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克纳的艺术世界里，人物都在激情和**的驱使下，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在生活中演出一幕幕生动的悲剧。这是因为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对美国南方社会和传统有着特殊的、不同寻常的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才驱使他描绘出一幅幅奇异怪诞的图画。
美国南方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它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推行了惨无人道的奴隶制，但干场南北战争（1861）又使它毁于一旦；这使南方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败感和痛苦感。重建（1865——1877年南方曾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南方非常落后，在当时日新月异发展的美国国土上，南方成了一个闭塞落后的死角。在这里不仅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延续了下来，而且在宗教习俗、民间传统和道德观念诸方面都趋向保守。到19世纪末，北方资本主义大举进入南方，南方的状况发生骤变。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一些南方人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现代化”，随之带来的是工人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农民日益破产；而令人痛苦不安的则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和道德观念都在社会、历史变化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这二切使南方的物质和文化传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处在这种思想高度活跃、痛苦和不平衡的非常精神状态里的南方知识分子的代表福克纳，又本能地被资本主义现实以至对人类前途抱有深刻怀疑的现代主义思潮所吸引，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客观上与现代派文学一脉相承而又富于南方色彩的怪诞特征。
福克纳受到现代派其他作家的影响。若仅从形式而言，在他的作品里不难找到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或弗洛伊德的怪影；但是，福克纳自己曾坚决否认读过任何与他同时代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事实上，福克纳的研究者们也没有发现有材料足以说明他受哪一种流派或作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影响。福克纳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流派、团体，更没赞扬过任何其他作家。同时，也不能忽视年轻的美国文学传统对形成福克纳作品怪诞特征的影响。如果没有爱伦·坡或霍桑播下的无形的种子，没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马克·吐温的长篇，以南方生活为背景，描写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天真的“野孩子”哈克的经历）或《温斯伯格·俄亥俄》（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集，作者在“前言”中自称是本“描写怪人的书”）的熏陶教化，是不会斧出福克纳这朵怪诞之花的。这正如华莱士等人所说：“像霍桑一样，他（指福克纳）是罪恶的解剖家；像爱伦·坡一样，他是个‘黑夜’的描绘者和噩梦的制造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克纳才把合伍德·安德森看成是他那美国作家的“父亲”，而视马克·吐温为“祖父”。
美国南方社会难道真的充满了像福克纳笔下那怪诞得似乎离奇的人和事？福克纳笔下经常出现的疯子、白痴、恶魔等，在现实的南方毕竟是罕见的，读福克纳的传记，也会发现他的家乡奥克斯福镇并不像其作品中写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样阴森可怖和怪人堆积。可以说，福克纳创造的那个怪诞世界与南方生活的真实面貌是大相径庭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否认福克纳小说的怪诞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因为像昆丁、乔和艾米莉等类型的怪人形象。著作为活生生的个人，恐怕是相当反常和极个别的现象。，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反映这种个别才被写进作品的，而是作为一种或多种社会痛苦的承担者出现于作品二通过他们——为旧南方殉葬的昆丁、艾米莉，被荒谬种族歧视逼得心理失常的乔等等——福克纳把自己以及同时代人们所体验到的共同痛苦、不安和怀疑浓缩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触目惊心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所以，福克纳的“怪诞”不仅本质上是真实的，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
首先，神秘。恐怖的哥特式描写以及种种怪人怪事常常引起强烈的感情反响，有力地震动着读者。《押沙龙，押沙龙》自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作。尽管作家在语言和技巧运用上显得有些过火，但他确实通过一连串风格独特的叙述，把人们带进了年轻昆丁的生活环境中，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身临其境地体验了昆丁的痛苦和激情。的确，有什么能比那些夸张、别扭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长句子更传神地向我们转达南方人对“过去”的那种病态的爱和恨呢？又有什么能比罗莎小姐充满怨恨和自怜的阴森回忆，康普生先生对“过去”的深切。悲观而又错乱的怀念，昆丁中魔的狂热想象以及他们共同创造的塞特潘神话更能揭示美国南方历史演变所搅起的污秽和痛苦呢？
其次，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形象往往构成一种象征或对比，并藉此点出许多不同的层次和言外之意。荒诞派戏剧的特点之一是以荒诞的事物和形象来构成一种象征，但这种象征却是纯理性和抽象的，而象征本体却缺乏个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3）始终没有出场的戈多给观众的印象显然是荒诞的。剧作家是用荒诞的戈多来象征上帝并不存在。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虽然也有这种象征意味，如《八月之光》中的乔。其怪诞的言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类孤独的象征；但福克纳笔下更多的怪诞形象的象征并不与此相同，它不仅是一种纯抽象的象征，而更多的是具体的象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生动的个性——更富有人情味，带有更复杂、更多面化的含义。福克纳塑造的艾米莉形象，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化身”，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她同旧南方传统划等号，而是围绕杀死情人这一怪诞情节，用浓彩重墨揭示了艾米莉极端矛盾、痛苦的感情世界——双重的爱（祖先、南方和情人荷默）、双重的恨（流言蜚语与自己堕入情网）、双重的负疚（对不起南方与荷默）……这样，呈现在读者眼里的艾米莉形象，不只是一个象征，而首先是多层次的、极富个性的女性。《喧嚣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一般被看作是南方种植园主阶级没落的象征。在小说中，作者通过这个“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天真者，表达了康普生们对失去的一切的深情而又痛苦的怀念。在读者看来，福克纳始终把班吉描写成一个孩子，他没有抽象思维和对现实的思考、理解，只有孩提时代的模糊混乱的记忆。然而，班吉实际上又不是孩子，而是个胖大呆傻的成人白痴。借助班吉这一怪诞矛盾的形象，作家抒发了种种相互冲突的情感：既有对没落贵族的同情，也有对其堕落、无能而产生的恼恨和耻辱；既有对过去的眷恋、对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未来的失望和茫然……
除了用人物形象的怪诞构成象征之外，福克纳还颇为注意用人物怪诞语言来构成象征。这些语言大都不合逻辑、不讲思维、不着边际。《我弥留之际》中为母亲送葬的儿子瓦达曼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母亲是一条鱼，显然是怪诞而令人茫然的。然而，如果把这句话看成是表层结构，那么，它至少有两层的深层结构：一是从讲话者的角度而言的，瓦达曼下这个定义的推论根据是基于他母亲和被他们吃掉的那条鱼在死的这一意义上的相同，这从逻辑上说是错误的；而更重要的是，瓦达曼为什么不直接说明“我母亲死了”之类的话呢？作为儿子，他不能接受母亲由一个他所熟悉的活生生的变成一个死亡的东西这样的转变，于是他从另一角度讲了这句话。简言之，瓦达曼企图用语言推理方法来理解母亲之死是荒唐的。第二层是从作者的角度而言的。福克纳比讲话人走得更远了——他通过这句话进一步探索了瓦达曼本人并未意识到、却能使读者展开联想的象征意义；在基督教义中，基督的象征是一条鱼，而这鱼又是“最后的晚餐”中他和门徒享用的。由此作者把死亡和人生及人的本质等一般人类的基本问题沟通起来，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可见，在瓦达曼嘴里，语言表现为一种文字上的荒唐，而福克纳又为他的读者把这种荒唐转换成一象征的真理，这是福克纳的怪诞所显示出的智慧，它不属于瓦达曼。相反，如果没有这种转换而直言其事的话，就不可能表达这么丰富的意思，达到这么高的艺术效用。
美国著名作家和诗人罗伯特·沃伦（1874——1963）说：“威廉·福克纳已经写了19本书，从效果上、哲学份量上、风格和独创性上、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上来看，都是当今我国无与伦比的。”这个具体评价也许过高，但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福克纳的作品给了人们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论是他自己创造的，还是甫方本身创造出来而藉作家手笔加以表达的，我们都能从中看出：福克纳是南方文学卓越的怪诞大师。而作为怪诞大师的福克纳，其名字与南方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有人认为福克纳的作品表现了人在自己亦难阐明的历史中极其痛苦的摸索前进的状况。的确，历史的每一点进步总是残酷而又曲折的，它不断地向人类索取代价。南方的过去曾搅得多少“人们无法安眠，它屈曲了人们的性格，绞扭着人们的心灵”；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即所体现的那种病态和痛苦就是这代价的一部分。怪诞，无疑是福克纳表现南方的最好形式。当然，你可以对这种怪诞所引起的晦涩不以为然，甚至可以对这种怪诞的艺术价值表示疑问；但是，你都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福克纳的怪诞创造了一个世界。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最能体现福克纳创作特色的作品，当推长篇小说《喧嚣与骚动》（又译《声音与疯狂》或《喧哗与骚动》）。它是福克纳花费心血最多、最为喜爱的作品，也是一部才华横溢、深刻反映时代的传世之作。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自》第五幕第五场主人公的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是描述康普生家庭成员的际遇变故和日趋衰颓的精神状态，反映美国南方庄园主贵族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和传统价值的破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小说主人公康普生家曾是显赫一时的望族，祖上出过议员、州长和将军，家有良田千顷，仆人黑奴成群。但传到康普生这一代时却家道中落，穷得连儿子的学费也缴不出，家中女佣只剩黑奴迪尔西一个。一家之长康普生本人虽是律师，却不接洽业务，只会喝酒沉湎往事，发些愤世嫉俗的牢骚议论。其妻孤僻，无病呻吟，常觉气恼压抑；她待人冷漠，丈夫和儿女们未能从她身上得到爱抚与温暖。康家有子女四人，虽所走的生活道路各异，但精神上都日趋崩溃、堕落。大儿子昆丁是个大学生，其性格内向、孤僻寡欢、敏感而脆弱；他看重祖辈传下的门第观念和各种“清规”，妹妹的沦落使他失去精神平衡，粉碎了他心目中“南方淑女”的美好形象，最后以投河自尽结束内心痛苦。老二杰生与大哥不同，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的上升，他顺流而下，干脆趋附“新秩序”，成了一个冷漠无情、卑劣无耻的实利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又使他变成一个失去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和虐待狂。女儿凯蒂幼时受贵族世家的严格教育，铭记要格守“南方淑女”的各种规约；但“物极必反”，在“南方新秩序”的冲击影响下，却成了一个轻挑放荡的女子——未婚先孕，不得已嫁给另一男人，婚后被丈夫发现隐情而遭遗弃，只得自去大城市闯荡谋生，挣钱养活私生女儿。小儿子班吉是个白痴，智力低下，到了3q多岁时，还不及一个3岁的孩子聪明。如果说，通过康普生家其他成员的命运，反映了福克纳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那么，对杰生的漫画式的刻画，则鲜明表达了他对“新秩序”的憎厌。如果说，凯蒂的堕落是南方道德法规破产的象征，那么老康普生家族的破败是整个南方庄园主家庭解体的缩影。这部小说中唯一健康的力量是黑奴女仆迪尔西，她的忠心、仁爱。忍耐与坚毅，与康普生家的冷漠、自私和病态性格，恰成鲜明对照。通过迪尔西这个形象，作者沤歌了存在于纯朴劳动者身上的精神品质，宣扬了他自己“人性的复活”的理想。
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妇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技巧，用“时序颠倒”、“多角度对位”、“象征隐喻”等手段，将复杂繁乱的篇章构成一个多视角、多层次的总体结构。福克纳自己说过，这本小说“是两个堕落的女人，凯蒂和她女儿的一出悲剧”，“是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姑娘的故事”。其中心人物是凯蒂，她是整部小说的一个轴心，所有别的人物，都因与她有关而存在，他们的所思所行，都与她紧密相连。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作家并没有单独给凯蒂写一章，没有将她作为一个正面的、实在的人物置于作品之中。他运用的是“人物虚出”的美学原则：间接的叙述方法更加饱含激情，用以表现“树枝的姿态与阴影，而让心灵去创造那棵树”。福克纳从四个不同叙述者的角度，描述了同一个人物——凯蒂的四个凌乱的情节。全书以叙述者为界分四章。第一章《斑吉的部分》正式的标题是41928年4月7日》，通过康普生的小儿子白痴斑吉在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他的混乱的意识流，表现他对失去姐姐关怀的悲哀。第二自昆丁的部分》正式标题是《1910年6月2日》，通过大儿子昆丁在自杀前精神错乱时的内心意识，写他与妹妹凯蒂之间不正常的爱的性变态心理；第三章《杰生的部分》正式标题是（1928年4月6日》，通过二儿子实利主义者杰生的自我表白与自我辩解，写出他对凯蒂行为的恨，并将这种恨转移到凯蒂的私生女小昆丁身上；第四章《迪尔西的部分》正式标题是（192年4月8日》，通过女佣人迪尔西的叙述，来补叙前三章没有交待清楚的情节。小说的前三章通过康普生家三兄弟的意识流动，揭示了他们与凯蒂之间的关系，为凯蒂提供了逼真的、主观色彩强烈的、同时又是支离破碎的侧面印象。第四章则通过作品中唯一的正常人迪尔西的完整的叙述，为凯蒂的形象作了必要的补充，使凯蒂的形象完整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多角度对位”的叙述方法，不仅使凯蒂的性格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揭示，而且也反映出凯蒂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同时也以各人的所思所忆所行中表现出各自的内心世界深处，各人的潜意识活动，可谓“一箭三雕”。
在时序安排上，《喧嚣与骚动》也别具一格。整部小说四章的时序为c、a、b、d，前三章的叙述者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物，他们对自身及外在世界的感受，印象本来就混沌杂乱，常有彼此颠倒混淆甚至不合逻辑的情况。作者采用时序颠倒或相互交叉、渗透、时空跳跃多变等手法，场景转移频繁，正有助于表现这类人物的变态心理和意识流程。对此，作者自己颇为满意，他说；“时间乃是一种流动状态”，“我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遣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皮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
此外，在结构处理上、福克纳仿效乔伊斯，采用了“神话模式”和“逆转式”的象征隐喻手法，加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寄托了他期望人们毋忘基督教诲，要关心人类命运的深刻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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