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负伤未补偿，战时军衔全撤光；
再辟新路学汉语，华夏古都观沧桑。
话说1919年7月，史迪威回到美国同家人团聚。亲人们都为他的眼睛受伤着急，妻子威妮更是担心丈夫的眼伤治不好会断送他作为军官的前程。
经过医生再一次检查，确诊他的左眼瞳孔已变形，幸亏右眼尚好，视力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关系不大，一家人才放下心来。但是，史迪威生来秉性刚烈，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伤势，凡属职责范围内的事，仍旧那样不辞劳苦，一丝不苟，致使左眼渐渐起了白内障，右眼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威妮记得，史迪威在眼睛受伤之前曾来信说：“希望那位昏愦的蠢才总统，不久将对那些赞扬、敬意和其他废话感到厌烦，从而真正开始和谈，使美队可以回国。”若真是这样，他哪里还会受伤增添如此不幸？史迪威夫妇这种愿望乃至抱怨，自然不只为他们所独有，也为千万远征军人及其家人所共有。即使没有亲人参加远征军的，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在战场上阵亡、受伤致残，原先那种对德国同仇敌汽的热劲也日渐冷了下来。
9月间，潘兴将军率第42师乘“巨兽”号返回美国后，美国人为他们接风洗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阅兵。潘兴将军骑在马上，威风凛凛，25000名远征军士兵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穿过彩带飞舞的百老汇大街。纽约市民拥在马路两旁，迎接凯旋的英雄们。满怀感激之情的国会议员们也异常慷慨起来，立即投票决定，晋升潘兴为正式四星上将。
史迪威等早在7月归来的远征军将士们，无幸得到这种荣耀。但享受了这种荣耀的将士也和他们一样，越来越感到原先的。热”在变“冷”，担心起自己的前程和安置问题来。
就在此时，许多军官收到了陆军部发来的撤销他们临时军衔的通知。史迪威被撤销临时上校军衔，仍旧是个上尉。从1904年21岁当少尉，15年过去了，36岁的史迪威还在尉官的台阶上。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国会已经就军队的前景展开辩论，议员们高喊着要减轻纳税者负担的口号。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提出，陆军常备军削减为50万人。裁减军队，这意味着军官晋升的机会也将减少，军官在一个军阶上往往又得干上一二十年。
史迪威自欧洲战场回来以后，本来就十分刚烈的性情，变得更容易发火。对于自己在陆军的前程，他不想再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急匆匆地前往华盛顿，拜访了在陆军部人事局任职的老同学昌西·芬顿，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怎么样？”
芬顿说：“我们刚刚谈论过派人去日本和中国的事，这倒是个机会。”史迪威询问了军事情报处的计划。芬顿告诉他，到这两个国家去的任务，是学习他们的语言，你已精通几种语言，战场情报工作又干得好，是合适的人选。
史迪威要求去日本，芬顿说：“去日本的人员都已经任命了，去中国怎么样？”
“好吧，那就去中国。”史迪威答应了。1919年8月6日来了通知，他被任命为代表陆军部的驻华首席语言教官。
这个新的任命如此顺利地通过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美国陆军参谋部正在整顿各驻外使馆武官的情报工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战后形势，陆军部要求尽快建起一支经过精心选拔、训练有素的武官队伍。他们必须通晓驻在国的语言和军事、政治情况以及风俗习惯，对驻在国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可能做出什么反应，要有深入的了解，作出可靠的判断。
完成这样的任务，要求武官必须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并精通外语、工作效率高、本人自愿，而且只能从步兵、骑兵、炮兵等战斗兵种中选拔，年龄要限于35岁以下。史迪威已36岁，本已超龄，但因为他语言天赋高，在主要方面不仅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屡经考验，又有实际经验，因此，可以不受年龄限制。
史迪威是个务实的人，36岁的他要负担5口之家的生活，选择职务不能不考虑薪俸的多少。武官是令人垂涎的职位，尤其是驻华使馆的武官处，在远东科里是编制较大的，武官常常要组织一些外语专业毕业生为情报处搜集情报，所以除薪俸外还另有一笔收入。威妮也理解丈夫的选择，很快便带着孩子随史迪威赶赴加利福尼亚。
史迪威带着威妮和孩子们，由东海岸到了西海岸，住在邻近旧金山的伯克利城。他要在这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期限为一年。
一投入学习，史迪威的心胸便开朗起来，头脑也显得格外灵敏了。尽管一翻开汉语课本便像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看不到路在何方，但困难的撞击却使他的语言天赋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他很快摸到了汉语独特的发音和汉字构成的规则。他的学习天天有新的收获，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快慰。
加利福尼亚的反日情绪很高涨，它是美国西部各州鼓吹组织“排斥日本联盟”的策源地。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每周发表一篇“反日”演说，抨击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他指出：“如果日本强盛起来，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美日关系中实际含有的战争因素必然要爆发。”
史迪威明白约翰逊的演说代表了西部地区参议员们强烈反对威尔逊总统的情绪。当巴黎和会上传来威尔逊同意日本取得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时，美国一些报刊接连发表文章谴责日本。野蛮地掠夺中国”，认为山东条款“十分不公正、不道德”；指责威尔逊屈从日本的恫吓是“丢脸、堕落……”，“不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干的事”等等。美国舆论界的这种情绪对史迪威日后观察中国问题的思路也产生了影响。
史迪威对汉语的学习，由于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因此把重点放在了书面语方面。他体会到，学习汉语的困难，与其说是要认识几千个单字，不如说是这些单字的搭配与含义是千变万化、其妙无穷的。经教授指导，他对浩繁的汉语单字作了统算和分类。他认为，经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掌握6000个单字，学者要掌握8000到9000个单字，而日常有3000个单字就够用了。若能认得1000个基本单字就可以掌握到3000个单字。这些单字在字典上按照214个意符分列。汉语中约有880个声符，加上意符（其中有些意符和声符相重复）就构成了1000个基本单字。他在这个由繁到简的概括、归纳过程中，把自己学习的主攻方向放在了练习、复习这1000个基本单字上。经过半年多的攻读，他已能看懂中文报纸上的短文章，尽管有时仍要借助字典查对一些字、词，但他毕竟有了一把可以打开中国文化百宝箱的钥匙。他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得到良好的发挥。
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急躁脾气在史迪威身上是融为一体的。第一阶段学习刚结束，他和同去学习的霍斯福尔就向军事情报处提出建议：立即到中国去学习，那里有锻炼听力、练习口语的环境、条件，可以更快地掌握汉语。教授们赞成他们的建议，但军事情报处坚持要他们按计划完成学业。
1920年7月，学习结束，史迪威晋升为少校。在卡梅尔度假期间，他购买了这里的一块可以俯瞰太平洋的地皮，准备将来在此安家。这时，威妮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但还是坚持随史迪威一起到中国去。
8月5日，他们一家同霍斯福尔一家一起登上了开往太平洋彼岸—一中国的美国陆军运输船。
运输船航行了40多个日日夜夜，绕过山东半岛，于9月18日在中国北方重要港口秦皇岛靠岸。史迪威知道，万里长城就是从附近的老龙头起步直达万里之外的嘉峪关的；秦皇岛驻有美军，向南是北方海岸大城市天津，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在那里驻扎。这里的港口。铁路，都在他们和英印军队的警戒线之内。
史迪威一行由秦皇岛乘火车驶往北京，沿途所见是中国秋天的美丽景色，却没有遇到中国官员。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柱，第二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迫使清政府订下“辛丑条约”，规定外队驻扎北京；由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分12个重要地区驻扎外队。中国在这里的主权都叫帝国主义列强夺走了。
到了北京，史迪威一行先在东交民巷落脚。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和他1911年冬天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有很大差别。他认为上海很像美国的费城，对北京，他搜遍自己的记忆，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亚洲的都市，找不到一个与之近似的。
为了给自家选择住址，他由南城到东城，由西城到北城，走大街，串胡同，一面看，一面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同居民攀谈，越转越有兴趣。他见到外城、内城、紫禁城连成一体的恢宏的城市布局；金光闪闪的琉璃瓦屋脊，长长的红色高墙；、天坛等巍峨建筑和宽阔的广场；满是苍松、古柏、鲜花、文物古迹与山水相间的园林；标志着不同信仰的寺庙、古塔和有着独特含义的牌楼；还有纵横有序的大大小小的胡同，成对的石狮子把门的宅院，来自浩瀚大漠的骆驼队，等等。他感到北京才是真正的中国城市，世界无与伦比的东方古都，是中国几干年灿烂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史迪威选定的住宅，是东总布胡同3号，一座三进平房四合院。他们雇了两个厨师，一个管家，一个杂役，一个女洗衣工，一个壮工。威妮在1921年2月生下他们的第4个孩子后，又雇了一个保姆，每月共开支35美元。总的来看，北京的生活费用是很便宜的。
10月下旬，美国陆军部发来征求工作、职务意见表，史迪威不加思索地在上边填写了自己理想的职务是“驻华武官”，把“不愿意”写在了西点军校教官等其他职务的下边。
史迫威从家里到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常常是步行，为的是保持自己的运动员体魄，同时也为了便于观察和接触普通的中国人，增加一点使用汉语的机会。有时他还信步街头，在一些人群围聚的圈外驻足，听听，看看，问问。有一天，他被一阵节奏明快的鼓声所吸引，到了一个不大的旷场。原来是一个姑娘在说唱，周围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史迪威能听懂个五六成。唱词是：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留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上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接下去，是那姑娘声泪俱下的说白，听众们寂静无声。史迪威后来才知道，那姑娘唱的是反对《辛丑条约》的鼓词儿。写鼓词的陈天华是革命党，已在日本蹈海自尽。那姑娘唱的是他的名作《猛回头》。虽然唱词里对美国没有更多的指责，但史迪威第一次亲耳听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西方列强决不屈服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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