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之吏治，……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馀，未曾坐堂一次、讯结一案者。又因连年用兵，差摇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今虽军事大定，尚复派修城之资，索前欠之费，诛求无已。大吏过于宽厚，罔恤民艰。形溃政出多门，相忍为国。劣员于此处败露，方惧严参，而彼处钻营，反得优保。是总督之事权不一，属僚之径窦愈多。玩上则簸弄是非，虐民则毫无忌惮。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
孔子曾经痛心地说：“苛政猛于虎。”晚清时直隶的政治，不仅仅是苛，更主要的是腐，司法、官员，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对于这样一个、混乱的官场，曾国藩提出的解决措施是“严立法禁，违者重惩”，“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他参劾了一批官员，又从其他地方调了一些官员来任职，颁发了告直隶学子书，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积案的处理，不到一年的工夫，办理积案一万多件，直隶政风为之一变。他曾经颁发了一个《劝诫州县四条》，其中第二条专门就“严刑”提出具体要求。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即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反映了曾国藩“严刑”的思想，他以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治理国家采取严刑为例，指出严惩恶人是地方官的职责，是明白是非、伸张正义、爱民安良的表现。地方官要是不严格执法，不按时处理案件，就是糊涂、懒惰，是害民。所以他强调：“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军之将。”
曾国藩是比较注重制度建设的，他认为：“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是管理军队与地方的重要保证措施。他曾经对淮军将领说过这样的话：“扎营打仗，须学霆军；规矩肃静，须学湘军。”可见他对湘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是肯定的。在湘军的管理上，曾国藩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制度，起到了有效的管理作用。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做，做了有什么危害。对于一些牵涉到军队健康发展、关系到百姓的事项，更是有严格的要求，一旦触犯，就会遭到革职、降职、枪毙等等的处分。杨复成是提督周世宽的副将，他多次侵吞军饷，总计白银624两。中国古代处理官员一般是要“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看主人”的，周世宽当时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要处理他的副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曾国藩还是下定决心，上奏朝廷要求严处。他的理由是：“不顾饷需之支绌，不恤士卒之艰苦，刻薄贪忍，涣散军心，实属法无可贷。若非明正典刑，何以儆效尤而肃众志。”吴燮和是五品衔署安徽庐江县，他办理军务，虚开票证重复报销，又以缓解百姓疾苦的名义请求朝廷缓收上年田赋，但实际上自己却“私收亩捐钱米至二三千串之多”。为了鼓励廉洁之政风以儆效尤，他建议朝廷将他“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且追回赃款。成大名手下有几位营官打仗不得力，有失职之责，曾国藩即给予严处。郭松林到淮军后，在上海娶了五房姨太太。一般的情况是姨太太娶得越多，越需要钱，工资收入有限，就要从其他途径获取。郭松林的做法就是吃空饷。曾国藩建议李鸿章对郭松林“撤营参办，追缴口粮，不宜姑息”。
曾国藩讲究督责艺术，严格处罚触犯制度的下级，但是有时也非常苦恼，力不从心。随着战争的深入，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越来越大，很多人性格中恶的方面暴露无遗，不团结的问题、贪污克扣军饷的问题、抢掠百姓的问题、军队中哥老会活动频发，军官腐化生活严重，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治理军队的一大问题。曾国藩曾经向李榕诉苦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最令他无奈的是他明明看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甚至还需要依赖这些不讲纪律的追随者来完成他的事业。问题集聚到一定程度，总是要爆发的。曾国藩离开两江总督之任北上剿捻以后，留在江西、皖南等地的湘军，以及鲍超入闽与入川部队相继发生哗变，就是后期制度管理不能到位的表现。曾国藩的苦恼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苦恼，而是人治制度下的苦恼。在人治的制度下，实施法治，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而只是一种被人的意识、人的感情、人的爱好所左右的治理，是一种畸形的治理。在这种制度下，哪怕是再好的制度、再好的领导者，也无法真正作到依法治理。所以，晚清虽然被曾国藩等挽救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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