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1844年，为战略进攻阶段。其特点是湘军刚刚组建，全军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锐气可用；太平军的主力集中在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兵力相对薄弱。曾国藩水陆俱进，兵种齐备，战斗力强，虽然有靖港、岳州（岳阳）等小败，但是没有伤筋动骨，所以能够一鼓作气肃清湖南、光复武昌，并且取得了田家镇等胜利。
第二阶段，1855年到1861年8月，为战略相持阶段。总的特点是湘军势力由弱变强，所占地盘由小变多，由疲于奔命到逐渐占据优势，最后湖北、江西依次逐渐肃清，战略重点转移到皖中、皖南、赣东北；太平军势力由强变弱，先后有石达开、韦昌辉、黄玉昆、黄文金（守湖口）、赖裕新（受瑞州）、林启荣（九江）以及杨辅清、李秀成等麇集于此，投入兵力由开始的七八万人发展到十多万人，以至于二十多万。这一阶段，双方攻防不断换手，湘军战败与死亡的高级将领有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曾国华、彭三元等，有湖口、崇阳、三河之败、九江之挫，官军有1860年3月江南大营之败等。小池驿、特别是安庆等重要战役的胜利，标志湘军反攻的开始。
第三阶段，1861年9月到1863年6月，为战略反攻与全面进攻阶段。湘军全面向长江下游推进，北面收复合肥、中间进驻雨花台、东面李鸿章进扎上海、东南左宗棠进入浙江，太平军全面防守，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进攻能力。除1862年秋，发起历时40多天的对雨花台曾国荃军的大规模进攻外，再无大的进攻动作。终于湘军、淮军在1863年底到1864年夏，相继收复苏州、常州、杭州，并最后攻陷金陵。
湘军由偏师而主力，由一域而全境，由局部的胜利而取得全局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结果，是战争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是洪秀全、杨秀清战略思想和太平天国政体设置的失败。洪、杨在1852年攻克武汉后，没有挥师北上河南、河北，进攻北京，攻打清朝的首都，而是折而东下，定都南京，将自己圈定在一个极其不利的极小范围之内。为了巩固天京的核心地位，迫使自己在万里长江与清军展开无谓的争斗，而仅仅以林凤祥率偏师北伐，给了清朝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清政府能够从容不迫的组织军队，来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设置的政体是封建皇权与神权合一，其中神权占主导地位。总的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不合时代进步潮流的。特别是它复杂的封王体制，最容易引发权力的集中与内部的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石达开的愤然出走，就是这种体制弊病的具体体现，极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给了湘军以绝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曾国藩高超的攻防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湘军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力量就很强大，也不是一组成军队就善于打仗。它有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曾国藩善于进攻与防守。进攻可以一鼓作气，防守则可以蓄气待机。1854年，湘军乘成立之初、斗志昂扬的初气，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肃清湖南、攻克武汉、荡平田家镇，显示了进攻的巨大力量；然而这种好机会没有持续多久，到1855年初，湘军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进攻步伐立即停下来，一万多湘军辗转于赣、皖、鄂，或攻，或守，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太平军进入全盛时期，湘军进入最困难时期。一是湘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面。二是统一指挥权没有完全形成，进入江西后，曾国藩可以指挥湘军，江西、湖北巡抚以及朝廷都可以指挥，曾国藩真正可以自己指挥的只有李元度率领的一支，只有几千人。这种混乱的指挥体系，往往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甚至朝令夕改。三是地方政府不配合。他们对湘军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支“客军”的基础上，很多方面不给予积极的配合，甚至“掣肘”。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正确的作战方略，将战争的目标始终锁定在剿灭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上，坚守江西战场不放松，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太平天国由进攻转为防守，最后被消灭的过程，正是湘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被动变主动的过程。镇压太平天国，是湘军的成名之作，也是其终身成就奖。这场战争最后能够以湘军的胜利而结束，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曾国藩善于指挥战争，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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