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国藩自二十五夜失去座船，暂驻陆营。本拟另办一船督饬水师，不图逆党上窜，既不能分军回剿；风波突起，又不能不往修理。而自浔至汉数百里江面，将复为贼所有，曷胜愤懑。细思臣等办理错谬之处，盖有二端：武汉当留重兵驻守，并当留战船数十号以为后路声援，兹因江汉无战船，致使贼匪乘虚上窜，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饷道，弁勇冒险轻进，致轻舟百馀号陷入内河，一军分为两截，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击形薄弱，其失二。
1854年虽然曾国藩捷报频传，但是问题也不少。攻下武昌后，没有建立武汉为中心的上游根据地，致使武汉以及湖北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更为惨痛的是在回援湖北中，著名干将罗泽兰战死，给湘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战略进攻上，急躁冒进，九江没有攻下，就急于攻打湖口，特别是一些下级指挥官，轻易冒进，与主力失去联系，兵力分散，战斗力减弱，导致失败。一天晚上，石达开指挥太平军水师偷袭曾国藩水师，当时曾国藩坐船周围战船少，仓促应战遭到惨败，连他的座船也丢弃了。他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投水自尽，幸亏被人救起。这次失败后，很多人要离开他，他拿出路费，说：你们都回去吧，我留在这里，等我好转了，你们要来我欢迎。要走的人受到感动，很多又留了下来。进攻湖口、九江都是轻率的行为。当时太平天国处于全盛时期，著名战将很多，如石达开、林启荣等集中在江西一带，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顽强的战斗意志。曾国藩没有仔细分析形势，过分相信军队的“一鼓作气”，一味的猛攻猛打，从而出现湖口之败、九江久攻不下。
他总结说：
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唯荀铦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望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
后来的很多战役，曾国藩都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了战争的胜利推进。安庆、金陵攻城之战，曾国藩采用的正是这一领导术。具体做法是逐渐用深沟长壕、精兵强将包围城池，重点打击外部援兵，直到城中再无粮草、城外再无援兵，才开始发动对城市的重点进攻，并且一举攻破。
善于凝神聚气，形成合力，也是曾国藩使用“气”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讲究团结、维系民心、集中兵力、坚守蓄气等四个方面。1854年底他在上给咸丰的奏折中不无自豪地说：
臣等一军……特耳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合，水与陸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曾国藩最看重民气问题，他爱民有所取舍。他说：“民宜爱而刁民不可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刁民一词，曾国藩没有解释，但是据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刁钻古怪，言行不合礼义、反对官府的人。在爱民上，曾国藩要求“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这个要求的基础是诚信。在能战、爱民、敬绅的关系上，强调“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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