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独特的集大成的古典地理巨著，同时也是水利学、农业、考古学和文学名著。《水经注》自宋代以来。因历代传抄，已有残缺，且经、注混淆，讹误甚多，几不可读。明代朱谋（土韦）第一个为它作注，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了《水经注笺》，这在郦学研究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代”。入清后，整理研究郦注者蜂起，至乾隆时达到高峰，涌现出诸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治郦名家。但从1774年戴震自称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经注》刊出后，世人以《戴氏水经注》与大典本多不合，而多暗合于赵一清本，颇疑戴氏在四库馆得窥赵校本，其所校本，实窃赵一清《水经注释》。原上海合众图书馆所藏孙沣鼎校的《〈水经注〉跋》，最早记载了这一情况。及至后来，“戴窃赵”又引出戴、赵两家皆抄袭全祖望校《水经注》问题，而对戴震攻击尤甚，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始成郦学史上一大疑案。
金坛段玉裁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素以治小学著称，与王念孙同为“清代三绝学”之一。段氏年岁与戴氏相仿，起初他们只是论学之友，未久，段氏即师事戴震。戴震谢世后，段玉裁对当时议及其师的言论，每每为之辨护。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雪白。至道光咸丰年间，邵阳魏源列证为文，申斥段说之妄，力主戴袭赵说。
同时的张穆在其《全氏〈水经注〉辨诬》中也论定戴袭赵书。仁和谭献在其《复堂日记》中对疑案的态度，虽持两端，但亦颇疑戴袭赵书。谭献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郦学集大成者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要删》的《自序》
中亦谓戴震抄袭。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他认为，戴震厘定经注，“似非全出因袭”，而全、赵、戴三家校语多相合的原因，是由于所据的原书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相袭的证据。戴震出于名心所炽，对“郦书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笔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为错误，后人窃书之谤，亦有激而来也”。（吴泽《水经注校。前言》）此外，王先谦、梁启超对疑案则持调和态度，撰文从中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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