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反映了俄国从封建农奴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成为俄国解放运动艺术编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简洁、朴素、细腻、清新、抒情味浓的艺术风格，对俄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列宁称他是“卓越的俄罗斯作家”。他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起，被人们称为俄国文学的三巨头。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公历11月9日）出生于奥略尔省斯巴斯科耶——鲁托文诺夫村一个贵族家庭。这里是他母亲的庄园，风光秀丽，景色优美。屠格涅夫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827年，9岁的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往莫斯科。1833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在这里，他受到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加深了对农奴制罪恶的认识。1834年秋天，因全家迁居彼得堡，屠格涅夫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科学习。在这里，他钻研哲学和文学，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37年大学毕业，翌年去柏林大学深造，1841年学成回国。在这期间，屠格涅夫结识了社会活动家巴枯宁、斯坦凯维奇等人。1842年底，他结识了别林斯基，成为至交。1843年6月，屠格涅夫在内务部办公厅当了一名十等文官，两年后被迫辞职。1843年秋，屠格涅夫结识了西班牙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这对他的私生活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互相依恋，直至作家逝世。作家后来多次出国，长期旅居西欧都与维亚尔多有关。他作品中那些优美的女性身上，都有维亚尔多的影子。
从1847年起，屠格涅夫经常住在国外。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对他的影响很大，尽管他只是个旁观者，但他一直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为革命欢呼。1850年11月，母亲去世后屠格涅夫继承了巨额遗产。他立刻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我用一切办法来促进全面解放的成功”，表现出废除农奴制的巨大勇气。
1852年果戈里逝世后，屠格涅夫因发表悼念文章触犯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禁令而被捕，关押一个月后被判处遣送原籍流放一年半。在流放期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1853年12月流放期满回到彼得堡，他受到《现代人》杂志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盛宴欢迎。从此，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屠格涅夫世界观的矛盾暴露出来。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分歧日益扩大，并最终导致了他在1860年10月正式宣布退出《现代人》杂志。
从70年代到逝世，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一家长住巴黎，与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及莫泊桑等人亲密交往，并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也获得了世界进步人士的爱戴。1878年在巴黎国际文学大会上，他被选为大会副主席。1879年，他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习惯法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反农奴制方面的贡献。
1882年，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1883年8月22日（公历9月3日）病逝于巴黎附近的布热瓦尔。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别林斯基的墓旁。
屠格涅夫生性敏锐善思。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关系密切。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破落的世袭贵族，相貌英俊，敏感多情，曾在沙皇军队任过骑兵上校，1821年退役。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屠格涅夫长丈夫6岁，是个富有的地主女儿，结婚时娘家陪嫁丰盛，有良田千顷，农奴数千。她是个性格专横、残酷折磨农奴和仆人的女地主，有时连儿子也不放过，而且与丈夫关系不和谐。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屠格涅夫经常在父母冲突的狭缝中生活。屠格涅夫遗传了父亲的外貌和性格，敏感而富于温情，对母亲的粗暴蛮横怀有敌意。这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对农奴制的不满，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他揭露农奴制的著名中篇小说《木木》，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母亲为原型的。屠格涅夫非常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人物。尽管由于作者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不能作出完全正确的、真实的反映。这是构成他的作品艺术特征的重要基础。
作为一个贵族地主和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知识分子，屠格涅夫的思想是矛盾的。他从小就从母亲和其它农奴主身上看到了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和虐待，否定农奴制度，后来还在自己的庄园里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19世纪俄国人民反**农奴制的斗争，帮助他认清了时代的任务，特别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的直接影响，使他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农奴制的罪恶，谴责农奴制的不人道，创作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他毕竟是一个贵族地主，就世界观而言，他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贵族的根本利益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要求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他始终相信改良主义的渐进论是拯救俄国的唯一良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推动俄国前进。这是他始终没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高度，并最终与革命民主主义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到后来，他对农奴制改革后的现实大失所望，看不到前途，思想发生危机，藏身于纯艺术领域，表现出唯美主义和严重的悲观情绪及妥协倾向，甚至公然向沙皇上书表示忠诚。屠格涅夫虽然在思想上有如此尖锐的矛盾，但总的说来，他的一生是反对农奴制及其残余的一生，他一直是革命者的朋友而不是沙皇政府的卫道士。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作品“为俄国革命尽力”。他的民主精神与人道主义理想从思想上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不仅推动了当时的解放运动，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的创作始于诗歌而止于散文诗，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他的6部长篇小说令人瞩目。他的创作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的社会现象，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以擅长女性形象塑造而著称于世。他的作品，主题鲜明，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尤其善于刻画自然景物的瞬息万变，并赋以诗意和哲理。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他的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倾向就是不追随某种社会思潮，而致力于描绘和建塑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人情风俗、民族的伦理观念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的俄罗斯民族风骨。这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
屠格涅夫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38——1846）是探索期，作品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1834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受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诗人别涅季克托夫等人的影响，写了诗剧《斯切诺》。这个作品被文学教授普列特涅夫否定。1838年，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抒情诗《傍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之后，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抒情诗和长诗，其中较好的有：《巴拉莎》（1843）、《交谈》（1844）、《地主》（1846）等，受到了别林斯基的重视。1843年长诗《巴拉莎》发表后，别林斯基给予很高评价，两人从此结识，成为至交。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早期创作中，屠格涅夫还写了一些戏剧作品和中短篇小说，但均未摆脱模仿。
第h时期（1847——1862）是繁荣期。他由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模仿到独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揭开屠格涅夫创作新篇章，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是随笔集《猎人笔记》（1847——1852）。1847年，他在《现代人》第一期发表了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编辑了加了个副标题“选自猎人笔记”。这是《猎人笔记》的第一篇，它标志着屠格涅夫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作品获得极大成功，鼓舞他继续写出了一组取材于农民生活的特写在《现代人》上发表，1852年结集出版，共22篇，总名为《猎人笔记》。最后的定体（1880年版）又加了3篇，共25篇。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其基本主题是反映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具有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沙皇政府教育大臣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其中“绝大部分文章带有消灭地主的绝对倾向”。批准该书出版的审查官因此而被罢官。1852年屠格涅夫被流放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在于发表了这部作品。作品以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的笔记的形式，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乡各阶层的生活，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刻画了一系列农民形象，热情歌颂了农民崇高的精神品质和聪明才干以及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压榨的生活境况，揭露了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嘲笑了地主的伪善和愚蠢。在艺术上，《猎人笔记》的特色是朴素。他如实地描写农村生活和自然景色，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富于诗意的和本质的特征，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读者。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为俄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屠格涅夫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长篇小说的创作。50年代初期他就注意到容量广阔的长篇小说体裁。当时，俄国农奴制腐朽透顶，要求改革的呼声甚高，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善于体察时代脉博的屠格涅夫开始思索谁是改造俄国现实的领导力量、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在解放运动新阶段起什么作用等问题。要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短篇小说显然难以承担。他转而创作中、长篇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艺术编年史”。
”1856年，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在《现代人》发表二小说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多余人”的性格特征。主人公罗亭是4o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最光辉的十个。他学识广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向往进步和自由。但他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毅力，脱离人民，因此，他一切改革的尝试都失败了，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作家同情他的命运，也清楚地看到他承担不了改造社会的使命。
《贵族之家》（1859）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是罗亭同时代的另一种“多余人”典型。作品描写了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为正在崩溃的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
60年代初，俄国解放运动进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生活向文学更尖锐地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的问题。屠格涅夫接连发表了两部反映平民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前夜》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后期俄国的社会现实，塑造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小说的女主人公叶琳娜是个追求进步的贵族少女。她热烈地爱上了贫穷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并随他一同去保加利亚参加革命。途中，英沙罗夫病逝，叶琳娜毅然只身前往，去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作品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勇于行动能干一番事业的新人，与罗亭、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完全不同。英沙罗夫的出现，说明作者触及了时代的脉搏，把注意力转向了平民民主主义者，找到了能够代替罗亭、拉夫列茨基这类贵族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或许是作者认为像英沙罗夫这样的形象在当时的俄国还不能顺利发展，于是把他安排成一个保加利亚人，并让他在归国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夜死去。在作品结尾，作者通过书中人物呼唤道：“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来？在我们中间什么时候才能有人呢？”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屠格涅夫与革命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看法。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阐述了《前夜》的客观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反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英沙罗夫，而是敢于摧毁沙皇暴政的俄国的英沙罗夫。他认为现在是革命风暴的前夜，真正的白天就要来到，“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拢共只有一夜之隔吧”。而屠格涅夫则不能接受这种革命观点，并为此而震惊和惶恐。他强烈要求《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论文，尖锐提出：“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田波夫。”涅克拉索夫从革命大局出发，坚持发表了这篇论文。于是，屠格涅夫同合作多年的《现代人》决裂了。这反映了他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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