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书义在《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里这样描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他说：
十七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汉、唐盛世并不逊色，但是它处的世界形势却大大不同了。因在清王朝建立的同时，欧洲已经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十八世纪后半期，当西欧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古国就明显地落后了。那时，刚好是清朝的乾隆中叶，这个王朝正循着历代王朝的旧有轨道，走向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十九世纪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带着血腥气蓬勃发展，而清朝经历了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更加腐朽衰败，江河日下了。
这里的描述，很好地给我们介绍了曾国藩所处的国内环境。其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走下坡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的2/3，但是国力却远远不及英法等国。用先进的近代工业成果武装起来的西方诸国，轻轻松松就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清朝国内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在贵族地主手里，皇帝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政府、军队极其，各级官吏，招权纳贿，无恶不作，贪污成风。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鹰鹳徧野，豺狼噬人。”军队的更是触目惊心，战斗力几乎为零，未见敌人就跑的现象比比皆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各种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时烽火遍及黄河以南。曾国藩自从1853年底创办理团练，到1860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军。这一阶段，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交活动，所有的外交言论主要见诸于与朋友的书信之中，只是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担任两江总督以后，“朝廷依之为砥柱”，遇到外交上的事情就主动下谕征求他的意见。比如购买轮船、借洋兵助剿、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等重大问题，都及时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对这些问题，曾国藩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
国内社会环境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当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同时爆发，处理两个矛盾反生冲突时，需要作出谁先谁后、谁轻谁重的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面临着两面作战的现实。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目的是灭亡清王朝，而英法的目的重在利。要达到消灭太平军的目的，必须安抚英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攘夷必须安内”的外交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清政府和英法签订了城下之盟。
从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形成，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外交领导力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是畸形性、过渡性、摸索性。所谓畸形性，就是指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是在长期以来清朝闭关锁国、不与西方国家交往、英法等侵略者用坚船利器打开我们的国门，强迫当时的政府与他们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外交，外交活动不是正常在主权国之间开展，带有逼迫性、胁迫性，外交不能按照清政府的原则与要求开展。过渡性是指曾国藩式的外交是特殊时期的外交，过了那个特殊的时间，新的外交理念、手段就会替代之。摸索性是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从零起步，一切都处于未知状态，需要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保护了国家的利益，也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现实出发，还原历史，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真实了解曾国藩的外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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