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晋赴陕把路修，多才多艺显身手；
结交西北诸名将，体察民情识九流。
史迪威在北京完成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业后，很想到外地去开展工作，检验一下自己的语言功力，也进一步熟悉中国普通人的口头语言。经过他积极有效的活动，同银行团有来往的国际赈济委员会愿意把他从陆军武官处借出来，派往山西担任修建汾阳——离石公路的总工程师。这项任命涉及方面很多，尤其是要得到山西省省长阎锡山的认可才行，所以确实费了些周折。
按设计，汾阳一离石公路全长82英里，路宽22英尺，坡度不超过6度，路面全用石子铺，共有劳工6000人。史迪威手下的工程技术班子，有12名外国人，一名美孚公司的工木工程师，一名瑞典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还有一名从天津租界来的英印军队退役军官。
1921年4月，史迪威撇开北京温馨的家和舒适的生活，乘火车到石家庄，换乘窄轨火车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山西是阎锡山的天下，外省的宽轨火车不能进他的地盘。用窄轨而不用宽轨，除了别的用意，也为了省钱。他常对手下人说，算盘底下有大洋，张作霖十元当一元花，段棋瑞能一元当两元花，我要一元当十元花。山西是煤铁之乡，什么不能造？所以，他不向外国买军火，他认为那样一费钱，二要通过北京政府，受制于人。1920年，他设立了制造军火的“军人工艺实习厂”，由混成旅长商震兼厂长。厂里聘有8名外国工程师，英、法、丹麦人各1名，另外5名全是德国人。他重用外国人制造军火，不单单装备山西军队，还想向外省推销，借以扩张势力。他修建汾离公路，也怀有这种用心。那个年代，有地盘才能养军队，有军队就能夺地盘。趁直皖战争空隙，晋军已插足于察哈尔、绥远两省。汾离路终点，过黄河不远就是陕北重镇——绥德城。十几年后，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时，晋军在那一带已驻扎了两个团。
对于史迪威来山西任筑路总工程师，阎锡山和商震都感到脸l有光。因为商震知道史迪威是欧洲大战中得过美国勋章的英雄，对他怀有敬慕之情，在阎锡山面前也极力予以赞扬。所以史迪威一到太原，给他接风洗尘的欢迎宴会不仅菜肴丰盛，而且气氛特别热烈。商震比史迪威小几岁，眼界开阔，思维敏捷，他用在保定军校时学就的英语同史迪威交谈，史迪威也用汉语夹英语了解山西的情况，两个人一见如故。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又成了共事的同仁。
汾离公路起自贯穿大半个山西的汾河西岸，在吕梁山的一条河谷中穿行，经向阳、吴城，过离石，到黄河东岸的军渡。但不知什么原因，离石至军渡的一段，不在筑路计划之内，而往东接同蒲铁路的平遥一段，也在计划之外。
史迪威还是老习惯，不过问职责外的事情，只是精心组织、指挥计划的实施。他每天骑马或步行，沿公路线察看地形，实地检验并修订公路设计和施工计划。他不辞劳苦，一丝不苟，该查实的，不管道路多么崎岖，也必定查实；该修订的也决不允许敷衍马虎。十几位各司其职的工程师，都仰慕他的学识、经历和威望，同他合作得不错，整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是年刚刚38岁的史迪威，率领6000人的筑路队伍独立完成的第一个筑路工程，用尽了他在西点军校学的军事工程课的全部知识；也为他按中国条件和情况建设公路摸到了不少经验，充实了新的知识。
全靠两只手挥镐舞锹的筑路工，大多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史迪威对踏实干活的底层人是富有同情心的，所以很快便在他们当中有了“说得上话”的朋友。他学他们说话，他们也高兴同他说话。语言的勾通真奇妙，使他从生动的俚语、方言中，更了解了普通人之间非常多的共同点，也仿佛真的打开了理解这个东方古老文明民族的大门。于是他一有空便去和他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想不到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来往和熏陶，不仅使他脑子里贮存了大量从社会最底层视察中国的感性知识，而且若干年后，他一说汉语，总带有明显的山西口音。
6000人的施工队伍，是按30个人一小队编制的，每小队有一名监工，一名工头。史迪威厌恶那种对劳工颐指气使的监工、工头和油嘴滑舌、穿着绸缎长袍的承包商，但天天又要和他们打交道，许多事情仍要靠他们办。他们各种各样的面孔和行为，同军队相比确实复杂多了。但他善于适应环境，依情势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付，使他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洞察，比以往深刻了许多。
进入6月，天气越来越热，史迪威仍然背着他的野战背包奔波在筑路工地上。他的背包里有罐头、食品，但他还是常常和中国人吃一样的饭，只是晚上不睡乡民的土炕，而睡自己用门板搭起的床铺。到达离石施工时，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和驻军团长，为他举行了有50多道菜肴的欢迎宴会，他骑着一匹瘦马，在军号声中检阅了驻军团长的队伍。离石原名永川，是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有三川河、北川河流经此地，史迪威在北川河畔传教士家的避暑胜地附近，发现一处可以把北京的全家人接来消夏的好地方，他仅用40美元就把一间空旷的房子搞成了“别墅”。
6月，天气越来越热，史迪威返回北京，和威妮带着九岁的小乔，七岁的南希，还有老三塔特和出生刚满100天的婴儿，以及保姆、仆人等一行，乘火车到了晋中。剩下的一段路，由史迪威开了辆破旧的福特汽车赶往离石。路上每逢停车时，四周农民都跑来看，看外国小孩的眼球是不是蓝的？看外国“婆姨”是不是和中国人一样给孩子喂奶？当汽车陷进辙窝、泥坑时，会有不少人立即来帮助推车，见车子又跑起来了，人们便哈哈大笑。他们是温和而有礼貌的，威妮对于农民的笑脸留有深深的印象。他们一家到达住地当天，跟在后边拉着仆人和行李的马车也平安到达了。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口号，使山西不受战乱灾害，这在史迪威看来是名副其实的。
他们的新居是新粉刷过的一个通风、宽敞的大房间，房梁、屋顶、檀条虽然粗糙，但都是崭新的。他们是这里的首批“居民”，院子里有各种野花，院子外边，北川河沿岸有垂柳，还可闻鸟鸣，看蝴蝶飞舞；北侧山沟有泉水瀑缓流过；南侧山坡上有羊群低头啃草。威妮和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天天都玩得很开心。
7月下旬，工程到了收尾阶段，史迪威把剩余的工作托给一位助手，自己则开始就地环游。他先是骑马向南进吕梁山区，经中阳到石楼，这一带几个县当年有义和团起义，打着“兴中灭洋”的旗子，攻下隰州城，惩办助“洋鬼子”肆虐的官员。返回来他顺三川河而西，经柳林到军渡渡口观赏黄河最窄区段的壶口瀑布，最后是沿黄河东岸北进，在颇为繁华的碛口镇小憩。镇上的行政官员，希望史迪威把公路延长到镇上。
史迪威不是作家，但有作家的头脑和观察力，以及比作家还勤快的动笔习惯。回到自家的“别墅”之后，他情不自禁地就自己在工地和此行的见闻与感受，以《中国生活散记》为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纪实小品。对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描绘得栩栩如生，有许多对话十分精彩，使人感到谈话人就在眼前，像契可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有声有色、神态逼真。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其中一篇有关筑路的文章，他还获得了100美元的酬金。
8月1日筑路工程圆满完成。史迪威全家回到北京。使馆的同事们对他在军阀混战中完成了一项建设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在驻京记者群里，他的冒险业绩，被传扬得带了不少传奇色彩。
11月，一批外国记者和国际赈济委员会成员，跟着史迪威到了山西汾阳城，参加汾离公路通车仪式。一项不大的，但却不寻常的交通建筑工程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想不到，过了11年，也即1932年，史迪威见英文版的《字林西报》报道，汾离公路由干无人保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十分惋惜。
1921年冬天，是他一家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仆人们把防寒的事情做得使他们全家人都很满意。家里的温馨气氛，使他常常想起童年时代扬克斯的家。和在东交民巷参加同事们的聚会相比，他更愿意同家人在一起。孩子们长大了，他已接进中年，作父亲的责任心和乐趣也明显增加了。儿子和女儿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编写图文并茂的动物寓言诗，引发孩子们动脑筋，还教他们念、写汉字。念、写当中，他顺口讲些中国的笑话、故事，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乐趣。他很重视让孩子们锻炼身体，除了在院于里做游戏，有时还带他们到城墙上漫步、到十三陵远足。
过感恩节的时候，他特意让厨师到全聚德买来烤鸭，使节日增添中国色彩。北京过春节的热火情景也吸引了孩子们。他在家里挂起了大红灯笼，贴上“福”字，带孩子们到隆福寿、护国寺逛庙会，像北京人一样迎接春天的到来。
1922年春天，与山西省相邻的陕西省最高首脑冯玉祥将军同国际赈济委员会谈判成功，要修一条由潼关到省会西安的公路。他们一致要求，仍然由史迪威少校任筑路总工程师。
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看来，老本杰明博士的信条“男子不工作就是罪过”，在他身上的烙印是很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闲不住了。尽管他知道在中国野外工作生活很苦，他还是毅然告别温馨的家，乘火车出发了。
火车到河南省灵宝县不能再往前走了，冯玉祥将军派来的一支骡马大车队在迎候他。从这里到西安，有整整8天的路程。史迪威为了免受坐铁车的颠簸之苦，一路上多是步行。到达临潼时，一队哨兵拦住了他们。原来，冯玉祥将军特意安排他们在华清池洗个温泉澡。这是史迪威离开北京以后一次最快乐的享受。
第二天，他轻轻松松走进了汉唐古都西安。城墙又高又厚，城内竟有荒芜的大片空地。粉刷过的墙上，用蓝色颜料写着各种劝世箴言，“耕地、织布、读书”，“不要吸烟，不要饮酒”，“公平交易”，“孝敬父母”等等。使他感到振奋的是，在街上行进的队伍，唱着基督教的圣歌，队列整齐，官兵精神饱满，枪擦得很干净。给他的印象是：这里比山西有朝气。
冯玉祥的司令部设在老皇城。冯玉祥生于1882年，比史迪威大1岁，今年41岁。他身高体胖，住在一座小砖瓦房里，说话慢吞吞的。史迪威感到他是位实实在在、没有架子、易于结识的人。交谈中，他对公路能不能筑成并不那么热心，热心的是军火问题。他要史迪威先参观他的武器库、兵营和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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