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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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驻军津门(2/2)
    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取消,

    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国民党,,

    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

    歌曲很实在地描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情景。史迪威虽然当时不在南方,但也同样感受到了大革命的威力和影响。当时的京津,在张作霖控制下也受到革命潮流的震荡。1926年初,英国的《字林西报》公布了英国要用10万大军在两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得到了英国巨款的吴佩孚坐镇河南,与张作霖、张宗昌结盟,妄图以武力推翻在广州的国民政府。2月27日,北京各界4万多人,在前举行国民大会,领导人霍秋白发表重要演说,大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援助广州国民政府,打倒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张作霖。随后,京津都出现了不少宣讲队,开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舆论活动。

    北京公使馆和天津租界的外国人,每遇到这种形势,就视为中国起了“排外风潮”,他们对20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一直心有余悸,耿耿于怀。加上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顺江向东进军时,1927年3月,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北伐军(美国人常称为“南军”)进入南京城之际,城内地痞勾结奉军(美国人常称作“北军”)败兵打家劫舍,殃及外侨,美国领事馆人员和侨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事后北军竟嫁祸是南军所为。于是,早就集结在上海准备镇压中国革命的英国邓肯将军率领的第二舰队;从马尼拉赶来的由威廉司令率领的美国亚细亚舰队;日本的第一外遣舰队和2000名士兵;以及英、美、法各有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纷纷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往下关江面。一时间,这里集结的帝国主义军舰,多达125艘。他们为掩护张宗昌部队向江北撤退,竟向南京城里开炮,中国兵民死伤2000多人,造成“南京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大众的极大仇恨!但蒋介石却被吓坏了,赶忙委派白崇禧拜会上海各国领事,为求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一改他宣誓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说的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而申盼他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状况,并决心扫除他与列强各国间的障碍。紧接着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宁可枉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人”的对工农和人的大屠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6月,北京的张作霖逮捕并绞死了领袖李大钊和一批人。中国从南到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在天津的美国大院里,军官们在公务之余,依然参加茶会、晚餐舞会,到赛马场打马球。士兵们依然去“寻花问柳”。史迪威的工余活动仍像上次在北京那样,绝不打马球,只是偶尔和威妮参加晚餐舞会。比较起来,他最有兴趣的是阅读包括中文书报在内的读物,和几个孩子在一起讲故事,读、写汉字,学说汉语。他已是40岁出头的人了,越来越乐意享受天伦之乐。另外,他还专注于整理参加打手球赛的体会。手球是20年代刚刚兴起的体育项目,对其技法、战术和赛事规则,他都进行了精细的研究。

    第15步兵团的《哨兵报),在美国陆军中小有名气,不仅在本团和驻华美军中发行,还在全陆军各个团里发行。报上的“国内栏目”中,常有对中国局势的议论。史迪威喜欢看这个栏目内的文章,他注意到,对国民党的北伐,开始时得到不少美国人的赞扬,有位参议员撰文反对出兵镇压中国革命,他说:“富有争取独立与国家完整精神的叫乙民众,最终是不能被征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或使他们永远顺从。”“南京事件”后,包括美国官方在内,有各种各样对中国的指责,甚至国民党也说是所为。但第15步兵团的人接触过军阀部队的败兵,不大相信那些说法。到蒋介石转而屠杀人后,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改变了。树立芝总统表示,为了不使蒋介石为难,不再追究“南京暴行”的责任。他对新闻界说:在革命时期,不可能总能保护好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将要建立起来的(蒋介石的)政府,会弥补美国蒙受的损失。史迪威不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只是对于一切出尔反尔、不负责任的话,他都反感、厌恶。

    不管南方局势有什么变化,张作霖仍控制着京津。美国公使馆的处境,仍然很不妙,人们的孤立、恐惧情绪有增无减。南军是什么样,谁都没见过,所以必须有新的防范措施。

    措施之一,是驻北京的美军司令部与第15步兵团指挥部合并。接替威廉·康纳将军职务的卡斯特纳少将到了天津,加强对团的领导。这位少将已年过六旬,没有进过西点军校,穿着很不讲究,神经质,脾气暴,但他喜欢体育运动,常以自己的健壮体格而自豪。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一向爱好体育的史迪威同他一见如故,后来工作中也善于理解他的意图,成了团里从不和他吵架的军官之一。

    卡斯特纳来华之前,长期在荒凉的阿拉斯加驻防。他到第15步兵团来,决意要使这个团的胖子们体重减轻到能干活的程度,使那些养尊处优的家伙们,能够学到一点真正的军人之道。他向陆军部报告的训练目标是:步兵团要能够应付最糟糕的情况,经过三天急行军,能由天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馆,保护美国人,使他们不至于陷入“义和拳”时代被围困的厄运。为此,他身先士卒,每天围着天津赛马场步行,监督团队天天跑步,进行急行军训练史迪威以自己的长跑、短跑知识在这次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受卡斯特纳器重和赏识。

    史迪威和所有居住京津的外国人一样,是现实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许多特权,但并不赋予他们绝对安全。对于南军,他们不能区别和军阀队伍有什么不同。为此,有人问1911年到过南方的史迪威,史迪威脑子里保留的,是上海青年报名当革命军的样子,他们纯洁、朴实;而在梧州见到的“革命军”却和土匪一样野蛮、残忍。他在中国的经历,教会了他对于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的人,要冷眼以对,甚至使他养成了从不幸和坏的角度推测生活的习惯。这期间,他常常想到的是威妮和孩子们的安全,万一有风暴,怎样进入美国大院?仆人们是不是靠得住?他一一作了推测,并写在了日记里。

    北军接连败下阵来,向江北撤退。参加过八国联军的美国海军巴特勒将军,从上海到了天津,和第15步兵团以及英、法等国驻军的司令官们,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如何确保京津各国侨民的安全。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各国都把京津驻军扩充一倍。日本已将一个旅从大连调到青岛。卡斯特纳将军也向美国陆军部提出计划;为确保京奉铁路畅通,总兵力要达到25000人;5月份的运输舰,应把马尼拉准备援华的部队运来,返回时把妇女儿童从华北送回美国。巴特勒将军认为,北方局势比上海的形势更严重,他要给天津调来一个海军陆战旅,有4000多人。

    到达天津的海军陆战旅,装备有20架飞机,还有一些轻型坦克。这是别国的派遣队无法相比的,因而在天津大出风头,惹得第15步兵团的官兵很恼火。陆战队官兵熟练、出色地从舰艇上卸下了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关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以及成堆成堆的弹药、补给品,显示了美军雄厚的实力。但巴特勒警告官兵们说,绝不容许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如果哪个陆战队员哪怕是向一个中国车夫动武,也要受到军法制裁。

    巴特勒和卡斯特纳两位将军,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准备随时去北京解救公使馆和美国侨民。为此,要加固公路桥,以能承受住坦克通过的压力;要在白河河口修建战时飞机场;还有其它的战备工程,一个接一个,都要同中国有关方面沟通关系。他们要史迪威做联络官和全权代表,取得当地中国人的支持与合作。巴特勒将军天天乘飞机往返于北京和天津、大沽之间,督促、协调工程进度,很快便做到了能够紧急出动。装载着机枪、弹药和10天给养的卡车,都加满了油,随时可以启动;一个营的兵力可以在接到警报14分钟内,乘车开往北京;飞机5分钟之内可以起飞。同北京各公使馆商定的计划是:一旦爆发“排外”运动,立即派兵占领天坛,以此作为侨民集结点,然后用卡车、飞机将他们撤到海滨、港口……

    南军接近徐州了!这个紧急消息立刻使公使馆、美国大院的惶恐、忧虑骤然加剧起来。

    美国人估计,若南军真的到了徐州,北军是守不住济南的。那么,天津转眼就会成为作战区域。南军的进攻会不会顺利?败退的北军会给京津造成什么影响?京津的北军会怎样?美军该制定怎样的应急计划?这些问题,史迪威都想过,虽然他不是驻军指挥官或决策圈里的人,但曾是欧洲战场情报官的他,有不断观察、分析战局变化的习惯,他还是把想过的问题,以及种种计算,都写在了笔记本上。他得出的结论是:若等北军败退下来,再集中,妇女、儿童向海滨撤退是不适宜的。

    亲眼见过京津“义和团”厉害的巴特勒将军,从不掩饰自己心中的余悸,甚至在下属面前也一样。他直率地提出,如果南军到来,谁能保证不出现“南京暴行”?若大沽、秦皇岛港口都遭到中国人攻击,谁阻挡得住?

    美国公使和巴特勒、卡斯特纳将军,焦急之中一致认为首先要获得关于南军和北军的可靠材料。他们认为,来自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们的消息、情报,都不可靠,不能据此判断局势变化。虽然进行情况调查有种种困难,但还是必须派一名美官亲自出马才行。本来这应是武官处的任务,约翰·马格鲁德少校责无旁贷,但公使和将军都选定要第15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担此重任,因为他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以前有过多次惊险旅行。大家公认他为人正直,有极强的责任心,叫人信得过。

    史迪威也愿意担此重任。尽管他要丢下4个孩子和即将临产的妻子,他还是毅然于5月26日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和他同行的有仆人老赵,这是他左思右想后选定的随行者。事后证明,他选对了,老赵确实是个勇敢、诚实而又能随机应变的人。在事关生死的紧要关头,史迪威还真的感到老赵有燕赵豪杰之风,注重信义,临危不惧。一路上多亏有老赵照护,他才得以顺利行进,化险为夷。

    上了火车才知道,南军没有过长江,徐州在山东军阀张宗昌手里。人称张宗昌是“狗肉将军’”,传说他身高两米一还多,体格赛大象,脑子如蠢猪,性子如虎狼,就是看他一眼都有三分危险。

    张宗昌现在是奉系直鲁联军总司令。他原籍山东掖县,年轻时当过搬运工,在海参崴华商总会当过门警头目。投靠张作霖后,当过旅长、军长。人们还送他个绰号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别人给他数过,他有42个姨太太,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有21个白俄、一个邋邋遢遢的美国人。每次出发作战,都要有两节专用火车厢拉着她们一块去。最奇怪的是,他的专列单挂一节平板车拉着一具雕刻华丽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说,如果他不能征服敌人,就躺在这具棺材里回来。可是这一次,张作霖令他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接替孙传芳驻防。他镇压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却被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掉3000多人,他狼狈不堪地退过长江,到了徐州一济南一线。

    撤退中,张宗昌并没有躺在棺材里,有人见他坐在棺材上面,醉醺酥醺,还吸着烟。山东在这位军阀的“督办”下,1927年发生了饥荒,不是因为水灾、旱灾,而是由于他的苛政猛如虎,无止境的横征暴敛。在他的奢华衙门里,大批形形色色的军官成了他豢养的食客,吃饭用的是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每餐每桌必备白兰地、香摈酒和40道菜,据统计,每顿饭要吃掉5000美元。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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