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肉将军”张宗昌，“撤退大帅”臭名扬；
沃伦孤胆闯徐州，血雨腥风路茫茫。
话说史迪威和老赵，到徐州的时候天色已晚，闪闪烁烁的灯光里，只见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来往往，间有骑兵奔驰而过，还有些醉醺醺的白俄在大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找了几家旅馆，都不收留他们，老赵只好领着史迪威到了基督教青年会汤会长的家里借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街上一看，徐州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了！
徐州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的交会地，四省遭饥荒、战乱逃难出来的老老少少露宿街头，靠当地的一点点施舍维持生命。街上的倒卧者、死尸无人过问，路人不小心就会被这些死尸绊倒。难民们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和要饭的瓦罐，一无所有，他们能乞讨到的也仅仅是一块豆饼。这些常年辛勤劳作的农民，大车和牲畜被军队征用，青年男子被抓去当兵，粮食被蝗虫般的大兵吃光，连房屋的木料都被拆去当柴烧了；妻子遭污辱，家庭流散……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悲惨情景，史迪威看在眼里，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厚和强烈。他在笔记和日记中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情，也在发泄这种按捺不住的感情中煅造了刚烈的性格。
史迪威说，他要去见张宗昌，但多方试探都告失败，便趁这个时间到市区游逛起来。最使他讨厌的是大街上奔驰而过的俄国佬骑兵队。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兵器，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没有国籍的亡命徒，他们最凶狠，最残忍。除了这支“百人骑兵队”以外，为张宗昌卖命的还有一个由白俄将军率领的3000多人的步兵旅。这个旅还有4列装甲车。
在徐州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史迪威发现有200节车厢、20辆机车和3列由俄国人担任机组成员的装甲列车。他对部队番号有兵力进行推测时发现，士兵有枪的不过30％，别的人是赤手空拳的；20％左右的士兵身高不过一米四五，年岁也很小。史迪威想；这群乌合之众一打仗除了逃跑还能干什么呢？有人对史迪威说，北洋兵最怕“红枪会”。红枪会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乡下人，拿起大刀长矛袭击小股散兵的群众团体。为保卫乡里平安，打起仗来毫不留情，只要被他们的长矛刺中，四五个小时以后就会死去。
在徐州的几天，食物的补充全靠老赵多方奔走买到一些罐头。张宗昌的部队在为大调动作准备。史迪威几次去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动向，记录了运兵列车的数目及兵力装备情况，他还多方推测张宗昌的企图。他从士兵中得知，部队已5个月没有发晌，有的甚至1年没有发饷，他们的给养也只是馒头、米饭、白开水。史迪威心想，这样的队伍哪里挡得住南军的进攻？
史迪威获悉，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占领郑州。这个消息使史迪威振奋，却加重了张宗昌部队的恐慌和混乱。1922年史迪威在陕西和冯玉祥共事的那段时间是愉快的。他对冯玉祥怀有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冯是真正的军人。现在，他的队伍有20万人，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力量的北翼。本来冯属直系，后来，他变换了盟友，为发动北京政变而和奉系、皖系联合。但奉系的各种违约行为和背叛，迫使他辞职，赴莫斯科考察。现在他回来重新统率国民军，自西北转战到河南，攻占了郑州，使张宗昌的侧翼受到威胁，如不撤退难免受到南面和西面的两路夹击。
不出史迪威所料，张宗昌的队伍开始撤离徐州。这时，史迪威离开天津已经五六天了，北去的火车每半小时开走6列，他和老赵很想尽快随车离开徐州。张宗昌的火车都停在车场里，但是不允许他上去。他们试图硬挤上一辆运兵车，同样被赶了下来。
史迪威再没有办法离开徐州了。他想向西去找冯玉祥。老赵说有上百里路，难以穿过红枪会区域。往东去呢？红枪会的人更多，而且还有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留下来坐等南军到来。基督教青年会的汤会长认为南军好，他有朋友在南军，留下来比走要安全。
6月2日上午，汤先生告诉史迪威，国民党军队到了徐州，他们不打人，不抢劫，行为规矩。汤先生怕惹出麻烦来，仍不准史迪威上街抛头露面。史迪威也担心国民党军队不问青红皂白，把他逮起来。这样他又在青年会躲藏了整整4天。这是非常难熬的4天。为了克制自己的烦躁情绪，他每天以画画、跳木马消磨时间。又过了两天，他终于在老赵的帮助下到了大街上。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南军士兵是些很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小个子，他们身体瘦，脸黝黑，很健壮；他们喜欢美国人，认为美国会帮助他们。更叫人高兴的是，街上的店铺有的已经重新开门营业，妇女也敢在街上来往了。古城徐州像是又复活了。
史迪威返回天津后呈上的报告，给了南方军队很好的评价，再一次证明他的军事观察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是公使和将军坚持要选他南行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事物，情报才真实可靠。南军和北军的鲜明区别，首先在军纪方面，南军军纪严明，老百姓欢迎，妇女敢于出门，就是凭证。再就是军官素质，南军的连级军官是18至22岁的学生，北军的连营两级军官，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在任何情况下，南军都能打败北军的“乌合之众”。但南军没有把运输车辆运过扬子江，只靠马车和牲畜运送补给品，所以只能打到徐州。张宗昌把铁路机车、车皮都开到了北面，南军只有恢复铁路运输，才能向北挺进。
史迪威断定，张宗昌的军队除了那批俄国人之外，根本没有战斗力。南军进攻只要不停顿，毅然北进，张宗昌的军队很快就会上崩瓦解。
公使认为，史迪威的报告，是关于当前中国局势的第一份可靠的情报。他又当面听了史迪威的叙述，问了许多细节，并热情表示对史迪威的刚毅品格十分钦佩。卡斯特纳将军也在部属面前郑重地表彰了史迪威的办事才干和效率。这位经过长期艰难磨炼的将军，最懂得史迪威英勇行为的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他动情地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表现英勇是常见的，但任何一个人要想像史迫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部队中，同数万名无知的，并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人进行接触，还需要大得多的勇气！”
中国的局势不出所料发生了变化。南军北氏到徐州，再没有北进。这决不是因为张宗昌把火车都搞到了北面，而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那样，被新旧军阀的派系斗争和掌权后的断送了。
原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徐州之后，便扬言20天之内包围武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得知，便把河南省交给冯玉祥，要反蒋的唐生智、张发奎部从郑州、开封地区调回武汉，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这样，原定要打到北京推倒奉系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雄踞中原战略要地的冯玉祥，成了蒋、汪拉拢的对象。冯先是参加了汪精卫“讨蒋、分共”的郑州会议。接着又参加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徐州会议”。会后蒋、冯联名发表“意见一致”的通电。冯发专电致江集团，促宁、汉合作早日实现。冯已决定和蒋介石站在一起，在所属部队里，将刘伯坚等员和苏俄顾问“礼送”出去，并多处作讲演，令所辖的“豫陕、甘三省政府通饬各具，严防”。很显然，冯已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离开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北伐大厦倒了一根大柱子。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人，镇压工农群众，并扬言发兵南京讨蒋。这时，日本拉拢蒋介石与张作霖结盟反冯，遭蒋拒绝，蒋把此事如实告诉冯，取得了冯的亲近和支持。冯为援蒋而驻兵武胜关，钳制唐生智东进讨蒋，又为蒋克服了一大危机。
8月1日，在中国领导下，国民革命军一部分主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冯玉祥致电蒋介石，呼吁宁汉双方合作。但汉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宁方则坚持反汪、反唐生智的立场。这时，宁方桂系李宗仁愿与汉方妥协，并调其部队控制了南京周围。当蒋令桂系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时，白拒绝执行命令。蒋感到指挥不灵，便以退为进，下野离开南京，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登船去了日本。
史迪威看到京沪报纸关于蒋介石“昨天已到长崎”的报道，和许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蒋不会善罢干休，将等待人们把他当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请回来。
就在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遂命令张宗昌、孙传芳沿陇海路攻击冯玉祥，沿津浦路向南京反攻。
南京方面，桂系指挥不动全局，局势相当混乱。冯玉祥的部队自顾不暇，无力支持南京。南京以放弃让汪精卫下野并可来宁为条件，向武汉呼吁合作，共同出兵对孙传芳作战。9月，宁方部队挫败孙传芳的进攻，汪却没捞到大权，便返回武汉去了广州。10月，南京决定举兵讨伐唐生智。11月，讨唐战争胜利，桂系部队占据武汉，结束了宁汉对立局面。
1927年冬天，史迪威应《哨兵报》邀请，撰写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因此，他对中国局势的变幻有了更深一层的观察和了解。他和编辑都认为，中国正在痛苦中挣扎，处于这个国家中的报纸，应该认识周围的环境。他们赞同公使馆对国民党所持的怀疑看法，不赞成美国国内一些“感彩很浓”的人物的见解。这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以美国利益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导致误解。报社希望史迪威每周写一篇头版的文章，介绍中国的风云人物。
史迪威写的第一个人物是张作霖。对这位1875年出生的奉天海城人，他认为他的发迹主要是在1904—1905年，在打了19个月的日俄战争中，他包揽并垄断了日、俄双方共50多万军队的粮食、军需买卖，聚敛了大量的钱财，使他登上军阀宝座有了雄厚的基础。史迪威经过一步步考察之后。为《哨兵报》撰写了可供几个月连载的《张作霖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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