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自古驭外之法，在太平之日则虑损国威，当有事之时则虑开边患，盖内地之寇未除，则外患力难并营，势使然也。”国家太平，处理外交事务，担心国威受到损害；国家危难之际，又担心产生外患，引起战争。因此，内部忧患没有解决，很难同时消除外患。
弱国外交领导术的形成
1870年八月初七，曾国藩接到调补两江总督的上谕的同一天，给朝廷上了一道《海疆要缺择员署理折》，折中阐述了他办理外交事务的基本态度。他说：
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全，鲜克有济，所为盘根错节之区，尤贵有适时应变之具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形成了“言势”与“言理”两种处理外交事务的观点。言势的人，过分强调外国势力的强大，讲究消弭灾害，一味强求不与外国人构恶。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忽视立国根本，不顾百姓疾苦，苟且偷安。虽然不至于与西方国家立即决裂，但是时间一久，国家、人民就会疲惫不堪，无法振作自强。言理的人，要求打击西方侵略者，一洗鸦片战争之耻辱，但是他们不能知彼知己，不能准确估计对手与自己的力量，不能统筹全局，徒有虚名，按照他们的想法办理外交事务，将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害。这两种态度都是偏颇的，真正用到治理外交事务中，危害大于利益。
曾国藩主张“理势并审体用兼全”，既要讲理，又要讲势；既要讲究根本，又要讲究形式、手段，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形势“盘根错节”的地方，更加需要有“适时应变”的才能。“理势并审体用兼全”，讲究灵活变化，就是既要坚持攘夷的正论，报鸦片战争之耻；又要充分认识到当时国家贫弱、外国强大的形势；既要讲究自立自强，讲究国家利益，又要讲究外交的形式、手段、方法，对待不同的外交事务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应该是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基本点，也是我们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立足点。这种观点，看上去是给言理与言势者各打五十大板，有些中庸的味道，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