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1（参见第9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年1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2中国**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3
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4
当然，**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民党的调查科1对**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000名**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0000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2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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