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日：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者，过滥推荐使用人才，不爱惜国家给予的权力，是不好的表现；但是一味地谨慎，该推荐、该提拔、该使用的人才不推荐、不提拔、不使用，或者推荐、提拔、使用不得当，也是不好的。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在用人上就存在过分谨慎保守的一面，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启用人才。1854年湘军成就卓著，大小胜仗数十次，其中收复湖南、崇阳、通城、武汉、半璧山、田家镇、蕲州、广济、黄梅等。这是成绩是非常巨大的，清军从广西到江苏还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甚至规模如曾国藩指挥的任何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没有。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理应论功行赏。然而，事实是曾国藩显得“吝啬”，一年里，累计保举有功人员仅仅1107人。曾国藩不敢大胆大量保举，原因是过分谨慎。因为谨慎，生怕太滥，所以掩盖了他对推荐、使用人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战争时期，很多人出来谋事，当兵打仗图个啥？还不是名？还不是利？还不是升官？这是人们追随他的基本动机之一，看不到这一层，而对他们要求推荐、提拔的呼声置之不理，甚至指责他们是“汲汲于功名”，这样的态度，就会挫伤追随者的积极性。没有作出成绩，不推荐、不提拔是可以理解的；作出了成绩而不推荐、不提拔，没有道理说服追随者。领导者讲究公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曾国藩开始没有看到这一层，也没有把握好这一层，所以一些人才离他而去。后来，他看到并认识到了这一层，改变了用人策略，加大了军功人员保举力度，1860年小池驿战役一次保举1597人，1861年四月保举鲍超一军1800多人，安庆克服后保举人数多达3295人。推荐力度的加大，调动了三军将士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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