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一向在英伦学戏剧的周老的女儿采芹返国讲学。她是深有家学渊源的，但幼年就在国外，北京话不灵光，上海话也弗来事了，皮黄当然更唱不上来。一天在她友谊宾馆房间里，我对她讲说《清风亭》这一段，越讲越起劲，索性就用麒派声腔，在她面前来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班门弄斧”。最近我总算找到了这段录音，准备采芹妹再从伦敦归来时送给她。
1981年夏我赴美国奥尼尔中心，途径纽约小住，才和惟一继承父业的周老的儿子少麟相识。他是和童芷苓等同志一起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周信芳大师纪念演出的。他实在演唱得极像周老，虽然还不够成熟完满。那一次在纽约百老汇的盛会，使得海外千千万万周老的观众以及洋人知音再一次如聆如睹周老音容，感到他老人家虽死犹生。某夜在唐人街票房所在，我坐在少麟身旁，他偶然地向我提起，“文化大革命里你们家跟我们家也差不离吧？”我默默点头，其实我也并不知其家其详，只简单知道信芳病亡，少麟入狱，还是当时京剧团领队的刘厚生同志后来对我约略谈起。厚生曾经做过上海京剧院周信芳院长的副手，也是信芳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对周是深知的。厚生告诉我：信芳的妻子少麟的母亲是被活活打残致死的，少麟的带着红领巾的小女儿目睹这一切以致精神失常。她父母不久前带她到美国探探亲，散散心，她小小年纪，却跳了楼，未死致残，越发悔恨交集，昏迷时常喊着：“别打我好不啦！别打啦！”就在此次演出前不久，这少女终于含恨逝于异土。我最近才看到周家的至交树芬同志以小说体，从“文革”中孤零相伴周老的儿媳黄敏桢的角度叙述，写下了一部不奇而奇的奇书《夜深沉》，它显然的纪实的，写下了那段令人发指的暴行，写下了周信芳同志对党、对领袖、对人民、对观众、对妻子、对家人，对所有艺徒义子的一片忠贞。
那次返国后，我有一次听到厚生同志向剧协领导汇报，谈到周家希望有个周信芳纪念剧团，还有就是希望为周家妈妈开个追掉会。据说有人反对说：她又不是国家干部！……厚生是一个比较冷静、日常不太喜怒形于色的老好人，所以未能继续当演员，而成了戏剧评论家及组织家，但此时此刻我感到在他极为克制的简单话语中包含着多少激愤。
最近我又一次翻阅《周信芳文集》，再一次读了他1929年发表在《梨园公报》上的文章，题为《最苦的中国伶人》，他说道：“现在工人和农民，世界都知道他们的辛苦。我很希望……告诉社会，告诉世界：最苦的是中国伶人，是一个劳而无功、受人压迫的人。”我又重读了他解放后1952年写的文章，题为《我欣慰活在这个时代》。他回顾了自己是在“可咒诅的时代里诞生的”，于是他说——
“50多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50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替人民做事的政府，我第一次看到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举足轻重，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受苦受难的民族从此挺起腰胸，扬眉吐气！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同胞可以自由地呼吸、歌唱；我们艺人受到自己政府亲切的照顾，年轻的一代得到真正的培养和爱护！”
“今天，我以万分欣慰的心情庆幸活在这个光荣的时代！”
他这历经几十年，几个时代的片言只语，都是出自肺腑，何等觉悟，但是他万万没料到，谁也没料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产生惨绝人寰、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丧失了的一系列悲剧！凡我斯世同寰，能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清风亭》旧名《天雷报》，幼时观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在演出中均已删去的“殛子”结尾。二老碰死亭前，状元打马而去。紧锣密鼓中，雷鸣电闪，那不义义子遭受雷殛，只见他大红官衣卸去只余黑褶子一袭，御冠甩发，闭目合睛，跪在台口，两臂分张有如十字架，两手攥着，口中还衔着他“赏”给义父母的那几吊铜钱，这是极其震动人的最终的画面，使我自幼至今难忘。我翻阅周老旧文，他对于删去这尾声也是不无迟疑的。
戏出神鬼，自应区别对待。不是至今仍有人认为《李慧娘》等鬼戏还有副作用、不宜彻底平反吗？我也相信，如封建迷信一日不彻底根除，无论神鬼总会有这样那样副作用的，但首先要看它的正作用如何，我又生奇想，有些人，也可以说是有些鬼，或还够不上“文革”中的“三种人”，而有着第四种人的灵魂与手脚，至今不悔，甚至生事，如他们真能相信“天打五雷轰”的报应而触及灵魂，缩起手脚，那也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也是一种幻想。我非常同意陈毅老总的又一种老辞新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决非宣扬因果论，而是有其辩证法的。如果有一天，普天下义子均能不忘恩负义，真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多少也意味着的境界来临了。
这篇文章发愿已久，草草急就，确出肺腑，就这样结束这篇祭文、悼文，也是祝寿之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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