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6年6月袁世凯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黩武主义的整整十几年中，北京政府仍然是全国统治权力和希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朝又无支配人物或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国家的概念。尤其是，广泛传播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它，这一信念已在世纪更迭之时，随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1

    当中国新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覆灭时，许多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认识到，主要是技术和军事性质的“自强”还不足以救中国。他们还被这样的巧合所打动：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起草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稳定、有效的政府的关键。似乎已经很清楚，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大。

    尽管对中国宪法应采取的形式莫衷一是，但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第一，虽然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的利益基本一致，但中国仍是软弱的。这是由于人民的被动性；这一点，通过诸如学会、选举及立法机关一类的参与制度允许人民直接关心政治，能够予以克服。正如改革者康有为1898年所写：“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1

    第二，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动乱根源，在于权力关系的定义含糊不清，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和地方长官专横的行为，这一切只能由人民起义来制止。但在立宪制度下，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0年指出的：“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2

    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党人相信，在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之前，应有一个训导阶段。按照这一受中国政治思想的治国传统影响的概念，政治家在逐步引入大众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制裁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由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国〕乎？”3清廷曾为康、梁的头颅而悬赏，但后来又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于1906年下令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宪法颁布之前，共和派就通过革命获得了胜利。

    在某些方面，1906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1911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1917年张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1906年以来，甚至在1949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