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精巧的艺术构思。小说把十名旅客安排在一辆马车上，其中包括贵族、资产阶级、教会人士、反对党人，只有羊脂球一个人真正属于下层阶级。这实际上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起到了以小见大的作用，颇有“袖里乾坤大”的魅力。而前后两次在车上出现饥饿的场景，反映出作家在安排情节上独具匠心。第一次，作家先写“上等人”如何蔑视羊脂球，但却把她三天的食物一扫而光。这样写，一方面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同时也为第二次饥饿埋下了伏笔，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二次饥饿却轮到了羊脂球，而先前挨饿受了别人恩惠的“上等人”，这次把过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听凭羊脂球挨饿而毫不动心。两次饥饿，检验出了他们各自的道德价值。而夹在这两次饥饿之间的是在多特旅馆发生的事情，这是矛盾冲突的焦点，也是情节发展的**。对待普鲁士军官无耻要求的态度，是检验他们每个人道德价值高低和真假爱国的试金石。检验的结果，“上等人”全是些卑鄙无耻、损人利己之徒，“圣洁”的修女是为虎作怅的帮凶，“民主党人”只不过是个伪君子，只有“下等人”羊脂球才是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人。
作家采用这种从车上到旅馆再到车上的三段式安排，巧妙地将法国社会浓缩在一辆马车里，演出了一个“高贵者”未必高贵，“低贱者”未必低贱的现实剧目。
其次是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和鲜明的对比手法。逼真的细节描写，不仅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而且使故事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大大增强。如羊脂球带的一篮子食品里，除了冻鹅外，还有鹅肝冻、云雀冻、熏牛舌，加上梨和点心，以及四瓶葡萄酒、一罐醋泡黄瓜和蒜头等。食品的丰富，准备的充分，正说明了羊脂球不甘心当亡国奴，决心逃出敌占区的爱国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多样的食物，才使得那些“高贵”的“上等人”垂涎三尺，毫不费力地将它们吞食而光。这些逼真的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明了羊脂球的正直善良、助人为乐，同时也暴露了那些“上等人”的自私、虚伪和卑劣。鲜明的对比是这篇小说贯穿始终的写作原则。“下等人”和“上等人”的对比，前后两次在车上对待饥饿同伴的态度对比，多特旅馆对待普鲁士军官无理要求的态度对比等，更增加了人物性格的鲜明感，使“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的真理石破天惊，长留千古。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像法国同期文学那样走上了自然主义的道路，而是继续捍卫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甚至比维多利亚前期的文学更具有真实性。7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加深，农村经济更是走向衰败。大英帝国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和繁华景象。这时作家们的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日益严重，有较多的改良主义和悲观主义因素。表现在创作上就是狄更斯时代的从容与理性精神被哈代时代的悲观主义所取代。此外，在心理描写方面，也比以前更深刻、更精确、更多样化。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首创“戏剧独白”的诗歌形式，主张诗歌应剖析人物心理。其诗风显得晦涩，评论界普遍认为艰涩难懂。主要作品有诗歌《巴拉塞尔士》、长诗《指环与书》、诗集《戏剧抒情诗》等。
斯温伯恩（1837——1905）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叛逆诗人。他热情支持民族解放，提倡自由，主张共和制。他有诗集《诗与谣》、爱情诗剧《阿塔兰忒在卡吕冬》等。
诗歌方面，勃朗宁夫人（1818——1861）的爱情十四行诗，“桂冠诗人”丁尼生（1809——1892）的音乐性诗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
萧伯纳（乔治·伯纳·萧，1856——1950）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原先是公务员，后被裁减当了粮食商，因经营失败而酗酒，不能养家。母亲爱好音乐，1872年带上两个女儿前往伦敦，靠歌唱和教授音乐谋生。由于生活贫困，萧伯纳14岁被迫辍学，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一名小职员。20岁时，他来到伦敦投奔母亲，先是一边在一家电话公司做工，一边试着写小说。后来他一边从事新闻工作，参加社会活动，一边为报刊杂志撰写美术、音乐、戏剧评论。19世纪90年代初，萧伯纳开始发表戏剧作品，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直到1950年逝世。他一生共写有51个剧本。他的创作主要是喜剧。
萧伯纳有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受母亲的熏陶，他从小就爱好音乐，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在都柏林时，萧伯纳就想成为一个歌剧的歌唱者或成为一个画家。他的艺术才华在后来所写的美术、音乐评论中显示出来，萧伯纳初到伦敦是想靠写作维持生活，可写作的生涯并不顺利。从1879年到1883年写的5本小说当时均被退稿。
17世纪以来，英国戏剧一直成就不大。19世纪80年代，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传入英国。1888年，萧伯纳受朋友的推荐，参加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演出。后来，又听人朗诵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剧，这使他感到“一刹间，这位伟大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于是，他开始对易卜生的剧本进行研究，并公开发表演讲，热诚地加以宣传。1891年，他把讲演稿整理出版，这便是近代欧洲戏剧史上重要的戏剧评论文集赐卜生主义的精华》。易卜生的戏剧对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揭露和讽刺、破坏和憧憬，使萧伯纳看到了新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威力。于是，萧伯纳产生了改革英国舞台的决心，他身体力行，把创作热情投向了戏剧活动。
萧伯纳的思想比较复杂。
19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接触过《资本论》，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贫困艰难的生活道路使他倾微于社会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84年9月，当主张“用渐变的方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成立不久，萧伯纳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并起草了宣言和纲领，成为它的积极活动者。同时，萧伯纳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萧伯纳在英国的社会里看不到前途，一度产生了悲观的宿命论思想，直到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思想才有所克服。
萧伯纳继承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传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指出“戏剧的使命在于振奋人心，迫使人们去进行思考，引起痛苦”，反对把戏剧当作消遣。这种见解突破了19世纪末英国剧坛上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风尚。思想内容上，萧伯纳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种种矛盾，种种罪恶，有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改良主义的。其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幽默的台词，双关妙语和机警的俏皮话，生动风趣，富有表现力。
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9世纪90年代为早期。这一时期萧伯纳创作了10个剧本，分别收入《不愉快的戏剧》、《愉快的戏剧》和《为清教徒写的戏剧》3部戏剧集中。其中以收在《不愉快的戏剧》中的《鳏夫的房产》（189）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最能体现萧伯纳这一时期的戏剧成就和特色。
《鳏夫的房产》是萧伯纳的第一个剧本。贵族出身的青年医生屈兰奇爱上了房地产资本家萨托里阿斯的独生女儿白朗琪，两人仓促订婚。当屈兰奇得知萨托里阿斯是靠出租破旧房屋，剥削穷人致富的，便请求未婚妻婚后不要接受父亲的金钱，白朗琪拒绝了，婚约也随之取消。后来萨托里阿斯向屈兰奇指出他的收入也出自同一来源，于是，自命清高的屈兰奇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是同道”，并同意与岳父合伙经营房地产生意。剧本说明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穷人敲骨吸髓的剥削，指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饼上苍蝇一般，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
《华伦夫人的职业｝）从另一角度揭示了资产阶级和贵族奢侈生活是靠肮脏的金钱来维持的事实。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是妇女界屈指可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对有钱的母亲的职业存有困惑。一天，她终于得知，母亲过去非常穷苦，后来靠开妓院而致富。薇薇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华伦夫人向薇薇指出，她没有理由自命清高，同时还指出，社会上很多体面人物也和她一起干肮脏的勾当。最后，薇薇在极度痛苦中与母亲断绝了关系，独自到伦敦谋生去了。剧本撕下了“体面的”资产者的面具，让观众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可怕的丑恶的一面。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萧伯纳创作了一系列揭露垄断资本控制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的实质，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问题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3——1916）等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巴巴拉少校》是一出批判性最强、思想矛盾也最为突出的剧作。
作为一个爱尔兰籍作家，萧伯纳对于“把爱尔兰的一切东西都拿走”的英国经营方式，对于使爱尔兰人贫困破产进而沦为英国奴隶的殖民主义统治深恶痛绝。《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表达了这一民族情感。英国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老板博饶本为联营公司到爱尔兰去开拓一份产业。他到爱尔兰，凭着三寸不烂之香和种种狡猾手段，“还不到24小时，就把这里唯一的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子抢走了，国会议员也等于弄到手了”。剧本愤怒地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同时也谴责了爱尔兰本土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
《伤心之家》是一部极具象征性的著名剧作。作品模仿契河夫风格写成，副标题为《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剧本描写战时一伙消极颓废、空虚无聊的人聚集在老船长肖特非家里，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什么，但谁也得不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于是伤心绝望，盼望生活早点结束，甚至想从毁灭中寻找出路。敌机飞来时，他们非但不关灯，反把所有房间的灯打开，希望炮弹炸毁这个家。肖特非那座形同一条破船的房子，恰是英国社会的象征。这条船已失去了当年乘风破浪的雄姿，在风雨飘摇中不知驶向何方；船身腐朽了，铁板锈烂了，生活在这条船上的人预感到自己注定要灭亡，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剧本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社会引起的危机感，描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惶惑不安、悲观绝望的心态，也反映了作者预感到大英帝国必然没落，又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悲观情绪。
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国内矛盾的加剧，使萧伯纳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创造了一种时事题材与幻想情节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戏剧形式——政治狂想曲，来揭露讽刺议会制民主的欺骗性。《苹果车》（1929）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英国的议会制度。首相卜罗塔斯操纵着内阁大臣，要与国王马格纳斯一比高低，向他发出“最后通碟”，要求他不要干预内阁政治。国王亦不示弱，以退为攻，表示要让位给儿子，自己另组政党与首相竞争。首相意识到即使自己目前获得胜利，将来也必败在国王手下，于是宣告危机过去，“一切照旧”。这部戏剧剖析了英国议会假民主的实质。统治集团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又互相妥协勾结，欺骗愚弄人民是他们的共同目的。
《巴巴拉少校》是萧伯纳的代表作。剧作写“救世军”少校巴巴拉与大军火商安德谢夫相矛盾最后屈服的故事。巴巴拉是安德谢夫的女儿，她参加了宗教慈善团体“救世军”，并担任少校职务，终日为拯救穷人的灵魂而奔走。巴巴拉的父亲安德谢夫是军火公司的老板，他看透了救世军宗旨，认为它能削弱穷人斗志，对自己有利，决心收买救世军。此时，巴巴拉少校正在为救世军的经济来源发愁，可是当安谢夫决定资助5000磅时，她拒绝接受。后来，巴巴拉发现，他们的慈善团体是靠父母这样的大军火商和威士忌大王之类的资本家出钱维持的，她的幻想破灭了。随后，巴巴拉参观了父亲的军火工厂，想不到这里竟然是一个文明社会，于是，和未婚夫一道继承了军火事业。
《巴巴拉少校》是作者思想上发生严重危机时的作品。此时的萧伯纳对资本家“已经不再含有怒意”，认为他们“剥削无产阶级就和猫追逐老鼠一样，完全出于追逐利润的本能”。作者感到“社会使我们完全没有别的个人出路”。萧伯纳发展了他的“超人”观点，在这部作品中索性提出了“英雄崇拜”的问题，意图从中找到出路。
《巴巴拉少校》通过展示巴巴拉和其父安德谢夫的矛盾冲突，多方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虚假与伪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思想的矛盾。
在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成立了一些慈善机关，救世军就是其中的一个。萧伯纳在剧作中指出了这类慈善机关不可能消除贫穷的事实和它们的虚伪本质。它表面上救济穷人，实际上是掌握在富人手中，维护着资产阶级利益。安德谢夫之流一方面解雇工人，使工人流落街头，一方面又猫哭耗子假惺惺地帮助穷人，其目的不过是收买人心，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大的利润。
对于英国政府，剧作指出了它满足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反人民的实质。当谈到祖国政府的时候，安德谢夫就大言不惭地说，怎么对他们有利，政府就得怎么干，“战争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制造战争；和平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维持和平。在商业上，我们决定了什么措施，你们就会发现什么有其必要。我需要什么来保持我的利润，你们就会看出我的需要正是国家的需要。别人需要点儿什么来降低我的利润，你们就调出警察和军队来弹压他们……”这一席话，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暴露无遗，英国政府的虚假的民主政治得到批判。
剧作还对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谴责。安德谢夫是剧作塑造的成功形象，垄断资产阶级的许多卑劣的特征在他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这是一个靠制造和销售军火大发横财的超级军火贩子，是一个唯利是图，不讲道德，掠夺成性的“混世魔王”。他以“决不要脸”作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力图从战火和血泊中赚取更大利润，其生财之道毫无道德可言。不管是谁，只要出钱公道，他就把军火卖给谁，他的武器杀人越多，他就越有利，只要能发财，哪管普天下百姓的血肉横飞。他的宗教基础是金钱和炸药，认为，只有金钱和炸药才能使灵魂得救，而道义、仁爱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奢侈品。他还厚颜无耻地声称他就是英国政府，政府的法令和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他牟利要求而制定的。
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个无耻之徒的时候，还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超人”的能力者身上；在谴责安德谢夫的同时，又赞扬他能战胜一切、控制一切的坚强性格，肯定他对军火工厂井然有序的管理，让工人们从他那里接受到优厚的待遇并对他感激涕零。本来，巴巴拉和未婚夫柯森斯是想改造安德谢夫的，但到头来反而向其妥协了。这些，剧作者都为大资本家安德谢夫身上涂上了一层浓厚的英雄色彩，暴露了作者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严重的精神危机。剧作的结局是两个年轻人按照军火商所定下的条件继承了军火工厂，然后再从内部慢慢进行一些局部改良，这是典型的费边主义的答案。
《巴巴拉少校》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
1.围绕重大社会问题，设置一些议论场面。针对剧作触及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重大问题，作者设置了一些议论场面，并通过剧作中的人物之间的辩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争执讨论，吸引观众对这些社会问题深入思考。如安德谢夫就统治英国的是金钱还是道德品质这个问题和儿子进行的辩论等。
2.混合运用了讽刺与夸张手法。安德谢夫用夸张的语言吹嘘自己就是英国政府，一方面暴露了安德谢夫的厚颜无耻，另一方面又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民主政治的虚假性。这些语言表面上像是夸大之辞，实则却有辛辣的讽刺意义；安德谢夫自我吹嘘得越起劲，讽刺意味越强。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以自己勤奋的创作、独特的风格、浓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开创了英国文学的哈代时代，成为“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的交界线上”的“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
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祖父是一位音乐演奏家，父亲是一位建筑师，而母亲又酷爱文学。他从小就受到音乐和维吉尔诗歌以及《圣经》故事的影响，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和对艺术的感受能力。读中学时，又成为乡村书记官，经常替姑娘们给远在印度当兵的情人写信，为他了解女性心理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学毕业后，他当起了学徒，有机会广泛地了解多塞特郡的风土人情。1862年去伦敦学建筑，特别钻研了雕塑和绘画，对音乐、哲学和诗歌也有一定的了解。后因病回到家乡，一边搞建筑，一边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将近70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8部诗集，1部史诗剧，荣获爱伯丁、剑桥、牛津等五所大学的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还被授予多塞特郡荣誉市民称号。
哈代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故乡多塞特郡度过的。他热爱故乡，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赞美纯朴、自然的人性人情。但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又使他感到不安，并形成复杂的二元情结，交织在今与昔、景与情、向往与失落、关注与无奈之中。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狄更斯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揭露维多利亚王朝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又痛苦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悲剧性的命运，表达了悲观与焦虑的关注，因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现代主义特色。他的创作无疑是对虚假的维多利亚传统的反叛，正因为如此，遭到了中产阶级的普遍围攻，使他不得不停止小说写作，转而从事诗歌创作。
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哈代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上，从农村生活的贫困化和人的自然情感特性被物质文明毁灭的角度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的侵入给古老农村带来的灾难。《威塞克斯小说》是这些小说的总称。作品可分为“罗曼司和幻想”、“爱情阴谋故事”与“性格和环境小说”三种类型。
《绿荫下》（1872）与《远离尘嚣）（1874）是哈代的早期作品。它们侧重于描写乡村的风土人情，描写在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扩张下破产农民的命运。《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蓄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等作品则侧重于叙述主人公的悲惨遭遇，突出个人反叛精神与社会存在的悲剧性矛盾。
《还乡》是哈代70年代一部过渡性作品。小说用爱敦荒原来象征大自然的伟大和冷酷无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抗争必有的悲剧命运。男主人公珠宝商克林抛弃繁华的城市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爱敦荒原。目睹这里的贫穷与落后，决心留下来为家乡造福。结果因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他只好放弃理想，改做传教士。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最优秀的作品。作者试图通过亨察尔的悲剧来做出有关整个人类命运的结论。亨察尔年轻时因酗酒而铸成大错。他想赎罪，可是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他，无论他怎样努力，总是摆脱不了命中注定的厄运。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后一部小说。主人公青年石匠裘德，一心追求知识，但被排挤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而资产阶级伪善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不能和心爱的女子结合，终于绝望而自杀。
《德伯家的苔丝》（副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是哈代的代表作。它通过苔丝及其一家的遭遇，具体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侵入农村造成小农经济解体，以及个体农民走向贫困的痛苦过程，尤其是描写了这一痛苦时代的牺牲品“打工妹”苔丝姑娘的悲剧命运。
苔丝本来是一位“自然的女儿”，天真、活泼而又美丽。她的脸型看来如十二岁的小女孩，眼瞳看来如九岁幼孩般清澈。由于生活在古老的农村，她身上有着许多纯朴的传统美德：纯洁、善良、自尊。但是，她生错了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小农经济和古老的道德观念开始解体。为了让一家人度过生活的难关，她只得外出打工，从而开始了悲剧性的人生历程。被阔少爷亚雷奸污怀孕，又遭到周围人甚至是家人的白眼；爱上了一个青年却又在新婚之夜被他遗弃；后来是几乎无望的等待与亚雷梦魇般的纠缠；绝望的人生与丈夫突然地回归。这一切几乎使她疯狂，终于走上了杀人的道路，从而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她始终受到命运的玩弄，陷入毫无理性的社会裂痕之中。她是无罪的“纯情少女”，却又摆脱不了坎坷的命运。对于她，作者既同情，又无奈。
哈代的创作有两点极为突出，一是悲剧性的结局，二是把个人提升为全人类的代表予以观照。他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诸神的戏弄”，是由“一个睡眼朦胧的织网者手指无意识地、然而又是熟练地编织”出来的，这种盲目的偶然性是世界的本质。这就构成了他的悲剧观的实质。人没有能力支配偶然，没有能力对抗环境，人的命运终究是悲观的。所以，亨察尔死了，裘德死了，苔丝死了，克林的还乡梦也破灭了。狄更斯时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和“奋斗——成功”的情节模式都被打破，而表现出对人类生存现状与未来的惶惑和焦虑。所以，哈代的创作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向现代文学的过渡。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以40年代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基础上，获得重大发展。此时，一方面正值农奴制改革前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平民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开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如潮水般地涌向古老的俄罗斯，社会道德开始崩溃。俄罗斯向何处去？这是知识分子仍然在苦苦探寻的课题。这时的俄国文学对社会的批判是异常尖锐而全面的，不仅批判了**制度和农奴制度，而且还批判了宗教制度和资本主义。同时，对贵族和社会出路的探索越来越迫切，对灵魂苦难的关注越来越执着，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也越来越浓厚。在人物形象方面，还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代表的“新人”形象系列和由贵族地主立场向平民立场转化的“仟悔的贵族”形象系列。
车尔尼日夫斯基（1828一1889）是19世纪后期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有很高的建树。在哲学上他坚持人本主义与辩证法；在思想上他主张用暴力革命建立一个人人温饱、个个平等的社会；在美学上，他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继承了别林斯基的传统，运用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分析文学问题，阐释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特征，并用“心灵辩证法”予以总结。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是典型的“问题文学”，体现着作者的思想观点。小说对旧世界的描绘一掠而过，重点在于通过婚姻爱情问题塑造了几个“新人”形象，表达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爱情观与人生观。当蔽拉被迫要和一个她不爱的人结婚时，罗普霍夫牺牲了大学学业，挺身救助她。与此同时，当他觉察到吉尔沙诺夫也在爱着薇拉、并且薇拉也爱着对方时，便以假自杀退出了三角恋爱纠葛；而吉尔沙诺夫察觉到自己陷于情网时，也立即退出，以成全罗普霍夫和薇拉的婚姻。小说表现了“爱一个人，这意味着为他的幸福而高兴”的崭新的爱情观与人生观，从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拉赫美托夫，他的形象给“怎么办？”这一问题做出了完满的回答：为促进祖国的解放和发展，应该有一种献身精神；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应该起来进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两个方面锻炼自己：一是漫游俄罗斯，广泛地了解社会，并且有意识地抛弃舒适的生活；二是不建立家庭，一心投入革命之中。这个形象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俄国文学中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学批评家。他连续捍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表达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提出了人民性的原则。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他提出了真实性与典型性两个问题。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什么是奥勃罗摩夫性格》等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透彻的论述。他的文学评论，标志着俄国文学批评史上革命民主主义战斗的文学评论的又一高峰。
冈宗洛夫（1812——1891）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重要的小说家。他从小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早就注意到周围是一种“漠不关心、无所事事、终日酣睡的生活”。代表作《奥勃罗摩夫》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状态。小说一开始就用了整整11章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主人公奥勃罗摩夫百无聊赖、躺在沙发上迟迟不愿起身的情景。对于他来说，躺卧是“常态”。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禀赋，在精神上也有上进的要求，但长期的寄生生活，已使他丧失了实际生活能力，哪怕是细小到了“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事情，他也对付不了”。不仅穿衣穿袜离不开仆人，而且精神萎靡，思想麻木，成了一具活尸。小说一方面批判了腐朽的贵族生活，指出农奴主地位和生活方式是造成这种性格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贵族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丧失了曾有过的进步作用，必然走向衰亡。十二月党人是行动的贵族，是第一代贵族的肖像；奥涅金是思想的贵族，是第二代贵族的肖像；到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代，则完全变成了活尸。这三代贵族的肖像概括了贵族的历史进程与必然趋势。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是俄国著名的戏剧大师，对繁荣俄国戏剧、促进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出生于莫斯科富人区，从小就熟悉商人家庭的内幕。辍学后进“良心法院”供职，受理民事商务案件，有机会进一步认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商人世界的隐秘而龌龊的丑闻，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他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市侩商人的世界，代表作《大雷雨》被评论家称为“生活的戏剧”。
《大雷雨》以一个典型的封闭落后的宗法世界为背景，描写商人的家庭内部生活，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作品从人们忙于家务、吃喝、上教堂、过节、斋戒等表面和平琐碎的生活内容，披露了其中形形色色和骇人听闻的残酷事情，展示了在精神停滞状态里萌芽成长的新的精神力量和在陈腐的道德规范中产生的要求解放的意志。剧本刻画了一个不堪凌辱、以死反抗旧势力的俄国妇女形象。卡杰琳娜本来天真活泼，虔信上帝，但婚后来到了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镇上的生活死气沉沉。婆婆伪善专横，刚愎自用，格守着宗法制的旧风俗和旧礼教，百般凌辱她。丈夫又柔弱可怜，对母亲唯命是从。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中，卡杰琳娜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陷入痛苦之中。这时她遇到了朴实的青年鲍里斯，一种不可遏制的对自由和幸福的热望迸发出来。她抱着“我要重新开始生活”的信念与他相爱了。但鲍里斯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在叔父提郭意的威逼下，悄悄远走他乡了。卡杰琳娜终于绝望了，毅然投河自杀。作品热情赞扬了卡杰琳娜渴望自由、渴望幸福的精神；同时也鞭挞了**社会和黑暗势力。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使俄国诗歌趋向全面民主化。代表作《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不仅内容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而且形式上也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长诗通过7个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对幸福的寻找及争论，表现了劳动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谢德林的代表作是《哥略夫一家》，通过地主家庭三代人命运的描写，展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主人公犹独式加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典型。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为了掠夺财富，他疯狂地吮吸农民的血汗.逼死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因精神崩溃而暴死。作品对贵族阶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一个贵族家庭的“绝灭”史概括成贵族地主阶级的衰亡史，对高尔基后来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河夫是这一时期把批判现实主义推向高峰的主要作家。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废奴文学”为发端，到19世纪末已走向成熟。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国家，人们由早年对生活前景的乐观憧憬，转向对社会重物质、重功利的时代精神的不满。同时，欧洲的哲学体系如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传播到美国，并且影响了美国作家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完全摆脱浪漫主义因素，终于崛起而成为主流。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以80年代为界。在此以前，作家们仍然对美国社会抱着幻想，改良色彩比较明显。80年代以后，面对“镀金时代”，作家们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愤怒的批判。
最早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是威廉·豪威尔斯（1837——1920）。他认为文学应忠实地描写“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因此被称作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又认为美国生活比其他国家要少一点悲剧性，故而提倡写“微笑的美国”，写“生活中微笑的一面”，所以他的创作又被称作“微笑的现实主义”。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k新财富的危害》（1889）等。
布勒特·哈特（1836——1902）也是美国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6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以西部边疆为背景的乡土文学，往往描写本乡本土的风土人情、世俗故事、民间传说等，风格粗扩。哈特的《咆哮营的幸运儿》（1870）就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它讲述了在蛮荒的淘金者营地，一群粗俗、野性的淘金汉子因为偶然增添了一个初生婴儿而变得自我完善、文明和善良的故事，反映了在西部开发中美国淘金客的生活。由于作者的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西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所以被人称为“加利福尼亚的歌手”。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是美国19世纪末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师宗左拉，创作具有自然主义特色。《麦克提格》（1899）是美国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它以美国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作为出发点，描述了一个粗俗、野性的牙医非人格化的过程。诺里斯的代表作是小麦三部曲的第一部《章鱼》。它叙述了19世纪末加利福尼亚州圣华基思河域种植小麦的农场主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垄断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愤怒地控诉了铁路财团勾结政府镇压农民的罪行。这是文学史上最早控诉垄断资本残酷掠夺农民的作品，也是一部真正的美国西部的社会斗争史。诺里斯以高度的历史真实和强烈的矛盾冲突使它成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欧·亨利（1862——1910）是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被称为“美国的莫泊桑”。他一生坎坷，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底层，对都市生活及其深处的东西有着切身体验与深刻认识。他以人道主义战士的姿态，抱着对都市下层社会中千百万小人物的极大同情来描写他们的痛苦与不幸，赞颂他们以沫相儒的道德光辉。另一方面，他一生都在为艺术而努力，做艺术的护花使者，特别讲究构思、巧合和突变。他的小说都写得短小，题材也是身边琐事，但总能出奇制胜，读来让人拍案称奇。代表性的作品是《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警察与赞美诗》。
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马克·吐温。
东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别的国家不同。作为弱小民族，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处在异族统治之下。但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东北欧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更加风起云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继续站在时代的前面，关注社会问题，用文学反对外族侵略，揭露统治者的罪恶、腐朽与伪善，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抗争，具有深沉的爱国意识与强烈的变革意识。
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80年代，他写出了反映波兰人民抗击异族侵略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晚年又完成《十字军骑士》等历史小说，表现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位作家鲍列斯瓦夫·普鲁斯（1847——1912）也是波兰的重要作家。他的《前哨》、《傀儡》等作品，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波兰社会广阔的生活图景，其中《傀儡｝）还是19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阿洛伊斯·伊拉赛克（1851——1930）是捷克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的《斯卡拉齐的人们》和《狗头军》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伊凡·伐佐夫（1850——1912）是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轭下》（1889）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的英雄气概与宁死不屈的精神，艺术成就也很高。
奥古斯都·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著名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剧作产生过世界影响，并以“对话”的独特成就而著称。斯特林堡的政治观点和创作方法复杂多变，从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又转向象征主义，最后走向表现主义。《红房间》、《新闻家》是他七八十年代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以犀利辛辣的笔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丑恶，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一个女仆的儿子》既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又是瑞典文学史上的杰作。剧作有《鬼魂奏鸣曲》等。
比昂逊（1832——1910）、约纳斯·李（1833——1908）、谢朗（1849——1906）、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坛四杰”，其中以易卜生和比昂逊最为有名。比昂逊从70年代走上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创作了不少戏剧、小说和诗歌。《破产》是他的一部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剧。剧本集中揭露了金融资本家的罪恶。投机资本家涕尔德为了免于破产，想骗取别人贷款，以解脱自己的厄运；后来又想携款外逃，但未得逞。这部戏剧把资本家的尔虞我诈和贪婪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但结尾又写了佛尔德的改悔，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反映了作者改良主义的道德原则。
安徒生（1805——1875）和勃兰兑斯（1842——1877）分别是丹麦的童话作家和文学史家。安徒生创作了160多篇童话，既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育。勃兰兑斯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则建构了新的文学史体系。它继承了史达尔夫人、圣·佩韦和泰纳的方法，对欧洲19世纪文学作了整体的、比较的研究，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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