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是，他所笃守的革命和艺术，却又常常发生冲突。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这体系确立了他的导演艺术，以这艺术导了许多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体系便无可避免地遭了袭击。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艺术，一方也舍弃不了。而那一个年代，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怀疑一切。他面对那样“伟大”的时代，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他终于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极认真，将斯坦尼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便是在那时候接触了斯坦尼，看了他的著作，在父亲批判的同时，我则开始信守），然后，他写了文章，他写得很得意。并且在以后的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里他还继续得意。在做斯坦尼的信徒已成光荣的时候，却不再说“没有斯坦尼便没有我王啸平”的话，他已悄悄地与他信守的体系产生了裂变，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得了一个奇怪的契机，而有了奇怪的进步。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进行的批判或许是一种真诚的批判，从艺术的科学态度出发的批判。他只可能作这样的批判了。他决不会违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座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而不至于去上吊了。
而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那一个奇热的上海的暑天，他的胆囊炎大发作，除却手术别无他路。妈妈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压，弟弟还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两人可照料病人。于是，人艺的男演员们便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这是极罕见的一支看护队伍，即便是在显赫的高干病房，大约也难有这种挚诚至深的对待，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我能看出人们真诚地爱他。因他对人的爱也是真心流露。他不会勉强自己去爱什么，可是如他要爱，却也无法勉强他不爱。我们虽不知道他对演员们是如何，可从演员们对他，却可看出他的对待。俗话常说人心换人心。也因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我们经常听到演员们以他的素材演编的长篇喜剧，比如，喝了药水之后，发现瓶上所书：服前摇晃，于是便拼命地晃肚子；还比如，将给妈妈的信投到“人民检举箱”等等，诸如此类，刻划了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即便在他不很得意的时候，他的身边也没缺少过朋友。听母亲说，在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就有一位阮若珊阿姨为他辩护，而因此几乎划为了右倾。“文革”中，他与沙叶新合作的《边疆新苗》临到危难之际，就有人相继而来，通风报信。似乎是，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更明白于世。与人与世之间，因少了虚晃手势所筑的障碍，倒反更容易加入与介入。因此，他似是在人外，却颇得人缘；似是在世外，则又很积极。只是多了一种超然以应付人事与世事的变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
当然，他如此自在地做人，尚须条件。至少，在他朝人身后扔去一只玻璃杯子后，要有人为他打扫现场。他一如不食人间烟火，皆也因为，尚有人为他操心此类俗事，家庭便是他坚强的后盾了。在这一个纷繁的世界里，他的纯净的哲学要建立并实践，必得有人为他开辟一个清静的场所。他在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安全的庇护下，可以极尽逍遥自在。因此，父亲又是很幸运的。曾有个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提及一则传说，说他往鸡汤里放洗衣粉，他误以为是盐了。而这位朋友却不知道，我父亲是连洗衣粉也不会朝鸡汤里放的。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后来，因保姆回乡，他终于学会了下面，下得既快又好。还学会了洗短裤和袜子，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淘清了晾干，确是雪白如漂。他是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一种，早已失传的“抽乌龟”，不用机智，但凭运气，轮番地抽牌，抽到完就行了的一种。下棋还会下“飞行棋”，也只须掷掷骰子，凭了号码走棋便可。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是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只迷住一本与世无争的书。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中文的，或者外文的，戏剧的，或文学的，个个种种。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的这一切，他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味。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
这便是我眼睛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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