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营里每所房子的墙上，都画着陕西、中国和世界地图。每个士兵房子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划出了近50年内丧失的国土。
操场上，士兵们正练习单杠大轮转动作，其熟练程度让人吃惊！冯玉祥自豪地问史迪威：“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团体的人，能一个个地到单杠上去作大轮转动作？”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的士兵在读圣经。许多士兵能读书、写字。在工场里，官兵在学鞋匠、木匠、铁匠、裁缝等手艺，带队军官和他们一起干活。史迪威发现，有的中尉、少尉是由二等兵、军士直接提升的，冯将军告诉他，晋升上尉后，要上半年的教练课。史迪威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官受到的理论训练太少。
由于冯玉祥信奉基督教，是有名的基督将军，外国报界特别推崇他，描写他爱穿棉大衣，外出骑自行车，跟随他的卫队也骑自行车，他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但是，冯玉祥邀史迪威吃饭并不是普通士兵的伙食，而是有肉丸子汤、新鲜蔬菜、鸡肉、烧羊肉、炒鸡蛋和馒头。也许这是接待贵宾的饮食规格。
冯玉祥调集出40名军士，做筑路工程的监工和工头。史迪威同承包人、中外工程师及助手查询并商量施工事项后，便带着他们到城北工地，一面筑路，一面培训，成果是令人满意的。他看到这些人守纪律，团结好，特别能干，对筑路工程充满信心。
然而800多名劳工的工具不齐全，只有镐头、木锹、土筐，连一个夯石都没有，工程很难上轨道。工人水平太低，有的事讲过十几遍还是干不好，工头们也感到很失望。史迪威不辞劳苦，精心筹划、指挥，使混乱局面慢慢变得井井有条了，工程在不断进展。
史迪威怎么也想不到，恰在这时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的部队已于4月14日开进山海关。冯玉祥属直系，受吴佩孚统辖，他接到部队调动电令后，3个小时内便把2个师3个旅和卫队团集结完毕，向河南开进。
渭河河津一片混乱，七八条渡船上挤满了骡马、大车和民工。史迪威来不及下船，船夫们一面推动船尾离岸，一面呼叫着拦阻人们继续上船，但挡不住，以致挤得船上的人掉进河里。史迪威也被挤下了河里，一个不相识的船工把他背上了岸。他站定一看，工头们不见了，后来的大车被军队征用，劳工们散掉了，筑路工程不得不作罢。史迪威十分恼火！
冯玉祥的参谋长来邀请他一起到河南去，史迪威决定返回北京。来人一再劝解、挽留，他不为所动，收拾好行装就上路。刚走出两英里，一位通信参谋骑自行车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交给他一条毛毯，说是冯玉祥的临别赠礼。随后又领他到了潼关东面一座旧寺庙里，冯玉祥将军要在这里为史迪威举行送别宴会。
广场上集合起了一个团，冯将军请史迪威检阅。他陪史迪威登上几张方桌、条案搭起的检阅台，把史迪威介绍给官兵，称他是欧洲大战的营长，擒住了德国造毒气弹的凶手，得了美国总统的勋章，他会说四国话，是我们的好朋友。史迪威知道，他的介绍一半是尊重自己，一半是给他的官兵壮声威。
送别宴会比欢迎宴会的饭菜更简单，而且气氛冷峻。冯玉祥感叹公路修不成了、不能修了！他历数张作霖勾结日本的十大罪状，以表明他出师的大义。他向史迪威许诺，打败奉系再修公路。史迪威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打内战，老百姓悲叹，中国地盘被争来夺去，哪里也修不成公路；你离开陕西，陕西会回到老路上去。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为中国的命运感到忧虑。
史迪威一行用了18天时间，在风陵渡渡口过了黄河，穿过中条山和火焰山之间的平地，沿汾河河谷北上，一直步行到太原市，才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京汉线上，火车多次给张作霖的运兵列车让路。不久，奉军又失败北归。
6月，史迪威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威妮和孩子们如释重负，公使馆的同事们为他能在战乱中安全到家表示钦佩。他在此后为自己和一位中国将领有了患难之交感到欣慰。后来，他每次到中国任职，直到抗战期间在武汉、在重庆，冯玉祥都设法和他见面，不管局势如何，在心底深处，他们的共同点越来越多。
自1920年9月史迪威踏上中国土地，到1922年6月，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古都北京、西安和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的许多地方。他看到了中国的灾难和混乱，他感触很多，思考过很多，有的说了出来，有的写了出来，也许还有更多的没有说出来，没有写出来，而在心底翻腾着、贮藏着。再有一年他就满40岁，进入中国人所称的“不惑之年”。在人生旅途中，这个年龄段，是以遇事能明辨不疑为特征的。许多人就是在“不惑之年”留下了很多影响未来的辉煌记录。
然而史迪威仍是在紧张的奔波中度日的。他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也是在这种奔波中不断深化和鲜明起来的。
1922年9月，是史迪威到中国来的第三个秋天，他接受了去西伯利亚的任务。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日本关东军总部和南满铁路总部都设在这里。实际上，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命脉也掌握在他们手中。让史迪威十分恼怒的是，在沈阳这座中国城市里竟没有中国邮政同外界联系，而只有日本邮政。
他继续北上去哈尔滨。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行驶，他看到这是比德、法两国的总面积还要大的地区。然而，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从西向东横跨这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则从南到北控制着它。多重的灾难呀！主人的权力却被外来者剥夺在手里……
史迪威到达海参崴后，看到日本军队好像正在由东往西撒，但没有船接他们。在城西可看到黑龙江湾的一座小山上，日本兵在使劲地挖掘什么。全城到处有日本人乘坐着美国汽车跑来跑去。
史迪威自日本返回途中经过朝鲜，到处看到日本人那种凌驾于一切外国人之上的高等民族的优越感。他们故意在护照上找史迪威的麻烦，长时间地加以询问。然而，史迪威仍然有在日本游览的兴趣，享受小岛松林的幽静和芳香，俯瞰海峡风光。
史迪威在北京的第三个冬天常常到东城、西城的旧书和文物商店里去。位于南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萃文阁等学者、画家的光顾之地，也使他乐而忘返。这是他的中文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标志，他开始进入蕴藏无比丰富的汉学宝库，在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寻找了解中国当代行程的根底和可能预见的轨迹。
192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趁着40岁生日，带着孩子们游览了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可以看到春草破土、树叶吐绿的地方。他还不顾路有积雪登上了长城八达岭，在居庸关前和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的望京石上驻足。他要保持自己虽然已到中年，却还像青年一样步履骄健的体魄。
4月，史迪威想试试自己的汉语能力，不带翻译，不搭旅伴，独自一人到了长江以南沿海的浙江省、内陆的江西省和湖南省。有时他一人步行在堤堰小路和陡峭的山坡上，有时则独自乘小舟在水乡间荡漾，江南春天的田野景色，实在使他心旷神贻。
同时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江南农民的勤奋、聪慧。他花了几天时间，徒步在靠近山区的乡村旅行，每天走十到二十英里。道路是仅能走独轮手推车的小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那种装得满满的独轮车，只有中国人才有足够的耐心、力量和技巧驾驭，史迪威钦佩他们，喜欢接近他们，认为他们非常善良、厚道，对外国人是友好的，尤其对美国人，没有恶感和戒心，认为美国人是中国的朋友。史迪威同他们攀谈，认为他们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只是要求不要打扰他们，使他们能过太平日子。。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史迪威又接受了作为武官代理人的最后一项公务——北上外蒙古。6月下旬，他乘火车赶到张家口，当时那里是铁路的终点。接着又坐了三天汽车，抵达外蒙的首府库伦。外蒙古已处在苏维埃俄国的影响之下，苏俄红军于1921年进入这一地区，支持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当地的蒙古人要求从中国独立的趋向已十分强烈。史迪威在给使馆的报告中写道，库伦到处可见俄国人插手的迹象，一支有500多名步兵和骑兵的苏俄红军控制着这里的局势，他们有少量机枪，但缺乏弹药，没有攻击力量。他认为，蒙古人已经决心摆脱北京政府的统治，这个地区可能会永远地同中国分开。
1923年7月，史迪威担任语言军官的4年任期已满，陆军部要他回美国￥体宁堡步校进修战术课程。家居北京的三年，使史迫威和他的家人对这座文明古都和热情好客的北京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小女儿史文森生在北京，已长到两岁多，正（口衣）呀学语地模仿着好听的北京话。虽说是返回祖国，他们却有一种离别家乡的感觉。7月9日，他们登上了离华赴美的轮船，史迫威望着这块广袤的大陆百感丛生。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也对这个与美国西海岸隔洋相望的国家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创造辉煌业绩铺下了重要的基石。正是：光阴似箭留不住，回首再看艰辛路；人间珍贵心相印，情系京华若故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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