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
黄宗江（1921～），北京人，剧作家。著有《舞台集》、《单枪匹马集》、《卖艺人家》等作品。
刚过了梅兰芳的90生日，又过周信芳的，这一双并肩一世，同祖国一起前进的千里马啊！
人生90大寿，是大喜事，即使不幸逝世，也称喜丧，但周信芳这一位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贡献的大师，却早了十年，在一场文化大劫中被迫害致死，怎能不令人大悲大愤大恸！但今日我人民我党我同行仍能为他祝寿，呼唤之于泉下，又是何等值得大庆的事！
我生也晚，虽从襁褓观剧至今，年逾花甲，但所见不免偏狭。我是在北京生长的京剧观众，在京朝派长者的熏陶下，言必称谭（谭鑫培）余（余叔岩），甚至对言（言菊朋）马（马连良），都不免有所贬谪。我是在抗日战争前上中学时，才得见周信芳的一些演出于天津舞台，当时的感受是海派也自有其道理，自以为尚无门户之见。直到抗战初期，自己在“孤岛”上海做话剧演员，才跑戏馆多看了他几出，成了麒迷（周信芳艺名麒麟童），又自以为懂了，其实还是没有开窍。直到解放后，有机会观赏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才感到此中学问深厚，够自己一生琢磨研究的。也许可以说是在“文革”后的再解放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才更进一步理解周信芳的艺术。
我认为，周信芳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调动了一切手段为现实主义服务。这一切又是什么呢？是中国笔墨的写意？是戏曲的程式化？或引用引进的名词“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乃至超现实主义？似难一语以蔽之。我最近常如此揣摩：“浪漫主义”在西方也有各式各样。“浪漫”一辞则来自拉丁语系，它的语源是否就是“夸张”，即基于现实的夸张乃至变形，但仍基于现实？我想，能不能做这样简洁的表述：周信芳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大师，他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段为现实主义服务。”
我和信芳老师的个人交往来得很迟，话说1942年，时“孤岛”已沦陷，我和妹妹宗英仍在上海随佐临诸师演剧，那是阴云密布、强作歌声的的时代，某日乘有轨电车去外滩，我发现对面坐了一位长者，一脸戚容，目光却极深沉，看来极其面熟，又想不起像谁。下车后，我目送他的背影步入一旧书肆，我恍然感以他长得特像我已亡故的父亲，再一想，他不就是洗去台上铅华的鼎鼎大名的麒麟童吗？这印象我至今难忘。我早已自命是信芳老师的私熟弟子，如果我真的成为他的艺徒，是我衷心庆幸的事。我这里用了“义子”二字，也是为了引出后面有关《清风亭》义子不义的文章。
解放后，文艺大军各路会师，我也记不得何时何地拜见了周师。总之，在北京，在上海，在朝鲜战场，在各种戏剧战士战斗的场合聚会过。我执弟子礼；信芳老师则和兰芳老师一样对各家弟子都很亲切关照，但未有机缘深淡过什么问题。1953年某日，我奉总政命送徐玉兰、王文娟领衔的越剧团归返华东建制，华东戏剧界领导人于伶、刘厚生，包括信芳师设宴欢迎于华东戏曲研究院。宴后，在他们的小台上观看魏莲芳、刘斌昆二位的《活捉三郎》。我就坐在周老师身后，演至一外，我脱口低声说了句：“今儿这儿少了点什么……”周院长回首顾盼，目光炯炯地说：“这是见过的！”随后又说：“这是功夫戏，搁生了！”坐在我旁边的是著名戏曲评论家黄裳，也看了我一眼，低声赞道：“嘿嘿！周院长说你是见过的！”我不禁沾沾自喜，那种票友自命内行而又得到权威认可的自鸣得意，一直得意至今。我的确是见过一些的，尤其是这一出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清风亭》。周老的一些老戏如《四进士》、《坐楼杀惜》等等是盖过了前人的，大有比较学的学问可做。我这里所以选《清风亭》一叙，既是见过的较多，又符合我现在想一哭信芳的心情。我没赶上老谭，却见过其子谭小培，其婿王又宸演出此剧。老观众们都知道这二位的做工戏是不怎么样的，我当年却在一本老戏考上看过有这样的注释，说二位的《天雷报》（即《清风亭》）可传谭之衣钵。我当时的印象也的确不错，均深得一苦字。雷喜福和马连良两位富连成大师兄的这出戏我也多次听过，是各有千秋，胜于先贤的，但是最接近生活而又高度提炼，最感动人，大有惊天地动鬼神之势的，确属周公信芳。就这么好吗？就这么好！我是见过的。
现在的青年观众大多是没见过什么《清风亭》的。试想：一对磨豆腐、打草鞋为生的老夫妇在小巷“拾子”，得一弃婴，抚育至13岁。一日父子口角，子奔出户外，父“赶子”至清风亭却遇亲母将子认去。若干年后，二老尤衰迈，又兼“思子”、“望子”，几沦为乞丐。此子则中状元，路过清风亭打坐，二老闻讯前来“认子”，义子不义不认。二老苦苦哀求，此子居然赏下二百铜钱将他们赶出亭去。二老愤极碰死清风亭。状元打马而去。这是多么富于哲理，而又富于——这里可以这样说，富于阶级的爱与恨的内容啊！
周信芳将此一内容，从拾子、赶子、思子、望子，到认子，表现得淋漓尽致。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清风亭义子被亲娘认去一节：憨厚的老人提出让孩子立在中间，由他和亲母两厢来唤，跟谁算谁。老人仗着十三载哺育恩情，很有自信地喊了几声，无应；做官家的亲娘一唤，孩子跟着就去了。老人一语难发，只听得一声巨响，仰面倒地，用的是戏曲舞台上所称“硬僵尸”。母亲领着孩子回来了，唤醒扶起老人，老人手抚幼儿头顶，缓缓地说了这样一大段——
“我儿既然不肯回去，为父也不来勉强我儿，此番跟随你的母亲去见你那做官的父亲，要将我二老十三载养育之情对他言讲。儿啊，你必须好好读书，长大成人，若得一官半职，你来看看我二老。倘若我二老无福下世去了，你买几百纸钱，在我二老坟前烧化烧化，叫我二老几句，拜我二老几拜。难道说我二老就受不起儿这几拜？难道说我二老必要争儿这几拜？不是的，我儿这几拜不值紧要，叫那些无儿无女的人，也好抱人家的儿子啊！”
可惜用文字实难绘其声色于万一。我最后一次看“麒老牌”这戏是在60年代初期上海大舞台，在观众席里一边坐着赵丹，一边坐着张桂凤可说是影剧界和越剧界两位泰斗老生，只见这两位观众哭得泪人儿一般。我观剧很少当场落泪，但觉得在心里已然放声恸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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