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战场的客观实际来作出决定。营官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临阵指挥具有及时性、临变性、方便性等特征。如果事事等待最高领导者来决定，往往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应该的损失。有些领导者喜欢大小事包揽，属于婆婆型领导者，好像只有自己亲自做了，才是可靠的，别人做，是不放心的。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很多，像秦始皇，他每天要看几十斤的公文，什么事都管，结果累得要死。等到他儿子来管理国家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父亲那样的能力、精神，干脆就不闻不问，耍他的去了。领导者要想自己轻松一些最好还是分权好。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分权制度的重要性的看重。
“复制湘军”，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一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有人认为，曾国藩组建淮军是为了替代湘军，目的是为了自保，不被清朝政府所抛弃。这种想法除政治上的幼稚外，就是对曾国藩这个人缺乏真正的认识与了解，对曾国藩分权缺乏认识。
1860年初，曾国藩就有一个想法，要在扬州建立水师，他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去办这件事。扬州在苏北，靠近安徽，他认为李鸿章去是最合适的，但最后去的是黄翼升，湘军的一名水军战将。1861年，安庆收复后，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迅速加强，信任度也随之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朝野对曾国藩寄予的希望也更高了。朝廷采纳一些人的建议，提出由镇江、嘉庆以及杭州两面进攻金陵的计谋，要求曾国藩实施。江苏人对他的期望更高、更大，上海绅士界不断派遣有名望的人士来安庆求援。作为两江总督，守土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自上任以来，他还没有发一兵一卒到江苏境内，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上海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城市，外国人在上海有兵、有民、有生意，民族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太平军加强了对江苏、浙江的进攻，新占领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常熟等地，浙江除了湖州、严州等极少数地方，大部分都囊括手中。随着外国侵略者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太平军进攻上海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一完善之地，已经成为曾国藩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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