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刚回台北定居时有一个宏愿：想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他的《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但直至临终，这一计划并未完成。他那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遗稿，大多是有关《红楼梦》、《水经注》及佛教史科的考证、序跋文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胡适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另一原因，看来是跟心境欠佳有关。
影响胡适心境的当然主要是政治原因。早在1949年11月，他担任名义发行人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出刊。该刊的实际负责人雷震是胡适的好友，也是原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政策顾问。胡适支持该刊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把大陆的政治描绘成“铁幕恐怖”下的一切自由被剥夺殆尽的“极权政治”，而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但从1951年6月开始，这一刊物却因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遭到忠而获咎的厄运，反倒受到台湾军事机关的干预。开始是刊物受到查禁。1954年底，雷震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藉。从1959年11月以来，胡适和《自由中国》多次发表言论，规劝蒋介石不再连任总统，主张组织在野党发挥对国民党的制衡作用。结果，雷震于1960年9月4日以“涉嫌叛乱”罪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随之停刊，这一事件对胡适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征信新闻》的记者采访胡适对“雷案”的感想时，胡适悲愤地说了六个字：“大失望，大失望。”雷震背后是胡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胡适也因之深感内疚。他借古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滑稽的是，蒋介石却说：“雷震背后有匪谍”。据知情者说，此后胡适变得愁眉苦脸，像老了二十岁。
家庭生活对胡适的心情也不能说全无影响。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中，有“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之语。在一般人看来，他“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恪守旧道德的表现。不过，他跟他的太太不仅文化水平悬殊，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异。胡适讲过一个笑话，说要将古代女子的“三从四德”改为当代男子的“三从四得”。“三从”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即：“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不知这笑话中是否多少也会有一些胡适本人的生验？胡太太当然不会真的“打骂”胡适，但她那夜以继日的牌局对这位一代学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尽无休的干扰。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王志维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我关切地问王先生：“听说胡太太留下一篇自传，记述了胡适1917年自美返国跟她完婚的情况。这篇文稿现在在哪里？我很想看看。”不料王先生说：“烧掉了，被胡先生的长子胡祖望烧掉了。大概因为稿子里错别字太多了吧。”听到这个答复，我感到十分遗憾——作为家属的立场，跟作为史料研究者的立场，竟至如此之悬殊！
在寂寥的生活和郁闷的心境中，胡适当然会格外思乡。他的司机是他的同乡。每当乘车外出，他总爱跟司机聊天：看到台湾的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的节日，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他在住院期间也谈他的故乡，话匣子一打开，谁也插不上嘴。他说：“我的故乡安徽绩溪是小地方，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劳作……”他的遗嘱中有一条，就是将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全部捐赠北大。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酒会上因心脏病猝发而死的。临终前一刻，他曾愤激地谈到，1961年11月6日，他发表了一次为时二十五分钟的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结果引发了一次对他的“围剿”——甚至有一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对他提出质问。他虽然口头上表示“从来不生气”，但却从刚刚讲话的地方向后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再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面上……他去世后，除了书籍文稿，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这使我想起了他生前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离开胡适故居的时候，我在陈列室的签名簿上颇为踌躇地写下了一句话：“首擎文学改良义旗，为中国新文学开山，功不可没。”据统计，仅从1963年8月至1982年6月，来馆签名留念的中外人士就多达二十八万八千余人。我深知，我写的那句话是十分肤浅的，仅能反映这位历史人物身上或一部分的侧影——这篇短文映出的也只是他的若干侧影，而远非他的全人全貌。但我想，全局总是由若干局部组成的；只要我勾勒的侧影严格忠于历史真实，对于认清胡适的全人全貌总会多少有些裨益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