杀日军的中官。宛平守军指挥官拒绝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举行谈判。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他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要采取行动强占华北了。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端。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