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王安忆（1954～），上海人，生于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然而，导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却很不明白。记忆中，最早看父亲导演的一个戏，名字叫做《海滨激战》。只记得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剧场中冷气大开放，冻得人打哆嗦，妈妈便在我与姐姐裸着的胳膊和腿上盖上一些手帕御寒，然后的记忆，便是两声枪响，它响起的是那么突兀，毫无思想准备，于是，又是一阵大大的哆嗦。这便是这个戏给我留至今日的全部印象。以后当然还看过不少戏，有些是父亲执导，另有一些不是父亲执导，却依然不懂得导演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我被舞台迷住了，灯光、布景、女演员，以及在那小小一方虚拟的世界里所演出的大大的真实的故事。后来，我依然喜欢话剧，也依然不明白什么是导演。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导演的女儿，看完一个戏台，在人们说“演得好”的时候，我则说：“导得好。”仅此而已。因此，对于父亲的事业，我可说是很少了解。
我想在这里写的，就只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我们失了联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事世故的样子，便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了，这大约也是因为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与我们这一片以做人为根本的土地相距甚远。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时，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十分扫兴。见面的套话没有掌握，告别的套话也没有。有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坎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极保护自己个人的生活，他是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毫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别人对他留有什么印象，是他从不关心的。他是只须自己就能证明得了自己，只须自己这一个证明的。可说是十分的自信。比起世上太多的终年终月为别人的观瞻营造一个自己的生活，是要轻松，却也多了一种别样的艰难。
在我们长大以后，姐姐已开始向往做一个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一个真象，便是：父亲曾经是一名右派。当时觉得真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觉得我们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后我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然要出生于世，有一个右派的父亲，便是别无选择了。他同样地，以只须他自己证明的赤诚，去爱国，去爱党。以他最无方式最无策略的形式去爱国和爱党，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时候说一些最不合宜的话，又因他极易冲动的情绪，将那些话表达得十分极端。这于一个以中庸为美德的民族实是十分十分的不适宜了。他是一无辩证的思想，他的哲学里，很少“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意表达得七回八折的转折用语，他是一根肚肠通到了底，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在一个障碍极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难顺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遥，才没有觉着太多的委屈，甚至还不如我们孩子所觉着的那么多。我们常常为他切切的、大老远的赶回来革命而抱屈，而他却很释然。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曾听我家老保姆描绘过她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印象。那时她刚到我们家，有一天，说是晚上先生要回来，忙着换洗床单，铺鸭绒被。然后有人敲门，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后，她就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根据时间推算，那正是父亲倒霉的一年，而我已记不得那时父亲的模样了。想来是十二分的狼狈。
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联系，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地来国内看望我们全家，见面时很激动，分手时，则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父亲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这一种寂寞甚至要胜过那一种委屈。有一次，当他们走之后，他对妈妈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的面前，这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这也是他至今不愿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宁在此地委屈，也不愿去彼地寂寞的。而由此看来，他的那一种自信的人生态度，那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便又只能在这一片与他不适宜的土地上才可确立了。他只有在这一片不适宜的土地上，方可建立他的人生，因这方土地，是他种植他革命与艺术这两桩事业的土地，无论与他是多不协调，却也分离不开了。因而，他所有的遭遇便是他的宿命了，也是我们的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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