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19世纪后期，一方面是人与环境冲突的悲剧色彩更显著，另方面是人的“物化”现象日趋严重，欧洲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一是30年代“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二是随着人们对环境和遗传作用认识的深化，自然主义文学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是巴黎公社革命直接产生了公社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继宪章派文学之后的继续和发展；四是各种非理性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也纷纷出现在欧洲的文坛上。一时间流派纷呈，但主潮仍然是批判现实主义。
一、影响文学的诸要素
l.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走向垄断，加深了社会矛盾和人们对社会秩序和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失望情绪。
在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开始集中，道德水平普遍下降，大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导致了巴黎公社革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彻底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既对社会秩序和人类自身失望，又对暴力革命产生了恐惧情绪。在俄国和美国，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道德出现了危机。作家对社会热点问题更为关注。
2.形形色色的哲学社会思潮，影响了文学的多元性。
这一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思想家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哲学社会思潮。这些学说引起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兴趣。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去把握生活，因而形成了文学的多元性。
3.文学观念的革新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变化。
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同样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也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叛。自然主义否定典型化。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又反对自然主义的镜子似的实录，主张运用隐喻和象征，将生活虚拟化，甚至主张描写直觉和下意识的活动。这些创新因素是该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基本特征
1·三种基本思想并存。
虽然此时哲学社会思潮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基本的思想；一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思想指导了无产阶级运动，影响了巴黎公社文学。二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它抨击邪恶，但又鼓吹改良和博爱。这个思想继续影响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且比本世纪中期还要深刻和普遍。三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非理性学说。它ff］否定现存的秩序，否定世界的整体性和人类的理性，对世界感到失望和无所适从，只好退回内心，强调“意志”。它们影响了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文学思潮。
2.开始“退回内心”。
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开始出现“向内转”的趋势。它们既重视对外界事物的描绘，更重视对心理活动的把握和对直觉的捕捉。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注意从斯丹达尔的创作中吸取灵感，再现心理矛盾与发展的全过程，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心电图”式的作品；而一批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则努力捕捉瞬间的心理感受，力求把外界事物转变成一片“象征的森林”。
3.越来越重视文学技巧。
除无产阶级文学仍然走着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以外，其他派别的文学都注重文学技巧的使用和创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注重心理分析与内心独白；形式主义文学则注重象征和隐喻，讲究交感和对应。这样，文学主题由清晰走向了朦胧；含义由单一走向了多兀。
三、文学状况
1.自然主义文学19世纪后期流行的、产生于批判现实主义之中的一个文学思潮和流派。它的产生，有其社会和文学自身的原因。七八十年代，欧洲各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大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深入人心。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更机械化、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感到个人的尊严正在失去，人类只是一种由环境和遗传所决定的生物，他的生命只是对这些刺激物作出本能的反应。同时，浪漫主义的张扬个性和热情洋溢显得空幻，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和理性色彩也不能概括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情绪。于是更为写实、更为细腻、更为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便产生了。
自然主义文学有如下特征：其一是强调写真实，再现自然。自然主义把真实理解为自然，即客观存在，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谓再现自然，就是真实地而不是典型化地描写日常生活。其二是强调客观性。自然主义要求小说家完全消失在小说情节的后面，不要介入小说的叙述，让故事“自己来讲述自己”。也就是说，作家不是道德家，不要作任何价值评判，而是解剖家，“只限于说出他在人尸体中找到的东西”。其三是突出科学性。自然主义把一切归之于自然法则，认为人的性格、**、行为都受制于生物规律，尤其是遗传规律，所以创作就是探索、印证这些规律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求描写要达到一种科学式的精确。左拉后期甚至认为创作就是一种实验的过程，它遵循着假设——实验——结论的基本程序。
自然主义文学滥觞于福楼拜，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形成**，法国的莫泊桑等人集体发表的《梅塘之夜》（1880）是这一运动的宣言书。80年代中叶“梅塘集团”解体，使这一运动趋于没落，但随即又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流行起来，20世纪还扩展到挪威和美国。成就最大的是法国的左拉。
左拉（1840——1902）是19世纪后期法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同时又是自然主义的热情倡导者。他早年对诗极有兴趣，因为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气候温和、阳光明媚的普洛旺斯省度过的。他沐浴在阳光和从地中海吹来的微风之中，读着雨果等人的浪漫主义诗篇，沉浸在大自然所造成的交感梦想世界里。后来，父亲去世，他只好随母亲迁到巴黎，过着贫穷的生活，终于从诗意的世界回到满是贫穷和痛苦的现实，开始注意现实并进行自然主义的小说创作。
对左拉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因素有三：一是巴尔扎克的“环境决定论”和反映整个时代的构思，二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三是泰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三要素论。他的创作主要是自然主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注重细节的描绘，力求真实地反映现实；注重环境的作用，企图找出人物行为的社会原因；注重遗传的作用，力图在总体上用这些观点把握人物和事件，并试图用实验的方法写小说。同时在题材上也突破了禁区，涉及到性问题、杀人狂、妓女生活等。
《泰莱丝·拉甘》（1868）是左拉的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它写了一个**旺盛的女人泰莱丝因丈夫不能满足其**遂与丈夫的朋友通奸，终至合谋害死丈夫的故事。作者为了探索人类的原始愿望，用泰莱丝做了个实验。正如他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在两个活人身上仅仅做了外科医生在尸体上所做的分析工作。”由于采用纯科学的方法，这部作品触犯了道德习惯，因而受到了很多的责难。
《卢贡一马卡尔家族）（1869——1893）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大型系列小说，它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是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发而创作的。从题材上看，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产者和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如《娜娜》（1880）等；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如《金钱》（1891）；三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如《小酒店》（1877）、《萌芽｝）（1885）等；四是教会和教士的生活，如《穆雷教士的过错》（1875）；五是社会动乱时期各种人物的活动，如《卢贡家庭的家运》（1877）等。左拉把卢贡和马卡尔二家的血缘与环境关联当作全书的中心主题，把这个大家族的人物分别安排在农人、商人、资产阶级等各个社会阶层，通过他们的个性及行动上的类型去描写他们的生活。
《小酒店》是作者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有酗酒遗传的少妇绮尔维丝的故事。她本来是一个勤劳的洗衣工。只因丈夫成为残疾而开始酗酒。这时原来的情夫又来引诱她，她成了酒鬼和妓女，最后凄惨地死去。作品突出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和酗酒的危害，但对人物进行了生理学的把握，认为女主人公的不幸命运，实则是先天的遗传所致。
《娜娜》是《小酒店》的“续篇”。它讲述绮尔维丝的女儿娜娜的故事。她从小就观察到母亲与情夫的**生活，也变得厚颜无耻了。15岁时跟一个有钱的老头私奔，后来又离开他到一个歌剧院当高等妓女。她凭着自己美丽的**征服了整个上流社会，无数人为她落得个倾家荡产。这部小说展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空虚和**，但也有明显的遗传和环境决定论的自然主义特色。
《萌芽｝）是一部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它以青工艾蒂安·郎吉耶在蒙苏煤矿的一段经历为线索，展现19世纪以来法国煤矿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艾蒂安因为打了工头被解雇，只好来到蒙苏煤矿。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使他非常愤恨，于是他鼓动工人成立了互助基金会。当资本家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宣布改变工资发放办法时，他又领导工人进行了罢工。最后，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终于遭到了镇压。艾蒂安在罢工失败以后，又远走他乡去组织新的斗争。作品真实地描绘了矿工的悲惨生活，展示了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性，也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斗争。但作者从自然主义出发，从遗传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物的行为和动机，领导者艾蒂安的不屈的反抗被图解成好斗的天性。因此，它的社会意义就明显减弱了。
巴黎公社文学以1871年3月成立的巴黎公社为标志，前后延续了约20年时间。巴黎公社文学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写照，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普法战争爆发后，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仅存72天的巴黎公社就失败了。但是，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既检验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又震撼了资产阶级世界。
巴黎公社文学是这一斗争的产物。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真实地记录了巴黎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和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滔天罪行。二是表现了被压迫阶级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斗争的主题。三是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四是采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诗歌形式，并且洋溢着人民必胜的信心。
在巴黎公社文学这个群众性的创作活动中，有下列作家作品比较著名：爱弥尔·特盖尔的《浴血一周》、让·特洛埃尔的《牺牲者和刽子手》、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彼埃尔·狄盖特的《红色圣女》、茹尔·瓦莱斯的《巴黎公社》、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等。其中以欧仁·鲍狄埃及其《国际歌》最有代表性。他一生创作了250首诗歌，反映劳苦大众的苦难，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号召被压迫者起来斗争。他的诗歌有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国际歌》就是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的白色恐怖中完成的。它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代表了巴黎公社文学的最高成就。
唯美主义文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而流行于本世纪后期的一个形式主义文艺思潮，最初产生于绘画领域，后来渐渐扩展到诗歌、小说、戏剧领域。
19世纪中期，一些从浪漫主义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艺术家，既不满浪漫主义者的多愁善感和情绪外露的诗风，又反对现实主义的真实化倾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和艺术商品化面前，产生了幻灭、苦闷和艺术自卫情绪，终于走向艺术的“象牙之塔”，企求在“美的无忧殿堂”里得到超脱。另一方面，康德的“美无利害关系说”也为唯美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
法国诗人戈蒂耶（1811——1872）是始作俑者。1832年，他在《（莫班小姐）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继承了康德的“美是一对象的合国的形式”的观点，认为美感仅限于感性与形式阶段，与道德判断和内容无关。为此，他既对审美对象采取静观的态度，又极力追求形式和技巧，创作时“极尽精美之能事”。他的诗集《珐琅与雕玉》（1852）以精致典雅、语言纯静、音韵和谐的形式美而独具魅力。
之后，巴纳斯派（即高蹈派）与前拉斐尔派进一步发展了唯美主义思潮。巴纳斯派因《当代巴纳斯》诗集而得名，提倡“美的崇拜”，以造型美与雕塑美为追求目标，反对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方式与散漫的诗歌形式。前拉斐尔派则因1848年成立的“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而得名。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主张返回古代纯净的艺术中去。70年代，该派的艺术活动基本沉寂。
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是佩特（1839——1894）和王尔德（1854一1900）。佩特是理论家，他的《文艺复兴研究》（1873）是这一流派的宣言书。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美感，寻求美的享受。王尔德则在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有悲剧《莎乐美）（1891），喜剧《温德米夫人的扇子》（1892），童话《快乐王子》（1888）和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其中《快乐王子》体现了他对“美”独钟的情感。他认为只有美的事物，才有存在的价值；美是永恒的，快乐王子也将永远存在。《莎乐美｝）则是一首清新优美的散文诗。女主人公‘好像一只迷了路的鸽子”，“好像一朵在风中颤动着的水仙花”。她把情人当作“美”的象征，不惜一切地要得到他；甚至连他死了以后，她还要疯狂地亲吻他的头颅，以求得瞬间的美感享受。
唯美主义的中心在英国，但19世纪后期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
象征主义文学从浪漫主义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文学思潮和派别，也是现代主义文学产生最早、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一个文学流派。19世纪后期的象征主义称为前期象征主义。美国的爱伦·坡（1809——1849）和法国的波德莱尔（1821——1867）是其先驱，但真正流行于欧美还在70——90年代。1886年9月，法国诗人让·莫里亚斯（1856——1910）在《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象征主义宣言》，标志着象征主义正式诞生。
象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只有内心感受才是真实和美的；诗歌应该摆脱描写外界事物的倾向，努力写出“内心的真实”，但内心的感受也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才能表达，因此诗人应当找出与之对应的“象征的森林”，用物质的可感性表现隐蔽的内心世界。因此，象征主义注重联想和暗示，讲究诗歌的神秘性、音乐性以及“交感”手法。
兰波（1854——1891）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少年先锋，在短暂的生涯中，创作了140多首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诗篇。他认为诗人就是一个“通灵者”，就是要“认识自我”。他强调通感和直觉，喜欢从梦幻中发掘神秘的境界和意象。他的代表作是《醉舟》（1871）。诗人自比一叶无舵的“醉舟”，在大海中随波逐流。他以“通灵者”的敏感，描绘出大自然的色彩和内心的种种感受，使人体验到一种超现实的境界。
魏尔伦（1844——1896）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他特别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认为“音乐至高无上”。同时还认为不要写一望而知的事物的表面，而要表现事物的微妙之处。他的代表作是诗集《无词浪漫曲》。整部作品都用含糊不清、飘忽不定的诗句旋律抒发了自己焦虑的**和婉转的情思，从而构成一片轻灵婉丽的音乐世界。
马拉美（1842——1898）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他认为梦境是诗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主张诗歌表现梦幻，创造出人世所没有的“纯粹的美”。他还认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神秘的，诗歌也不例外，所以诗歌不是叫人理解，而是触人心弦，引人共鸣。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以其精美和富于创新精神的大胆试验，而成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典范之作。马拉美的代表作是《牧神的午后》（1876）根据希腊传说中的牧神潘追求水中仙女的故事写成。它采用传统的亚历山大诗体，但把想象、情绪、节奏和旋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综合象征”。诗人让文字进入动态，在运动中撞击、组合，终于形成一个个表示暗示的象征体和一首交响乐曲。这首诗经德彪西谱曲后广为流传。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学体现了作家们对人类及其未来的信心，那么其他几种文学思潮则体现了对人类和世界秩序的失望情绪。自然主义把人看成是生物的人，用实验的方法和客观冷静的态度进行创作，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则离开时代精神和道德判断，专注于形式，精心营造艺术的“象牙之塔”，这是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不相同的。这是反传统和非理性文学的开端，标志着具有现代意义的前卫艺术开始出现。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后期文学的主潮。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社会道德越来越堕落，军国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也越来越嚣张。不少作家对这一切深感忧虑，纷纷寻找“救世”良方。但由于受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作家的世界观也显得更加复杂，有的幻想改良，有的悲观失望。然而，经过中期作家的摸索，这时期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创作内容得到了拓展，艺术手法多样化，悲观色彩浓重。
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除继承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的传统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短篇小说的勃兴和自然主义文学的介入。后者使法国文学的锐气减弱，而走l了客观、精确和精湛的科学化道路。
法朗士（1844——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典雅精炼的文笔和“褥而不虐”的讽刺，揭露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宗教与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同时也注意反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早年的法朗士曾倾心于巴纳斯派，崇拜古希腊的艺术美，坚持创作的客观性。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1881）就与唯美主义作品极为相似。后来，他还创作了四部曲《当代史话》（1897——1907）、寓言小说《企鹅岛》（1908）和《诸神渴了》（1912）等作品。他喜欢在叙述时旁征博引，喜欢打断主人公的抽象空谈，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活生生的嘴脸。由于他精神上的健康乐观，他的小说总是那么轻松自如。
都德（1840——1897）是梅塘集团中一位别具一格的小说家。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爱国主义主题和大量的题材。但他天性和善，对人对事特别宽容，对现实的批判也不像其他作家那么严峻。因此，他的小说往往以熟悉的普通人为描写对象，以生活中独具意味的横截面作为切入点，以幽默的笔调对笔下人物表示深刻的同情。他一生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和4个短篇小说集。著名的有半自传长篇小说饲、东西》（1868）和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月曜日故事集》。其中《磨坊文札》描绘了普洛旺斯半宗法式社会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充满了浪漫气息。《月曜日故事集》有两类题材写得最为成功，一是小人物的凄苦；二是反映普法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
吉·德·莫泊桑（1850——1893）是世界文坛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他极善于开掘生活，从日常琐事和芸芸众生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一次骑马、一次散步、一根绳于、一条项链，都能引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西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受母亲的影响，培养了浓厚的文学兴趣；青年时期师承福楼拜，掌握了很高的写作技巧。18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使他一举成名。从此，莫泊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在短短的10年之间，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有中短篇小说300余篇，长篇小说6部，此外还有诗集、游记、戏剧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莫泊桑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多种疾病，1890年精神失常，1893年逝世，年仅43岁。
莫泊桑创作的年代正值第三共和国时期。他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虚伪、丑恶的文明极为反感，他在给福楼拜的信中说：“我要求消灭资产阶级……是的，现在我觉得九三年是太温和了。”莫泊桑的长篇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一生》（1883）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主人公约娜在少女时代对生活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但是结婚以后，她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却原来是个贪婪、粗俗、腐化的无耻之徒。她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谁知儿子却吃喝嫖赌，弄得她倾家荡产。约娜最后竟落到靠女仆的救助而苟延残生的地步。小说通过约娜一生的悲剧，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活习俗的冲击下，贵族家庭必然衰落和解体的趋势。《漂亮朋友》是莫泊桑最富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厚颜无耻的杜洛阿不择手段的发迹史，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丑恶，绝妙地概括了第三共和国的本质特征。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成就极高，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像《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早就成了有口皆碑的名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人物形形色色，但绝大多数是描写当时法国社会的底层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种种遭遇中，揭露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表达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的同情和赞许。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基本主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写资产阶级的风俗习尚，揭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和拜金主义，嘲讽小市民的追逐浮华与爱慕虚荣。《遗产》写为了生一个可以得到大笔遗产的继承人，女人的丈夫和父亲竟然默许她去与人私通。《老人》写女儿女婿不等老人咽气就急急忙忙办起丧事来。《我的叔叔于勒》写年轻时的浪荡子于勒成了全家的“灾星”，后被送到美洲谋生。于勒哥哥一家朝思暮想在国外发了财的于勒衣锦还乡，但在一次旅行中，忽然在船上发现了卖牡蛎的穷老头就是于勒时，竟然拒绝相认。《项链》写一个小职员的妻子玛蒂尔特为了在舞会上出风头，不仅花费了丈夫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400法郎，做了一件衣服，还丢失了借来的一挂假项链，为此竟付出了10年辛苦劳动和节衣缩食的代价。
二是写普法战争，反映了高贵者未必高贵，卑贱者未必卑贱，强调了普通群众中有更多的爱国主义者。《米隆老爹》写老农民米隆老爹不甘敌人的野蛮侵略，勇敢而巧妙地杀死16个普鲁士骑兵，最后从容就义。《两个朋友》塑造了两个普通巴黎市民的形象。他们在和平时期过着宁静而平凡的生活，最大的乐趣不过是星期天到郊外河边钓鱼。战争爆发后不幸被捕，当普鲁士军官逼他们讲出通过前哨阵地的口令时，两个朋友坚决不肯吐露半个字，结果惨遭杀害。敌人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法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爱国主义激情。不过莫泊桑指出，并不是每个法国人都具有这种情绪。他笔下的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就缺乏爱国主义，甚至连妓女也不如。《羊脂球》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真实。《菲菲小姐》也描写了一个妓女的民族气节。小说写侵略者的几个军官住进了法国的一个贵族城堡，一个叫“菲菲小姐”的普鲁士军官对文物肆意破坏。他们找来了五个法国妓女玩乐，饮酒时，“菲菲小姐”大肆侮辱法国人，跟陪他的妓女拉歇尔发生了争论，结果被拉歇尔用餐桌上的小刀刺死。在莫泊桑的小说中，普通人、“卑贱者”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正直和极富同情心，同“上等人”、“高贵者”的自私、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莫泊桑反对“创造奇遇”和危言耸听，主张以真实感人。因此，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从中截取一个极平常但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片断，经过艺术加工，反映出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表达情感上，莫泊桑力戒自己直接介人，力图做到让人物的好恶喜怒不形于色，让倾向在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人物自己掀起情感的波澜。而布局谋篇的巧妙则是莫泊桑中短篇的又一大特点。他的许多小说开篇都是平稳地展开，似乎毫不起眼，但是情节突然发生转折，往往出人意外，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而这种结局又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使人有路转峰回、回味无穷之感。莫泊桑小说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曾使托尔斯泰和法朗士赞叹不已。他的语言朴实洗炼而又精致优美，清新自然而又机智幽默。
当然，莫泊桑也写过一些思想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在一些小说里，他企图用生理的原因去解释人的行为，从而模糊了人的社会性，表现出颓废主义和宿命论思想。
《羊脂球》（1880）是莫泊桑的第一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写的是1870年冬天，普鲁士军队正步步向巴黎逼进，开进了卢昂城。这时有十名旅客租了一辆马车，前往处在法军控制下的哈佛港。这十个旅客中有三对夫妇是上流社会的有产者：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和他的妻子，纺织厂厂主兼省参议会参议加雷——拉玛东和他的太太，贵族地主兼省参议会参议布雷维尔伯爵和他的夫人。此外还有两个修女和一个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第十个就是白胖的妓女“羊脂球”。十人中既有身份显赫的“上等人”，也有卖笑的“下等人”；既有宗教界的代表，也有以进步自诩的“民主党人”。马车上的这十个人构成了一个小社会。在离开卢昂的途中，他们分享了羊脂球所带的食物。车经多特镇，普鲁士军官要羊脂球陪他过夜，遭到羊脂球的愤然拒绝。普鲁士军官便扣留全车人。同车的那些“上等人”便结成神圣同盟，软硬兼施，引诱和逼迫羊脂答应了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次日，马车放行，在前往哈佛港的途中，那些先前诱骗羊脂球屈从的正人君子们又脸孔一变，把羊脂球看作肮脏的贱货。他们嚼着在多特镇购买的食品，不屑与她说话，任凭她挨饿。最后，当人们听到《马赛曲｝）时，同车的“上等人”都无动于衷，而身为妓女的羊脂球却潸然泪下，激动得哭了起来。
莫泊桑力图通过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不同表现，来扫描他们各自的灵魂，衡量他们的道德价值，揭露资产阶级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肯定和赞许下层老百姓的善良友好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小说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战争爆发不久，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拿破仑三世投降，第二帝国崩溃，战争转变为普鲁士向法国进攻。普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大片领土，包围了巴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而卖国的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却不战而降，与敌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且血腥镇压了起来英勇抗击侵略的巴黎人民。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些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小说先写马车从卢昂出发时的情景。车上的十个旅客彼此并不熟悉。可是，当那几个“上等人”一旦嗅出车上有一个妓女同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立刻摆出一副道貌岸然、君临巨下的神气，并且本能地组成了“神圣同盟”。几位太太在耳语时还故意大声说出“婊子”、“社会之羞”等字眼来羞辱羊脂球，以显示自己的高贵与圣洁。但是事情偏偏那样凑巧，三对“上等人”，两个修女和那位“民主党”人，他们原计划在多特吃午餐，所以都没有带食品。而马车却偏偏因赶上大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到了下午又陷进一个大雪坑中，沿途没有一个店铺。旅客们早已饥肠辘辘，有的甚至因饥饿而晕了过去。十人中唯一带了食品的却是被那些“上等人”极端鄙视的妓女羊脂球。她带了够三天吃的东西，装了满满一篮子。羊脂球心地善良，她请这些旅伴分享自己的食物。那九个人风卷残云地将满满一篮子食品一扫而光。
小说接着写在多特镇上发生的事情。马车终于到了多特镇，在旅馆里他们出人意料地遇到了麻烦。普鲁士军官要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不予放行。羊脂球痛恨普鲁士侵略者，执意不从。而与羊脂球同行的那些旅伴出于卑鄙自私的目的联合起来，花言巧语，软硬兼施，甚至要把羊脂球连手带脚捆起来，交给鸟太太认为“行为很不正派”的那个无耻的普鲁士军官。“上等人”联合精心策划的种种阴谋，终于攻破了羊脂球的心理防线，迫使她答应了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达到了马车准予放行的目的。
小说最后写马车放行以后的情景。当那些曾经诱骗羊脂球作出牺牲的“上等人”重获自由以后，便立刻变换了面孔，昨天被他们当作唯一救星的羊脂球现在却被他们视为肮脏的践货，不屑一顾。他们唯恐接触到这个不洁之物，“仿佛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什么传染病”。在这一段旅途中，那九个人都准备了丰盛的食物，而羊脂球却由于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准备。那九个旅伴大嚼大咽，并将吃剩的食品各自收藏起来，也没给羊脂球一个鸡蛋、半截香肠，听凭她挨饿和伤心地哭泣。“上等人”彻底忘记了三天前曾把羊脂球满满一篮子食品一扫而光的事。
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一个普通的故事，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羊脂球虽属妓女，地位低贱，但在这十人组成的小社会里，只有她才配得上称之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自命不凡的“上等人”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但当他们饥饿难忍时，羊脂球依然不计前嫌，善意诚恳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她不但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她之所以离开卢昂，是因为出自她对侵略者的强烈痛恨。当敌人闯进她家时她的“肚子都快气破了”，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掐住那个普鲁士人的脖子，为此只好躲起来，避免被敌人抓去。而那些被认为也自认为是“上等人”的贵族资产阶级，原本可以不离开卢昂的，因为“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他们之所以离开卢昂，是因为“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他们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他们没有一个人同侵略者斗争过，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随时准备逃跑——“如果普鲁士军队开进哈佛，那我们就奔英国了。”特别是其中的鸟先生，趁战争之机把自己的劣质葡萄酒全卖给了法国后勤部，大发国难财。
在多特镇旅馆发生的事件，把十个旅客的灵魂暴露无疑。面对普鲁士军官厚颜无耻的要求，羊脂球满腔愤怒，严辞拒绝，痛斥侵略者是“混蛋”、“无赖”。她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个特殊时刻，敌人的无耻要求，不只是对一个妓女的侮辱，而且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侮辱，充分表现出一个“下等人”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尊严。
那几个所谓的“上等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信奉的是“遇到强大的人是永远不应抵抗的”，“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服”。在如何对待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上，最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虚伪奸诈、损人利己和毫无民族气节。他们怨恨羊脂球为什么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军官，以便他们第二天就可以启程；甚至还认为敌人的无耻要求是“正派的行为”，羊脂球的拒绝反而成了“贱货”的“假充正经”，甚至主张将她手脚捆住交给敌人。那几位太太则用一些曲折的说法和文雅的措辞来表达最猥亵的内容。她们谈起自己比羊脂球更对普鲁士军官的胃口时，显得那样的“心花怒放”和“如鱼得水”，力图把自己的厚颜无耻用一层薄纱掩盖起来。
这伙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还有那两个自命圣洁的修女，竟利用羊脂球去教堂参加一个孩子洗礼的机会，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设置圈套，向羊脂球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他们先是旁敲侧击地向她灌输所谓牺牲自己以成全别人的献身精神，并从历史的陈迹中胡诌出许多事例，“听他们的说法，最后简直可以使人相信，妇女在世界上唯一的使命，就是永恒不断地牺牲自己的身体，无尽无休地听从丘八老粗们的任意摆布”；接着搬出宗教来欺骗劝诱，说什么“只要用意正当，做什么事也不会惹得上帝不高兴”；最后“伯爵按照预定计划，挽了羊脂球的胳膊”，虚情假意大谈“他们将如何感激她”。就这样，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早日上路，生命不受威胁，私利不受损害，助纣为虐，把羊脂球推入了火坑。而当马车被放行后，这几个“上等人”态度骤变，不但不感激羊脂球的救难之恩，反而把她当作肮脏的贱货一脚踢开。
小说肯定和赞扬了羊脂球的爱国主义和美好品德，揭露了法国贵族、资产阶级、教权派和冒牌革命党人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私利，不惜出卖灵魂、出卖同胞、出卖祖国的卑鄙嘴脸、形象地概括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不同态度，雄辩地说明了上流社会的自私**乃是法国蒙受耻辱的主要原因。“高贵者”很低贱，“低贱者”很高尚。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的紧密结合，赋予这篇杰作以丰富的思想内涵。
《羊脂球》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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