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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的地下工作(2/2)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000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4就其本身而言,**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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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1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至500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1936年2月创立时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发展到1300人。2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3**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人。

    1 《**选集》,第3卷,第978页。 1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 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 137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2 《红色文献》,第386—392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页;郭华伦:《中 共史论》,第2卷,第326页。 3 《王明选集》,第3卷,第51—52页。 4 《明报月刊》,第58期,第87页。 1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2 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228—261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408—414页。 3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页。 4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8—209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页。 1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的手抄本。 2 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页。 3 同上书,第187—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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