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明史·张居正传》中有这样几句形容张居正的话："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张居正应当说是一位管理的天才，他是整个大明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有希望扭转乾坤的人。而对他的这几句评语，则明显地反映出他先进的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对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杂志社，都是适用的。可是我发现，《a》刊杂志社几乎完全违背了上面那句话的含义，所以我一直认为，《a》刊是必亡无疑的。
首先来说"尊主权"。所谓"尊主权"，说的是如何做好一个下属的问题。作为一个下属，必须对领导保持应有的尊重和服从。毕竟，一个组织机构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上下一致，同心合力。如果下属对领导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完全不拿领导当回事，领导和下属各行其是，那么这个机构是绝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的。当然，尊主权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会做领导的人。就《a》杂志社的领导来说，这一点做得是很差的。我觉得整个杂志社，没有几个人懂得如何做领导，也没几个人懂得如何做下属。比如说猩猩，作为一个领导，他没有保持一个领导应有的威严，或者说是和下属的距离感。像开车送下属回家这种事，偶尔为之是可以增加人情味，加强沟通的，但如果经常如此，就会失去在下属心中的权威感，因为这本是一个司机该做的事而不是一个领导该做的。猩猩本身不会当领导，他也不是一个好下属。比如说他打电话向大象告熊的状，这就很明显地说明他不知道一个下属应该对自己的上司抱有几分尊敬。再比如说，猴子一方面看熊不顺眼，不拿他当回事；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斑马对自己太过随意，不够尊重。再比方说，那个打电话时总是说"我们这那个猴子"的驴，就更是不懂得"尊主权"了。所以说，一群不知道怎么当领导的领导，和一群不知道怎么当下属的下属凑在一起，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来说"课吏职"的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a》刊的员工做得还是不错的，毕竟没有听说《a》刊有人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或者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抓得不严之类，而且《a》刊的杂志做得也还不错。那么，为什么在一个领导层这么差劲的组织机构中，其工作任务还是能够比较好地完成呢？大概只能解释为：做这份杂志，的确是这些人共同的期望。其实我认为，如果《a》刊的人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大家都是为了做这份杂志来的，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a》刊就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但遗憾的是，这惟一的共同点，也因为办刊理念的不同，而最终失去了它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
再来说说"信赏罚"。关于这一点，我所了解的信息不是很多，但从一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就是"稿酬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熊利用大象的力量，把原本定好的稿费降低--其实熊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就是节约成本。但熊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诚信。做人也好，办杂志也罢，倘若没有诚信，没有信誉，那么一方面你会伤害和你合作的人，就《a》刊来说就是它的撰稿人，如果我是《a》刊的撰稿人，对于这种杂志，我还愿意给他投稿吗？另一方面，对你自己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如果我是《a》刊的员工，对于一个如此不讲信誉的机构，我还呆得下去吗？我还想呆下去吗？熊一时的"节约"，最终导致的却是内外交困。
最后再说说《a》刊最最糟糕的地方。向来成功的企业或是其他组织机构，其要诀之一必然是统一的领导，即所谓"一号令"。"一号令"，一方面是统一的领导，统一指挥；另一方面则是指政策方针的一贯性。在这方面，《a》刊简直糟得一塌糊涂。大象是总公司经理，但又时常插手杂志的事宜；北京公司最高领导是熊，但真正负责办杂志的却是猩猩；猩猩有了问题不向熊说，而是直接打电话给大象；猴子是熊的下属，但对熊并不感冒，几乎是只接受猩猩的领导；熊有了意见也是直接向大象反映，大象就在他和猩猩之间和稀泥；熊感到自己实际上被架空了，于是就用发红头文件的办法来满足自己作为总经理的心理需要，但是他又经常"朝令中午改"……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个杂志社人事关系的复杂和混乱，而人事关系的复杂和混乱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促进杂志社的发展的，所以说，《a》刊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生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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