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人间喜剧》不仅细致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与风俗,而且艺术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发展史、政治经济发展史和社会思潮发展史。他那富有诗意的裁判,包含了“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包含了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发现,它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作品都作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的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就是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巴尔扎克(1799——1850),原名奥诺雷·巴尔萨,1799年5月20日生于杜尔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因善于钻营,从农民而成为大革命时代与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暴发户,从而脐身于资产阶级行列,母亲是富裕银行家的女儿。巴尔扎克的祖父和父亲原姓巴尔萨,他父亲得志后才认为富豪之家应是贵族的后代,遂改用中古骑士家庭的姓氏巴尔扎克,1802年索性又在姓氏前面加上一个表示贵族门第的“德”字。巴尔扎克本人在自己姓氏前面加上“德”字,是在他成名之后,最早见于182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驴皮记》。
巴尔扎克的童年郁郁寡欢,8岁入旺多姆教会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行贵族僧侣式的旧教育,用残酷的体罚手段束缚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巴尔扎克对此深为不满。在这里,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偷偷地阅读各类书籍,从而获得广博的知识,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监狱般的管制让他吃尽了苦头,广泛的阅读却训练了他的记忆力和想象力。1814年他随全家迁往巴黎,1814——1816年在保工党人开办的寄宿中学和其它私立寄宿中学读书,1816——1819年根据父亲的安排,在巴黎大学攻读法科,同时还学习哲学、文学,并在法律事务所当文书。这一时期,巴尔扎克开始认识生活,接受唯物主义影响,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素材。
混迹司法界是违反巴尔扎克意愿的,但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却使他初次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在“平等”、“公道”的帷幕后面,司法界怎样进行卑鄙勾当的,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
1819——1829年,是巴尔扎克练习写作的十年,也是他在启蒙思想影响下,进一步认识生活、分析社会的十年。大学毕业不久,他毅然违背父命,离开司法界,投身于文学事业,父母用停止经济供给的办法来瓦解他的意志,但他毫不动摇,在巴黎五层楼顶一间狭小、阴暗、恶臭的楼梯间,阅读各种文艺书籍,从事文学创作,卖文为生。1820年,他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用古典主义精神写成的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拿到全家人面前评议,结果以失败告终。从此,他放弃了悲剧创作,试图写作小说。1821——1824年间,他与别人合作,写出一系列迎合当时社会庸俗风习的浪漫主义小说,都用笔名发表。这些内容粗鄙、情节荒诞的神怪小说,既不能满足他登上文学宝座的**,也没有解脱他的经济困境。他又投笔从商,从事出版业、印刷业等。但是这些商业活动非但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大量的金钱,以保证他挥霍的生活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反而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生。但作家把这一切都变成宝贵的素材,充实自己的见闻。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和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破产和债主的逼债,使他深深地了解投机商、高利贷者和交易所经济人的黑暗世界,他们向他揭开了资产阶级致富手段的全部肮脏的秘密,使他亲自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万能,人与人之间**裸的利己关系,这些为他成功地创作《人间喜剧》奠定了生活基础。
经商失败后,巴尔扎克重又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他的历史长篇小说《舒昂党人》(1829)的发表,是他的第一个胜利,是他第一部署名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也是他无意中为自己日后命名为《人间喜剧》的小说总集奠定基础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小说反映了18世纪末法国执政府期间共和军队坚决镇压保工党人在布列塔尼煽动的反革命叛乱的历史,表现出拥护共和主义,反对贵族复辟的反封建倾向。
1830年七月革命前,巴尔扎克开始涉足贵族上流社会,但他与贵族上流社会关系不深。七月革命爆发时,他也曾表示热烈支持。此后,他愈来愈厌恶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不满意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渐渐变成了七月王朝的反对派,而且经常出入贵族沙龙,于1831年末参加正统的保工党。在这一阶段,巴尔扎克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较前更加深刻,他继续运用人道主义的武器抨击社会。这一时期的共和党人活动与工人运动,对巴尔扎克的思想与创作有积极影响,但他对1848年的革命很不理解。
从1829——1848年,是巴尔扎克创作的成熟阶段,也就是他写作《人间喜剧》的时期,金融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成了他猛烈攻击的对象。他在不过20年的短暂时间里,仅小说一项就写出了90多部,其中多数称得起是第一流的艺术杰作。巴尔扎克总是为金钱所迫,从不得休息和安宁,出版商在永远向他逼债。在剥削他,房主、当铺老板和高利贷者也经常逼债,巴尔扎克一生都在还债,都在进行真正的忘我劳动。
1848年的复杂的社会冲突与革命运动,使巴尔扎克的思想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他始终徘徊在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既反对资产阶级镇压劳动人民,又不赞同工人起义。为此他一直忧心忡忡。同时,无休止的创作劳动、无穷尽的债务逼迫,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
巴尔扎克性情开朗,而且像孩子一样善良,所以人们都乐于接近他,他和乔治·桑、雨果、李斯特、海涅、戈缔埃、德拉克鲁阿等交往甚密,友谊颇深。
1832年,巴尔扎克团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开始和,个波兰女地主韩斯卡夫人通信。从此,作家尽情地幻想美化这个波兰女地主。到了晚年,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1850年3月结婚,3个月后,巴尔扎克因心脏病在巴黎与世长辞。在巴尔扎克的葬仪上,雨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赞扬巴尔扎克是伟大的“革命作家”,“作品比岁月还多”,真实地反映了法国的“当代现实”。
巴尔扎克是矛盾的。他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又有浓厚的贵族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并力图挤进贵族的行列。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斗争激烈的时代的反映,也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经历的生活道路的反映。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发展,封建势力的反扑、复辟,工人阶级的兴起、斗争,使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政治体制迅速更迭赝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又斗争又妥协,使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巴尔扎克又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894)以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拿破仑帝国盛衰(第一帝国,1804一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年),七月王朝兴亡(1830一1848年),1848年h月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和1848年六月革命(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在哲学思想上又受到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也羡慕拿破仑的业绩,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接受过封建的教义。他深受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方面进步学说的影响,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也没有摒弃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凡此种种,构成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在革命中获利的中产阶级家庭地位,使巴尔扎克倾向法国大革命,崇拜拿破仑等级森严的贵族统治,青年时代不得志的生活和他在巴黎社会中个人奋斗的经历,更增添了他对波旁王朝的厌恶,向往新的革命。七月王朝时期正是他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时期,七月革命及其结果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又具有深刻的影响。他欢迎七月革命,满以为这次革命会给他带来希望,但革命后的现实又使他很快失望,七月王朝并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利。
巴尔扎克看到启蒙主义“理性王国”的再一次破灭,慨叹《民约论》的作者卢梭“说不定被送上法庭”,又慑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污蔑工人是野蛮人的前卫,又认为中产阶级不宜掌握政权;于是把希望转向贵族方面。在贵族的拉拢和包围下,1831年他加入保王党,在政治上成了一个正统派,用来抵制和反抗七月王朝,这表明他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但他与保工党的政见也不完全一致,他的主张遭到保王党的拒绝,他的《乡村医生》受到保王党的责骂,他对保工党也怨气重重,只保持貌合神离的关系。
作为一个保工党人,巴尔扎克的思想倾向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但不必因此把他和贵族等同起来。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当时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从法国资产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两大集团,正统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奥尔良派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奥尔良派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政权形式的一种更替。正统派中的大地主早已资产阶级化了,却还摆着封建主义资格和高贵门第的招牌,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倾向具有贵族色彩的由来之一,这种贵族色彩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消极作用,可是它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他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
随着对社会现实观察的不断深入,他很快觉察到保工党“是可厌的”,贵族阶级并不能改变七月王朝的现状,而且也没有能力挽回本阶级必然没落的颓势。
七月王朝不仅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压榨,而且也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空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巴尔扎克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要求学习英国的不停地运转资本的经济政策,主张迅速地发展工商业和农村资本主义。所以,他反对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的统治,正是出于他不得志的中小资产阶级地位。混迹贵族群,参加保工党,并没有使他真正获得贵族的地位;作家的显赫名声,一天16至18小时的写作,也没能改变他那窘困的经济状况。因此,他能比较清醒地看出七月王朝的黑暗**,从而对丑恶的现实提出严正的批判,广泛而深刻,尖锐而有力。他正确地反映出贵族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在文艺学方面,巴尔扎克发表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他的美学观大体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小说家深刻地批判浪漫主义的某些方面的浮夸和末流古典主义的僵化教条,公开承认他和司汤达同属一个文学流派,作家“照世界原样表现世界”,把创作的真实性和积极的自由幻想结合起来。他要求作家面向现实生活,成为“社会风俗专家”,并且努力使自己笔下的人物与事件都“体现为典型形象”(《(人间喜剧)前言》)。他认为艺术必须通过文学概括来反映生活,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学中的真实”,“文学中的真实也不就等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巴尔扎克的唯灵论、神秘主义,对他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创作也有消极影响。在论文和小说中,他宣扬过神秘的宗教感情。
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说他“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称”。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再现了当时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巴尔扎克之所以能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往往决定于他世界观中进步的总倾向。但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克制作家思想中的消极部分。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为“上流社会”的必然崩溃唱挽歌;但是,他又辛辣地讽刺那些“贵族男女”,描写他们在资产阶级暴发户逼攻下必然失败、毁灭,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并且毫不掩饰地赞赏他的政敌“共和党英雄们”。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胜利,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根源的那一部分积极的世界观,在写作实践中对于世界观中消极部分的胜利。它反映了巴尔扎克世界观中积极部分与世界观中消极部分的对立。他思想上的种种矛盾,是他所处的时代矛盾状况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表现。
巴尔扎克是位多产的作家,仅收在《人间喜剧》中的长、中、短篇小说就有96部。作家原计划创作137部(一说144部)。《人间喜剧》采用分类整理、编目的办法,把众多的人物和篇章联成一个整体。他把全部作品分为三大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
“风俗研究”是小说总集的主干部分,从各个方面反映法国的当代生活。小说家又根据这一部分作品的不同侧重点,又分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部分。他认为每个场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旨趣,申述人生的一个时代”。
为了使《人间喜剧》的丰富内容与人物联系起来,巴尔扎克还采取了“人物再现法”。一个人物出现在几部作品之中,让这几部作品在内容的某些方面产生“连锁反应”。同时,这一人物在每部作品中都有一段经历,几部作品联系起来就表现了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全过程。从这个人物的发展中,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人间喜剧》的宏伟的构思对于左拉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高尔斯华绥写作《福尔赛世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间喜剧》的创作经历了三个时期。1829至1835年为早期,这一时期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日趋成熟,《舒昂党人》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作品,此后还创作了《高利贷者》、《驴皮记》、《夏倍上校》、《乡村医生》、《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作品。
1836至1842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主要作品有《幽谷百合》(1836)、《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幻灭》(1837——1843)等。
1843至1848年是他创作的晚期。主要作品有《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6——1847)、《农民》(第一部1844)。由于贫困劳累和疾病的折磨,巴尔扎克丢下了未完成的《人间喜剧》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人间喜剧》取得了卓越的思想成就。它用“编年史的方式”,完整地反映了巴尔扎克的时代,汇集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精辟地概括了小说总集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并强调指出,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以描写“资本主义地狱”的罪恶为主要任务,描写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发家史和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两者构成了《人间喜剧》总集的“中心图画”,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人间喜剧》深刻描写了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进攻下必然灭亡的历史。1789年的大革命**过去以后,特别是到了复辟王朝时期,大批流亡国外的封建贵族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他们在大革命中失去的土地和财产,妄图彻底恢复他们业已失去的天堂。但是时过境迁,历史在前进。就是在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冲击也没有停止过,到了七月王朝时期就更是“日甚一日”了。巴尔扎克的创作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特征,广泛地描绘了各个领域中这两个阶级的角逐。在他的笔下,上升的资产阶级势力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整个法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从外省到巴黎,从银行到政府,从报社到法庭——…·他们利欲熏心,飞扬跋扈,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逼攻下节节败退,日趋没落。面临着“夕阳酉下”的绝境。
巴尔扎克在《古物陈列室》中安排的情节是寓意深远的。小说展示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沙龙集团:一个是以德·爱斯格里翁侯爵为首的旧贵族集团,他们依然忠实于被废除的贵族制度和灭亡的君主政体的思想,巴尔扎克尖锐而贴切地给这个沙龙送了一个雅号:“古物陈列室”;另一个以古瓦西埃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集团,这个沙龙和前者有同等的势力,而且“更有朝气,更为活跃”。这两个沙龙互相仇视,明争暗斗,前者以其高贵的身世蔑视后者,后者则以其实力决心打垮前者。显然这正是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缩影。结果古瓦西埃借金钱力量打败了爱斯格里翁。古瓦西埃曾气势汹汹地喊道:“这是法兰西的问题,这是国家的问题,民众的问题……但是这些雪崩倒了下来,粉碎了,压埋了贵族先生们。你们要恢复旧日的秩序,你们要撕破旧日的约法,这张写有我们权利的宪章……”,“当民众看见贵族们……走进重罪审判所的时候……,有名誉的下等阶级要比不名誉的上等阶级还要值钱。”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慷慨激昂的檄文。巴尔扎克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资产阶级进攻的决心和勇气,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贵族的失败和灭亡。尽管他竭力强调侯爵一家的“高尚”、“正直”,古瓦西埃的阴险刁钻,但他还是写出了爱斯格里翁家族不可挽回的衰败命运。古瓦西埃这位外省工业界领袖、银行家向爱斯格里翁的妹妹求婚不成,就引诱侯爵的独生子维克社尼恩伯爵,先让他在家乡胡作非为,后又抓住他在巴黎国挥霍亏空透支巨款,伪造票据的把柄和罪证,把他送进监牢。当侯爵的忠仆跪倒哀求古瓦西埃撤诉时,他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条件之一就是要伯爵娶他的外孙女。古瓦西埃逼婚不成,法院判决又是败诉,然而最后得到完全胜利的却不是侯爵而是古瓦西埃:维克杜尼恩伯爵由于无法偿还欠下的大量债款,在父亲死后一周就同古瓦西埃的外孙女成婚了。
古瓦西埃逼婚的胜利不是单纯的个人的胜利,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古瓦西埃的求婚、逼婚,有明显的阶级功利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贵族平起平坐。古瓦西埃之所以要坚持对侯爵的独生子进行法律制裁,是为了让贵族们知道:“在这里存在有一个法院、法律,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和他们相等而能够抑制他们的小贵族!”同时也让民众知道:“有名誉的下等阶级要比不名誉的上等阶级还要值钱!”古瓦西埃曾提出宽赦伯爵的四个条件,那四个条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渴求在政治上、社交上和婚姻关系上同贵族阶级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诚然,古瓦西埃的官司打输了,说明复辟时期贵族在政治上还是有力量的,还是可以借助国王和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然而古瓦西埃的逼婚最终获得了成功,证明了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终究敌不过资产阶级,也说明了国王和法律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纷争中可以挽救贵族的名誉,却挽救不了整个贵族阶级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命运。维克杜尼思的情妇莫夫利额士公爵夫人说得好:“当我们是在19世纪的时候,你们难道要留在18世纪的时代里吗?亲爱的孩子们,以后不会再有什么贵族了,现在只有权势。拿破仑的‘民法’已经毁了爵位,正如大炮已经轰倒了封建社会一般。只要您有钱,您就可以变得比现在更为高贵。您可以和你所要的女人结婚,维克杜尼恩,您可以使您的妻子变成贵族,那,这就是法兰西的贵族所剩下的唯一结实的权利。”由老一辈贵族组成的“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了,新一代也被资产阶级所腐化。这一历史真实被形象地勾画了出来。
《苏城舞会》通过贵族小姐爱米莉非贵族不嫁的悲剧以及她的父亲德·封丹纳伯爵如何在形势逼迫下让3个儿子2个女儿与暴发的资产阶级联姻,既维持了家庭门面,又使子女获得了生活的幸福,反映了社会生活发生的历史性的变革,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贵族只有屈从资产阶级才能从没落的困境中脱出,否则就是自取灭亡。爱米莉小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揭示了贵族社会日趋没落的命运。
《农民》是巴尔扎克描写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生死决战表现得最深刻、最激烈的一部作品,直接描写复辟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以高贝丹、苏德利、里谷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联合农民,狠狠打击贵族地主蒙戈奈伯爵,终于逼迫他拍卖了艾格庄。作品充分体现了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不仅反映了农村资本主义战胜贵族地主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农民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在巴黎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的情场轶事,到了对现实生活洞察入微的巴尔扎克笔下,也同样染上了时代的色彩,刻上了阶级的印记。名门贵妇鲍赛昂夫人的盛衰史也是与贵族阶级的盛衰史紧密相联的。她在《高老头》中的情场失意,被资产阶级小姐所击败而被迫离开巴黎,是贵族厄运的写照。在《弃妇》中,卡斯顿男爵来到鲍赛昂夫人隐居的诺曼底,因慕其声名姿色而热恋她,并一起度过了9年。但是卡斯顿经不起4万法朗的诱惑,终于抛弃了她而娶了他并不喜欢的罗地埃小姐,“财产安慰一切”。贵妇人再一次受到社会的弃绝,败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就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妇女靠金钱击败了贵族妇女并代替他们活跃在上流社会。
但是,贵族的殒落毕竟使巴尔扎克黯然神伤,他对曾寄托莫大希望的同盟者的灭亡深表同情。鲍赛昂夫人被遗弃后,在“告别”舞会上,全身穿着白衣服,头上简简单单地盘着发辫,没有痛苦,没有高傲,也没有假装的欢乐。她安闲静穆,好似象征母性痛苦的希腊大理石雕像,犹如古代罗马含笑而死的斗士,整个上流社会都来跟母后告别。巴尔扎克对鲍赛昂夫人的不幸下场无限忧伤,唱出一曲无尽的挽歌。然而同情毕竟是同情,悼念友人常常是为了感怀自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巴尔扎克对贵族阶级灭亡的哀痛,恰恰反映了保守的中产阶级对自己理想破灭的惋惜和感伤情绪。
与封建贵族没落的画面相对应又相交织的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迹图。巴尔扎克给贵族形象涂抹上可笑和“可怜”的色调,而在资产阶级脸谱上却着力勾勒了“可憎”和“可怕”的线条。从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到投机商葛朗台,从贵族的管家高贝丹到银行家纽沁根,一个个都是贪婪无耻的恶棍。高布赛克靠放高利贷逼得数以千计的人破产,自称是巴黎“无人知晓的国王”、“命运的主宰”。他以金钱的力量征服了巴黎,统驭着巴黎,很多贵族男女不得不跪倒在他的脚下。他竟无耻地表白:“你不知道,当我观察到人们破产与灭亡的时候体验到何等巨大的愉快!”在人们痛苦与危难中,他掠夺了700万法郎财产。《红色旅馆》中的泰伊番图财害命,又嫁祸给他的同学、好友,使他们做了他的替死鬼。《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的银行家杜蒂埃偷盗主人,又搞阴谋使主人破产。高贝丹是“最凶恶的坏蛋”,他有权“可以任意根据共和国法律”使人倾家荡产。银行家纽沁根的心狠手辣是不露声色的,他能把整个巴黎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能在一夜之间让多少人家破人亡。
巴尔扎克通过一系列本质相同而形象各异的资产阶级人物真实地再现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发展史。高布赛克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以单纯的高利贷方式获取利润,而不懂得商品的流通和资本周转。葛朗台虽然和他一样贪婪吝啬,但在发财方面却要比高布赛克高明得多。商业投机和高利盘剥是他的主要手段,他还参加证券交易,他已懂得在流通中求得资本的增殖。银行家纽沁根则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产物,他的发家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不仅用资金的不断周转来获取巨额利润,而且还制造假象,散布谣言,在股票的涨落中投机取巧,牟取暴利。“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他身上已经没有早期资产阶级守财奴的特性,他过的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豪华生活。巴尔扎克揭示出这是一批具有更大寄生性、更大破坏性的剥削者,吮吸千百万人的鲜血暴发致富,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发迹史,他们的每个金币都充满了血腥气息,都是由罪恶凝成的。
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它揭示了资产者财富的多方面的来源,鲜明生动地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发迹史和贵族阶级的迅速衰落。小说以外省“暴发户”葛朗台的家庭生活与剥削活动为骨骼,以他的女儿欧也妮的婚事为中心,展开各种戏剧性场景。为了金钱,葛朗台迫害欧也妮,银行家的儿子阿道夫和特·蓬风所长追求欧也妮,查理抛弃欧也妮。“家庭的苦难”一章是全书的**,葛朗台在黄金的狂欲中死去。在最后一章“结局”中,作者满怀悲愤之情指出,欧也妮始终“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盘算”。小说颇有风趣地借一个吝啬鬼的故事,针砭七月革命所带来的金钱统治腐蚀一切的恶果,这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还是一个创举。不知道贪吝、狡黠、冷酷的葛朗台的身世,就无法掂出他的发家史的剥削份量,也无法理解构成他的精神世界的社会历史根源。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葛朗台只是索漠城的一个普通的箍桶匠。在大革命中,他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用自己的现款和妻子的陪嫁贿赂标卖监督官,三钱不值两钱地买到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他当过索漠城区的行政委员,貌似关切革命新潮的“共和党人”,把某修道院上好的草原弄到了手;他当过拿破仑的区长,利用职权,假公济私,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房产和地产登记的时候占了不少便宜,曾借用职权经营葡萄园与极品好酒。拿破仑称帝时他虽丢了官,却财运亨通,他从岳母、妻子的外公和自己外婆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又从法劳丰侯爵那里廉价买进一整套良田美产,通过毁约卖酒、抛售黄金、高利借贷、公债投资、囤积居奇等商业上、金融上牟取暴利的各式各样的投机倒把活动来使财产增殖,并常使别人濒于破产,索漠城的居民“个个都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甚至巴黎人、荷兰人也会受到他的捉弄。经过贪婪积累与巧取豪夺,葛朗台在临死前拥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总值,已达1700万法郎。巴尔扎克确实深知“金钱在悭吝鬼手中是怎么一个长法”。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迹史,充满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葛朗台的历史说明,当时的资产阶级“新贵”是依靠侵占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与剥夺人民财富发家致富的。葛朗台在发迹过程中,越来越没有事非之心与羞恶之心,他的一切信仰都以金钱利害关系为基础。拿破仑和波旁王朝都不过是他那黄金秤上的最小的砝码,他搞政治投机,正是为了经济掠夺,他那如“虎”似“蟒”的理财本领,使他无往而不利,简直成了金钱的上帝。在绝对致富欲的驱使下,他表现得贪婪、狡狯、阴狠而又极其吝啬。他对妻子、女儿、侄子毫无感情可言,一切以金钱为原则,胁迫女儿放弃财产继承权后,厚颜无耻地说:“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做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他对女儿的全部的“爱’嘟包藏在“遗嘱”里:“把一切都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他告别人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想把神甫送他亲吻的镀金的十字架抓在手里,结果要了他的命。葛朗台生前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奴役别人,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受金钱和致富欲的奴役,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一切。
查理也是一个金钱欲和致富欲的奴隶,对葛朗台的形象有烘托、补充作用。他的发迹史和他伯父的发迹史一样,充满了血腥罪恶。他比葛朗台更阴险狡诈,凶狠毒辣,荒淫无耻。他们的财富的增长与性格的发展,体现了资产阶级暴发户依靠掠夺手段发家致富的共同规律以及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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