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19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
1809年果戈理生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索罗庆采镇。父亲是个爱好文学、不太富裕的地主，跟作家们有些来往，家中有丰富的藏书，订有杂志，他本人也比较喜欢戏剧和戏剧活动，用俄文写过诗，用乌克兰文写过剧本，自己也参加演剧活动。果戈理的一家是友好和睦的，这对果戈理后来的文学创作活动有很大影响。
1821年，果戈理入当时乌克兰的著名学府涅仁中学学习。20年代中期，十二月党人的起义遭到沙皇反动政府的镇压。但是，俄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农奴制的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日渐加深。在三四十年代，人民反抗的情绪再次高涨，进步思想空前活跃，别林斯基（1811——1848）和赫尔岑举起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在政治上提出农民革命的思想。在文学上，提倡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主张文学要表达反**农奴制的思想。果戈理在这样的气氛下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在涅仁中学，果戈理读了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和普希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提高了文学修养，参加了许多社团活动，锻炼了才干。社会上的革命气氛和学校里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师的影响，都有助于果戈理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观点的形成。
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怀着做一番事业的热望，来到彼得堡。但是，他从事文学和戏剧活动的希望均告破灭，生活极为困苦。后来，才谋得一个小官吏、小职员的位置。个人的不幸遭遇和窘困处境，“小人物”不得温饱的生活，彼得堡贫富之间的悬殊，平民生活的艰辛，庸俗的官场、人世，官僚制度的罪恶，使果戈理逐渐看清了彼得堡的内幕。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得到发展。不过，果戈理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看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进步性，又表明自己拥护“开明君主主义”，存有地主阶级偏见、封建伦理宗教观点和唯心史观。1830年《祖国纪事》发表了他创作的第一个中篇故事《圣约翰节前夜》。1831年至1832年9月，又分别出版了他的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第h卷，成为知名作家。《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全书共收入8篇作品，它把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优美的自然景色与乡村人民生活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热爱劳动和自由，勇敢机智的品质，无情地鞭答乡村封建势力、魔鬼、巫师的残忍保守、贪婪和愚蠢。《夜话》充满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受到了普希金的好评。不过，它把人民的生活诗意化，用抽象的善与恶的对立代替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有些故事还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和悲观情调。在《伊凡·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里，果戈理揭露了外省地主生活的无聊、空虚和寄生性，也仍旧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色彩。
1835年，果戈理发表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说、论文集《小品集》。《密尔格拉得》取材于乌克兰的历史故事和当代地主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特征开始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其爱国主支精神展现得比较突出。在《！日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两篇作品里，果戈理真实地描绘了地主空虚和腐朽的生活。《旧式地主》以幽默的笔调，细致地勾画了两个老地主的形象，着重写了他们对“吃”的态度，吃了睡，睡了吃，一直到死，别无作为。为了骂一句“你是雄鹅”结了冤仇，没完没了打了二十年官司。地主阶级琐屑庸俗，精神极端空虚的丑恶本质，被作者揭露得淋漓尽致。但作者在作品中发出的“这世上真是沉闷啊，先生们”的感叹，既表现了对地主的讽刺嘲笑，也表现了对这一阶级的同情和婉惜。这种所谓“含泪的笑”，正是果戈理创作的基调。
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里，果戈理真实地描写了扎波洛什人，写他们古老的习俗，他们的民主制度，他们的掠夺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哥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自由，刚毅勇敢，性格豪放的民族英雄。他亲手处死了叛国投敌的小儿子安得莱，只身来到敌后，鼓励被俘的长子奥斯塔普要坚强不屈地斗争，无所畏惧地就义。他被俘吊在树上，脚下的熊熊烈火烧到胸膛，他毫无惧色，只盼伙伴们快快脱险。他看到自己的队伍安全渡河，便欣慰地喊道“明年春暖花开时，再来这里吧，玩个尽情”。
从1835年到1841年，果戈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极大的进步。这个时期的作品，描写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的生活。果戈理写了小官吏、小知识分子的贫穷、痛苦和走投无路，也写利欲熏心、道德败坏、作威作福的贵族官僚。其中尤其可贵的是描写小人物的小说，如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835），中篇小说《外套》（1841）等。在这类作品中，作家发展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加强了讽刺与批判的力量，发展了普希金从《驿站长》开始的写小人物的传统。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官场非常**、黑暗，官僚集团庸俗，轻浮，浅薄，农奴制度行将就木，沙皇制度衰败，社会矛盾重重。在这种环境下，果戈理的创作发生了飞跃，由对个别地主和官吏的嘲讽发展成对俄国整个农奴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嘲讽，《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相继问世。
《钦差大臣》（1836）是一部闻名世界的讽刺喜剧。正如作者所说：“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他还用俄国民间谚语‘“脸丑莫怪镜子歪”作为题辞，来表明喜剧广泛的讽刺意义。当时，俄国剧院经常上演趣味低下的西欧传奇和通俗笑剧。果戈理深感不满。他认为剧场是一座讲坛，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所以，果戈理决心创作民族戏剧，用来揭发俄国社会的龌龊之处，以便求得改善。《钦差大臣》体现了果戈理的这种创作意图。
《钦差大臣》写一个轻浮、极端浅薄、喜欢吹牛和装腔作势的彼得堡小官赫列斯达科夫，路过外省的一个小城时，被当成了钦差大臣。市长为了高攀升迁，连女儿也许配了给他。而这个浅薄浮华的、贵族出身的小官吏赫列斯达科夫，吹牛撒谎已成习惯，别人误认他是钦差大臣，他就陶醉其中，好似他就是钦差大臣，而去视察市、政，接受诉讼，甚至调戏市长的妻子和女儿，样样都干得心安理得。这些看来是偶然的情节，不可能的奇遇，实是现实生活的必然。市长发现自己受骗时的自我嘲骂，不但画出了自己的丑像，而且道出了剧本的社会意义。市长确实是一个大骗子，又是一个可笑的丑角。他连骗过三个省长，连那些一手瞒过天下的老狐狸、老滑头都被他骗过，吃过他的亏，上过他的当。可是，如今却被一个过路小丑所骗，岂不可笑！可笑的难道只是市长一人吗？不，正如市长所说：“他们才不管你们是什么官衔和爵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这段精彩的自白击中了整个沙皇官僚集团！《钦差大臣》以社会冲突为戏剧情节发展的基础，描绘了一系列喜剧场面，勾画出一幅沙皇俄国官场的群丑图。
《钦差大臣》所表现的是俄国官场内部的冲突。人们透过这种冲突所看到的却是俄国统治集团跟人民之间的本质冲突。剧中主要人物全是否定的角色，其中唯一“正直和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作家借市长的口无情地嘲笑了官僚集团。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含有革命的东西。但是在果戈理的主观创作上并无此意。他受阶级意识的束缚，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钦差大臣》的全部社会效果。《钦差大臣》震惊了俄国，使果戈理感到不安，因为他的本意是要以“笑”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他原想要把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因此，当俄国官僚和反动批评界猛烈攻击《钦差大臣》并威胁果戈理本人的时候，他就受不住了，只好离开俄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继续写他的《死魂灵》。
《钦差大臣》的题材是普希金提供的。《死魂灵》的题材也是普希金提供的。果戈理从1835年着手写作《死魂灵），1841年完成了该书的第一部，1842年5月发表。这是果戈理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奠基作品之一。
果戈理在晚年目睹欧洲革命风起云涌，感到震惊。他认为革命是对文明的破坏，庆幸俄国的落后。他远离祖国，脱离俄国进步势力，周围是保守的斯拉夫派的朋友的“包围”。在这种条件下，他头脑中固有的地主阶级意识和宗教迷信思想活跃起来，还占了上风，致使他在1847年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集》。在这部书信集里，果戈理公开表示维护**农奴制，维护宗教。这在欧洲1848年革命即将到来、俄国的社会改革日益迫近的年代里，显得非常反动。别林斯基为此而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愤怒而又善意地批评了果戈理，指出果戈理“在宗教的掩护和鞭子的保护之下，将说谎和不道德当成真理和美德”。果戈理后来虽然承认别林斯基对他的批评有一部分道理，但他的基本态度始终没变。
果戈理的思想意识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和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应当表现传统的“道德”和“美”，体现神的意志；他认为揭发社会的病害是不道德的、不美的，因而他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创作活动。他在《死魂灵》里勾画了一系列俄国地主的丑恶形象，因此他要写《死魂灵》的第二部、第三部，要写乞乞科夫的转变，要写俄罗斯地主中的英雄。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是没有现实依据的。俄国地主阶级已经没落了，他们的英雄时代早已过去了。这样，果戈理在创作方面也陷入矛盾之中。果戈理有成功的创作经验，受过别林斯基和普希金的良好影响。但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却又支使他去写地主阶级的“英雄”。在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下，果戈理又写了《死魂灵》的第二部，结果是写了烧，烧了写，最终也没有出版。最后，果戈理在贫穷、疾病和精神痛苦的折磨中去世了。
《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代表作。它有一个漫长的创作和反复修改的过程。1835年，普希金给作者提供了《死魂灵》的情节，他当即构思并动手写作。1836年，他改写了头几章，仔细考虑了整个计划，准备把全俄罗斯都写进去。1839年和1840年，他给朋友朗读了一些章节之后，对小说又做了一次修改，许多地方彻底地加以改写。1841年，又改了两次。送审出版时，反动当局以“反对农奴制度”为罪名，拒绝出版，后经别林斯基等人的努力，于1842年5月正式出版。《死魂灵》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是俄国文坛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有从《死魂灵》的主人公身上看出自己影像的人都拼命攻击果戈理。他们诽谤果戈理造谣、诬蔑中伤俄罗斯，恐吓说应该给果戈理戴上镣铐发往西伯利亚等。但另一方面，《死魂灵》却受到进步人们的热烈欢迎。人们争相传诵《死魂灵》。但是，果戈理原本无意否定俄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他只是要借助对俄国社会种种弊端的嘲笑促成俄国社会的改良。因此，他惧怕反动势力，不能正确对待《死魂灵》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不能正确理解俄国进步势力对他的赞扬和支持，于是只好再次悄悄离开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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