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
金克木（1912～2000），安徽寿县人，学者、作家。著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书城独白》等作品。
婚姻若是爱情的最高峰，从此便走向下坡路。婚能埋葬爱，偏偏常有掘墓人。
“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句话在三十年代的青年中流行过。这是对中国古代的背反。古时恋爱在婚后，不在婚前。婚前男女难得见面。即使由“青梅竹马”而结婚，缔结爱情也在婚后。或爱或不爱都在婚后显现出来。婚前恋爱不合法。
古代爱情以结婚为开幕，这以前是序曲。现代爱情以结婚为闭幕，这以后是尾声或续集。
古代文学中的爱情表现于离别时，暂别、久别、永别，所以总是“相思”，不论婚前婚后。现代文学中的爱情，同外国一致，重视结合之爱，把分离看作不幸，不是常态，认为爱情与婚姻如灵魂与，不可分离。中国讲爱，必与不分，称为“好色”。外国讲爱，可与“禁欲”相合，认为神圣。中外古今习惯想法，关于爱情和婚姻，有同有异。现代中国青年从清末起转向外国，由异趋同。从自己解说“茶花女”起，到后来抛弃以至不明白，甚至不知道，不相信，古代习惯想法和做法，由一面而反全面，对外国认一面为全面。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经历的路程不短。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到三十年代中是矛盾转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大小城市和读书青年中。经过对外对内大战，情况变化。似断非断。精神遗产在不自知觉中很难摆脱。男女间人的关系仿佛走到了从前的反面。
古时的婚后爱情在文学中见于“别”和“悼亡”。相聚时无心作诗，相别后，尤其是永诀之后，爱情在泪水中化为诗篇。如东坡居士苏轼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昨宵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无言”，“有泪”，见如不见，不见如见，这种“相思”是永远的“求之不得”。“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这样的诗是很稀少的。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才是多的。他寄妻子的诗也是在别后。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把现在当过去，把未来当现在，以重圆代离别，以重复的词示缠绵，表现秋雨之夜的相思。真到对面夜话时还作诗不作？只怕又是“相对无言”，不能讲也不必讲话了，何况作诗。
在小说戏曲中可以明言欲，在诗文中只能暗示爱。人人认为两者不可分。人人认为两者必须一明一暗。贾宝玉还要以“吃胭脂”掩饰，不像《圣经·雅歌》那样开口便说“亲嘴”。这个词后来也改用文言译为“接吻”了。这和不叫“洋饭”而称“西餐”一样。中国文学，汉族的，本来如此，喜用代语，语感不同。
生离、死别、相思，是一面。另一面是爱与婚的矛盾，古时称为“命苦”，现在称为“不幸”，多见于不能出闺门之女，但游荡于外又能娶妾之男岂是真幸福，岂有真爱情？爱情是个人的。婚姻是家庭社会的。个人只能在家庭社会中出现，所以爱情只能在婚姻中允许。两者相矛盾时多而长，相和谐时少而短。这在文学中显现出来，正适合中国文学各特点中的两个，大家都知道却不大着重。一是一沾情字总以哀怨为重。一是明表少于暗表，单一解说少于多元多层解说。外国，包括印度、日本，不拘古代、现代，比较“直”。中国比较“曲”。只喜直说的外国人不会很喜欢中国文学的许多作品以及理论的“模糊”。有喜“曲说”的外国人则大为佩服，正如对《老子》、《周易》。这两部书是“曲说”的祖师爷，文学的鼻祖。
《茶花女》从外国来，故事中仍是家庭社会压倒个人，因此可以接受。但是，在中国，不久，个人哀怨就激化了。“娜拉”又来，打开家庭大门。于是和“游侠”“刺客”的“尚武”“雄风”结合，哀怨迅速转为仇恨。仇人是谁？是家庭社会。首先猛烈攻击家庭，终于摧毁之。爱的理想近乎幻想，容易破灭，更引出对现实的仇恨。二十年代鲁迅的小说开动火车头，一发而不可收。从三十到四十年代，在内战外战的炮火中，青年们心中的火燃烧起来，“苦闷的象征”转眼化为仇恨的火焰。不仅对外，而且对内。不仅对敌。而且对家。先是自己不听别人话。后怨别人不听自己的话。恩爱可以眨眼成仇。“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中国叫情人为“冤家”，“打情骂俏”，“打是亲，骂是爱”，爱和恨和打骂合而为一，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于是，“祝福”声中，“幸福的家庭”的哀怨催出惊人的烈火，一直烧下来。“伤逝”发展为“杀夫”。变化的枢轴是女子。中国的娜拉不是仅仅走出家门。
小说《祝福》指示这个变化的开始。祥林嫂死了。祥林嫂还活着。她再生为林市，出现于台湾李昂的小说《杀夫》中。这又是一个开始。两小说的作者不可相提并论，但两小说本身标志着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的一变再变。“仲夏夜之梦”醒了。“命运交响乐”转成“英雄交响乐”。“田园交响乐”再也没有了。这中间还可以加上四十年代张爱玲的《金锁记》。“金锁”顿开，再也锁不住了。后两部小说的作者是女的。
明显到大家都不觉得的是，这里有男女个人关系的变化，不仅是家庭社会的变化。
《祝福》是新时代的《寡妇赋》。小说和潘岳的赋相隔一千几百年，要回答的问题仍是一个：寡妇怎么办？两篇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曹丕等人的赋不必去查了，都不会有。若有也只是一个“守节”。祥林嫂为此而死。
小说《祝福》有多层多面意义，不等于戏剧电影的祥林嫂。单说这一位女人，两次做寡妇，但她的苦决不只是守寡和再嫁又寡。即使三嫁而不寡，或者守寡不再嫁，她的问题仍不能解决。允许再嫁，不要求守节，死后无鬼，不致争妻，儿子不死，抚养长大，那就是寡妇的出路吗？未必。寡妇不过是这个符号下的物件，不能成为独立的个人，甚至不能做女人。这才是问题所在。
“寡妇赋”，不论古今哪一篇，是诗或是小说，都指的是女人的命运。我们常常忘记，女人的命运也就是男人的命运。单有一方不能成婚。一人也不能谈爱，只叫做“单相思”或“自我恋”。恋爱和婚姻都是男女的结合，缺一不可。女人苦，男人就会乐吗？除非是虐待狂，以施虐或受虐为乐，但那也只是一时的，不能是生活的全部。男女的命运是相连的，单从一边不能解决。不仅是爱，婚也一样。不过是婚姻必成为家庭，有社会约束。两人合成一个社会细胞。家庭乱纷纷，社会不能安定。爱情更难分割，其中个人和社会的比重，轻重不等，各人不同。本来婚和爱不是一回事，几千年都一样。婚内之爱可有可无。婚外之爱禁而不止。在爱和婚中，伤害别人的必然同时伤害自己，不过是伤人容易觉察，伤己不易觉察而已。更苦的是上帝安排，真正的爱情和婚姻，一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错过了就再也不能重复了。
女不寡，男不鳏，爱和婚的矛盾仍旧常有。无婚的爱是相思。无爱的婚无名，矛盾激化便“杀夫”，还有杀妻。
两人之爱千变万化，不易理出头绪，反而三人之爱涉及婚姻，较为简单，不过三角。若不论社会，只管个人，有些实有的故事出于三十年代，也许能显出什么。这不是庐隐在二十年代（一九二三）《海滨故人》中设计的几种模式，不是许地山在三十年代（一九三四）《春桃》中设计的三人成婚模式。
一个新失恋的男大学生，从极端苦痛转到愉悦，原来他常到一对同学夫妇那里去，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位女同学又美又聪明，能和他对答如流，毫不厌倦。丈夫坐在一旁当听众，偶尔插话，仿佛在欣赏妻子的优点。发现感情新大陆的人忍不住对我显示他的欢乐，把得意的对话和表演告诉我。我说，你在演“少年维特”，很危险。他说，“我演的是歌德，不是维特。小说要结束，不能不让维特自杀。歌德和他的朋友夫妇还活得好好的。我已经失恋过，没有死，不会重复第二次。”那位丈夫不但不生气，反而欢迎这位朋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聪明人，知道这样才能守住夫人。我的朋友也同意，称之为爱情的散步。聪明的丈夫或妻子会这样，给爱情和婚姻出保险费，或者说是设安全阀。当然要选歌德，不能要维特式的傻瓜当散步同伴。那朋友必须聪明，记住爱情不是婚姻，应满足于灵魂的欣悦，不能把散步当赛跑。女的安排“兼爱”，男的毫发无损，朋友自得其乐，鼎足三分，各得其所。难得三人巧合，大家愉快。那对夫妇毕业后回乡，欢欢喜喜，想必不久就会有娃娃出来保证家庭。那位朋友去日本留学，后文也足够一部小说。他的“散步论”只是认为封闭无效，当然不是提倡“三人同行”。
人生恋爱只有一次，此外都是散步。婚前爱常是游戏，如儿童。婚后爱应是散步，如老人，不可走得太远。爱和婚相连，但不是一回事，要有不同的处理。那位朋友本在着手写小说，题为《五丈原的秋风》，还用那女的名字的半边作笔名发表。可是后来不知是不是听从女友的意见，不写了，让我续写。我说，我只去卧龙岗，不到五丈原，也不参加桃园三结义。
散步成为赛跑终于跳高摔下的是另一对。男女在中学同学，进大学又同学，结了婚。男的早一年毕业，到另一地工作。不过半年，妻子和一个男同学相好了。丈夫得到消息赶回来。到达的前一天，那一对在旅馆中双双自尽了。自杀的男人当天在食堂吃中午饭时，一再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没人料到他不是去演荆轲刺秦王，而是去陪情人实行日语的“心中”（殉情）。丈夫很理解妻子，对我说，假如那男子不是那样一个人，或者他能早到一天，女的是不会死的。问他怎么处理。回答：事已过去，何必再说？我知道另有三人同样而平安无事的。朋友只在中间一段时期填补空白。在过程中，他对我谈时，有一种古怪心情，可惜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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