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两张王牌、两柄利剑，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大胆放心、毫无顾忌地去做事。他的刚毅的办事风格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他将重点放在两件事上，下猛药出狠招加以整顿。
第一件事是杀土匪。所谓土匪是指当时遍及三湘大地的各类会党，包括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太平军刚进入湖南的时候，就有一批会党响应起义，参加了起义。浏阳征义堂，有两万多人，拥有自己的武装，首领周世虞，在太平军经过湖南时，也和太平军联络过起义的事情。这类会党对国家政权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他们很可能成为推翻当权者的重要力量。因此清查会党，的确是第一要务。还有就是一些危害百姓的不法之徒，包括游勇、逃兵、教匪、盗匪。他指出：
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实效。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环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锋起？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馀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
一个地方的不稳定，其实是当官的纵容出来的。小问题不处理，慢慢地积累成大问题，难问题，棘手的问题，盛世、太平世界就会变成乱世。对于乱世，曾国藩深知重典的重要，因此主张 “用重典”、 用“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他对咸丰说要“拿获匪徒，立予正法”，下令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他强调：
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蒋械抄抢署，格杀勿论。
在打击对象上，曾国藩突出重点，只杀首要诸犯，其他的不予追求。方法上，他认为省府衙门办事程序复杂，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按照他的思路，避开一切常规手段，采取战时管制措施，“现在设法购拿各劫案首要诸犯，至则立予磔死，不复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首犯一经拿获，立时枪毙。他创造性地设了一个提审局，负责案犯查处，要求所有抓到的案犯一律送到提审局，从速、从严办理。短短四个月，杀了137人。曾国藩的重典治疗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整个湖南基本上安定下来，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曾剃头”、“曾屠户”的恶名。他避开湖南官场的非常规做法，得罪了湖南官场，为骆秉章、徐有壬等人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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