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军队应该拥有、保持的勃勃生气，旺盛的战斗力，战斗意志。主要有“新气”、“朝气”、“初气”、”锐气”、“正气”、“方新之气”、“常新之气”、“忠义之气”、“振奋之气”、“勇气”、“一往无前之气”等等。如他所说：
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唯荀铦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
这里，曾国藩就讲到“有余不尽之气”、“初气”、“气”、“锐气”、“用气”等不同形态的气，其侧重的含义略有不同。比如军队早晨列队出门寻找战机，士兵经过一夜的休息、又刚刚吃了早餐，加上对要去执行的任务的好奇、向往，急于立功的，以及领导者的鼓励，士气高昂，战斗强烈，这是“初气”、“新气”、“朝气”、“方新之气”等。“忠义之气”、“振奋之气”、“一往无前之气”，更多的体现了“气”的质地，凝聚了思想、道德的内容。他认为：“惟军旅之事，必有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毫无瞻顾之心”，是指“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曾国藩赋予勇气以道德的内涵、正义正气的内涵，他的军队有“常新之气”，能够较长时间保持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能够团结一心，够结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认为军队长期积累的恶劣风气，是严重影响与损害军队战斗意志与战斗力的歪风邪气。主要有“暮气”、“旧气”、“惰气”、“浮气”、“骄气”、“习气”、“惰弱之气”、“ 久疲之气”、“陈腐之气”等等。他认为，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时间一久，各种不良的习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滋生出来。湘军到了后期， “暮气”、“惰气”、“久疲之气”越来越重。有一段时间，湘军由两支部队驻扎在皖南祁门一带，这里是太平军进攻的重点，经常打仗，有个叫唐桂生的湘军将领产生了骄矜之气，看见别的友军出门打仗不配合，友军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出手相救。对此曾国藩很恼火，很气愤，多次写信、写批文批评唐。在曾国藩的批评教育下，唐的态度有所好转。
曾国藩认为有些客观因素也是造成团队精神衰竭的原因。军队中最害怕的就是疾病流行。1862年5月曾国荃举兵进扎雨花台后，军队中流行疾病，死亡人数高达1万多人，进兵宁国一带的鲍超部，因疾病而死的过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死于疾病。疾病对军队的影响很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也能打胜仗，打恶仗，究其原因，与曾国藩平时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上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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