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在当时“戴袭赵书”占绝对优势的潮流中，却是一名拥戴派。他对“戴袭全、赵”的传统说法持怀疑态度，并以表彰戴震的功绩为自己郦学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戴校水经注〉》中，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反证，力图加以修正。1938年，中国的郑德坤对森氏此文，在《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发表了《〈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详尽地陈述了看法。郑对有否“戴袭全、赵”的说法，列举了对此肯定的证据十条，否定的证据五条，其中对森氏驳斥“戴袭全、赵”说法的三条结论，郑也作了意见相近的评论。胡适也是一名不随此案潮流的拥戴派。40年代后期，他对《水经注》的版本作过深入研究，陆续撰写了《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等文，为戴震辨诬释疑作了详细考证。解放以来，对这桩历史公案仍以袒赵派居众，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等书，均作如是观。然亦有经多种版本校勘，全面评析此案者，如钟凤年考证，戴校殿本虽称为据大典本所证订，实则戴氏所提问题4400多条中，其所改确与大典本相同的仅约720 条，此外明言据他书以改正者约240条，其余3000多条只能说别有所据。并列举证明，殿本乃于大典本外兼采黄省曾诸本杂凑而成，并非独采自赵校，只是采自赵本特多而已。后之学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为只是多暗袭赵校，乃由于未经就黄、吴以迄全、赵各本全对证之故，以此归咎戴氏实非持平之论。（《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 期）张重威在以诸本互校后则认为，“魏默深、张石洲、杨惺吾诸家讥谪东原伪托《大典》之说，可以毅然论定其不诬矣。至于谓东原盗袭诚夫，然亦确有出于东原之自行考订及根据归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为润色也。又有校补之处确为全氏、赵氏及各家校本之所无者，王氏各校已经说明”，谓“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默园〈水经注〉校勘记跋稿》，《学林漫录》第八集），对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赵、戴等人早已作古，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王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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