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国思想、大国意识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可谓根深叶茂。他在1841年1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在这篇日记里，他直接将英吉利称做“逆夷”，将他们当做“犬羊”，认为他们的性情就和犬羊一样贪得无厌。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小国，堂堂大清王朝，是不值得“天讨”的，只需派一大臣去“查办”就是。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他认为：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干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议抚之使，系伊里布、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广东代弈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从曾国藩这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作为一个普通翰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但掌握的情况不全面，也不准确，或许和一个普通的北京百姓掌握的情况差不多；二是他对国家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认识，并且为之忧虑；三是他对和约签订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签订合约是不得已，而且对此抱有幻想，认为只要“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那么“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至于赔款多少是无关紧要的。没有意识到《南京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另一个看法是认为“夷情志在通商”，志在得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国藩从老家复出，再一次担任湘军统帅。这位在老家反思了一年的湘军统帅，虽然在为人处事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西方列强的认识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他在咸丰八年正月初十写给郭崑焘的书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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