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陈漱渝（1941～），生于重庆，祖籍湖南长沙。著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等。
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胡适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略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他曾被称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洋奴买办文人”的班头。不过，作为他同时代人的还是对他作了一些历史分析。1936年，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进行历史性的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他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他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曾写信给他，希望借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界；他也赞扬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1945年秋，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此时他正在纽约八十一街104号的破烂房子里作寓公，经常抱个黄纸口袋上市场买菜买米，惶惶，如丧家之犬。不过，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煞”他，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介石，而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跟龚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他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从而对“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1989年9月21日，“莎拉台风”席卷台湾岛不久，我冒雨来到台北南港参观胡适的胡居。由于胡适本人的情况以及对他的评价问题都十分复杂，我参观时的心情也因之十分复杂。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只身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直到临死前四个月，他那位以打麻将为惟一特长的小脚太太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到台湾来陪伴他。现在，胡适在南港的这所故居已改建成纪念馆。胡适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了原状；又在故居右侧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陈列室，展出胡适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种，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纪念馆基金有五万余美金，系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馆长王志维先生，是胡适生前的秘书，善调酒。王馆长为胡适所作的最后一次服务，是在胡适入殓时将他平日喜爱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镜重新给他戴上。
因为我来自大陆，王馆长亲自接待了我。他不仅陪同我参观了故居及陈列室，还赠送了该馆印制的一些纪念品，如明信片、《胡适之先生传》、《胡适纪念馆出版目录》以及胡适1952年选编的诗集《尝试后集》等。
在胡适故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籍：不仅书房中的六层大书柜中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书籍，而且客厅、卧室里也放着书架。据说，胡适生前，他的厕所里、汽车上也常放着书报。胡适的太太曾对人说：“适之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嘛！”书虽多，但胡适总是安放得整齐妥贴，收拾得净无纤尘。他早上起来，照例一面用早餐，一面看报纸。饭后如无公务，就一卷在手，神游其间。除了看书，他可说是没有其他嗜好。他说，治学要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这就是他读书不辍的原因。他惟一的运动，是晚间在住所门前的花园里作一千步的悠闲散步。他觉得在万籁无声的夜里，踏着淡淡的月，迎着微微的风，嗅着嘉木奇花散发的清香，一天的倦怠就可以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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